在汉斯·魏格尔的圈子里，策兰碰见——也许是在1948年1月20日——那个后来成为他伟大爱人的女人：英格柏格·巴赫曼。她比策兰小6岁，在策兰到来时已经在维也纳学习了一年多哲学，后来以《对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批判接受》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并于1950年3月凭着这篇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文学方面，她也颇有抱负，不过这体现于非诗体文字的写作计划[也就是后来几乎被她自己全盘否定的小说《无名的城市》，而非诗歌写作。这段时间里，英格柏格·巴赫曼和比她年长许多的汉斯·魏格尔生活在一起。可是年轻人间的相互吸引是如此强烈，在新的爱情面前，旧爱迅速褪去颜色。
在人人谈爱的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情人节福利《策兰传》2本，评论区留言写下与爱有关的事件，或是对爱情的憧憬与期待，我们将根据热度和质量，选出2位获得赠书，截止时间为2月17日。最后祝大家在2022，爱情美如诗。
魏格尔在他 1951 的作品《影射小说》和《未完成交响曲》中公布了他自己对这段“三角关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的说法。而由于无法看到巴赫曼和策兰之间曾有的大量书信往来，这两位离群索居的作家又小心翼翼地严守自己的心灵机密，所以隐藏在他们相遇背后的秘密让人无从知晓。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诗学上觅得见证——两人的诗歌和巴赫曼的文章，它们展示了这段情感经验的丰富性和其间令人心痛的矛盾，使人难以忘怀。这是借助文学而进行的通信，有交流，亦有交锋；它们开始于1948年，超越了策兰的死亡，一直延续到1973年巴赫曼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引用这些证据之前，需要特别声明，不可将此类文章混淆为严格的传记文字。但是，依两位作家自己的看法，“文学虚构和生平传记间又有着丝丝缕缕无法截然分割的关系”。在巴赫曼晚期的一篇短篇小说《去湖边的三条路》中，一位名叫特罗塔的男子和年轻女子伊莉莎白相遇：最初的日子里，她寻觅和逃避着特罗塔，他也寻觅和逃避着她。那段时光是她少女时代的终结，是她伟大爱情的开端，[……]同时也是最不可思议、最艰难的岁月，被误解、争执、自说自话、猜忌所困扰，但他至少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因为他，由于他的出身的缘故，让她意识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一个真正的流亡中人、一个无望的人，使她，一位冒险家，一位真正知道为了自己的生活要从这个世界得到些什么的人，变成了一位流亡者，因为他，在他死后，才慢慢裹挟着她同自己一起走向毁灭，因为他使她远离那些奇迹，并使她认识到，异乡即宿命。
我们应该知道，“伊莉莎白”不是巴赫曼，“特罗塔”也不是策兰，此外也要小心其间“二十多年”（引自同一段）的距离。这段小说向我们说明了此处所言的这种两难爱情的本质。英格柏格·巴赫曼不是犹太人，由于“德奥联手”，在12到19岁间，她更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国民。维也纳的经历，当然也有她和策兰的相遇，使她彻底意识到，纳粹当政的时代在本质上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杀戮，是对犹太人的屠杀；所以她和策兰的相遇，和这位“真正的流亡中人、一个无望的人”的遭遇，从一开始就潜藏着生疏，这生疏又很容易转化为疏离。由诗歌《在埃及》，我们也能看到，策兰也察觉到了这其间的关联。该诗作于1949 年初。1952年诗集《罂粟和记忆》出版时，策兰曾赠送给巴赫曼一册；赠书中，《在埃及》与其他22首诗一同都被加上了“f. D.”（“献给你”）的标注。诗中，这位与自己达成对话——“你要向着陌生人的眼睛说话：你就是水”——并模仿十诫的形式写下九大诫命的人，以犹太人的身份待在埃及，按照《圣经》的说法，即待在陌生之地，待在陌生人中。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爱情。在策兰与巴赫曼的现实交往中，这种“陌生爱情”的危险始终存在。除了他们个体间的相互吸引，两者对于德语文学语言和奥匈王朝文化传统还有着令人欣喜的共同热情，对于纳粹统治及其罪行，他们也怀着同样的仇恨态度。与此同时，出身和经历上的截然不同，又将他们永远分离：一边是被有时过于强大的负罪感所困扰的犹太人，一边是德意志—奥地利公民——虽然当时年轻的她对这一身份毫无觉察。不过他们的相遇，还是成了众多伟大爱情诗的灵感来源。策兰的诗歌作品不仅存在于有关死亡和死亡愿望的符号中，它也存在于情爱的符号间——1955 年献给妻子吉赛尔·策兰—莱斯特朗热的诗集《从门槛到门槛》也可为证。写于1948年的《花冠》是此类诗歌的典范之作。在结构经过特别安排的诗集《罂粟和记忆》（1952）中，该诗被放在两曲亡灵和声——具有强烈挑衅与渎神色彩的《晚来深沉》与（较早写成的）《死亡赋格》——之间。花冠
秋从我的手上食它的叶：我们是朋友。
