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局外人”
现代“技艺人”根据“理型”一样的生产模式所从事的活动，基于具体的目标和效能，用黑格尔的话说是，在为自然物塑形，这依然是奴隶的自由；马克思跟进的是“异化说”，对此，阿伦特所担忧的是“公共领域”的荒废的结果是，政治行动的状态变化没有确定性，而偏爱确定性的现代人为自身塑形的活动被遗忘了。
现代性的同质化也好，“单向度”也好，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巨大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思考活动只能在非此即彼的保守—激进位置上迁移。
阿伦特把维科的“历史进程”术语置换成“思考过程”，过程性强调丰富性和鲜活性，而认知逻辑的同一性在此必须让位于下判断。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对象性的“事情”如“世界性”氛围构成思考的背景。从时间性的绵延来看，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结论，在阿伦特这里被锚定在“犹太身份”和“欧洲身份”的认同/反认同的悖论之中，并将悖论置于两种身份位置之上，即欧洲性和犹太性——和一般学者所探讨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特殊语境之中，这两者又形成抗辩。
阿伦特围绕政治活动、政治现象和政治经验的主轴，探寻思维活动的政治性。这些思想战场被她划定为反历史主义或反潮流的，使得历史蒙太奇成为可能。在她全部的写作中，我