我们将时间从坚果中剥出并教它行走：
时间重又回到壳中。
镜中是礼拜日，
梦中沉睡，
嘴吐出真言。
我的眼向下落到爱人的性器上：
我们相互端详，
我们说着黑暗的话，
我们相爱如罂粟和记忆，
我们睡了像酒在贝壳里，
像海，沐浴在月亮的血色光芒里。
我们相拥在窗中，他们从街上望着我们：
是让人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终要开花的时候了，
是心儿不安跳动的时候了。
是即将是时候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Ⅰ， 37）
从《圣经》到里尔克到著名诗篇《秋日》，这种“是时候了”的昭告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大都与对主的祈求联系在一起。不过，此处没有类似的祈求，这里有的是爱的行为，是一场已实现的爱情，“如罂粟和记忆”，沿着神秘的道路而下，将令人迷醉的遗忘与对死者坚定不移的怀念联系在一起，不顾死亡的恐怖，以此使“是时候了”这一乌托邦的一刻成为现实。迷人的超现实画面（如“石头终要开花”）用语言将这一刻摄下。其他一些诗，如《影中妇人之歌》、《夜光》、《远颂》、《整个生命》、《在旅途中》、《火印》、《结晶》或《安静！》（其中一些写于1948到1949年的巴黎），也以类似方式唤起了这神秘的一刻。此处，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画面的生成方式无可仿效，它们完完全全是策兰所独有的。策兰虽然后来迁居巴黎，但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与巴赫曼的交往对双方而言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直到1961年二人才终止通信。然而，对这段伟大爱情的回忆一直还是强大的。巴赫曼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玛利娜》，以一种感人至深的方式为此做出印证。她自己将这部小说称为“虚构的自传”，收录于其间的一个短篇《卡格兰公主的秘密》（，完成于1970年策兰去世前，后来又做了大幅修改。改写后，两千多年前美丽的公主和“黑衣陌生人”的邂逅一直延续到男子死亡。公主和这位陌生人有过两次邂逅，“他黑色温暖的眸子里闪着笑意，向下凝视着她”并“将她从近乎死亡的睡眠中唤醒”。诚挚的对话还有可能“公主和陌生人开始交谈，就像自古以来那样，当其中一个说话的时候，另一个就微笑着。他们说着一些明白的或是隐讳的话”。第二次相遇时，那个陌生人仍无法陪伴她，因为他必须返回他的族群，“它比世上一切族群更为古老，[……]它消散在一切风中”。之后，“陌生人的梦”又继续这个“传说”并将它引向可怖的结局。第三次，这个女性形象（现在不再是公主，而是讲述者本人）又遇见了陌生人，大家一起等待着被遣往集中营。在一次诚挚而亲切的交谈后，便是新的，也是最终的分别。讲述者（曾经以卡格兰公主的身份出现）梦见了爱人的流放，他被装在货车里穿越多瑙河——以及他的死：我的生命终结了，因为他在流放中溺死在河里，他
是我的生命。我爱他甚于我的生命。
他在流放中溺死在河里”这句简短的话，是 1945 年后德国文学中的重要句子之一。这个被时代恐怖烙下印记的人，他的身世被浓缩为一句话。它告诉我们，是对犹太人的流放和杀戮，在25年后导致了他的死亡。从梦境讲述的层面看来，这句话——流放者的队伍越过多瑙河——是说得通的，然而它更深层的真意却存于另一层面：溺死只是死亡的方式，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幸存者之疚，才是死亡的缘起。在小说的这一部分，多处引用了策兰献给巴赫曼的诗（如《花冠》和《安静！》），这让我们觉得一切有关“陌生人”的场景都暗指策兰。早在诗集《延迟的时光》的几首诗里，女作家就第一次对策兰的诗句做出了应答，如《道出晦暗》和《巴黎》。所有这些文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严肃而缜密的跨文本游戏，别有深意地留存下两位作家的交往。本文节选自《策兰传》有删改
保罗·策兰，二战后影响深远的德语诗人，1920 年生于切尔诺维茨的一个犹太家庭，父母于1943 年相继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本人于1944 年踏上流亡之途。策兰曾辗转于多个城市，最终定居巴黎。他余生都在历史和记忆的阴影下写作。1970年4月的一个夜晚，策兰投巴黎塞纳河自尽。策兰的伤痛体验始终伴随着他，这些体验如何见诸他的诗作？我们又是否应该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别看待？策兰研究专家沃夫冈·埃梅里希教授，以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准确的叙事、至诚的情感，讲述了策兰跌宕的一生，他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创作历程、情感生活、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以及二十世纪的创伤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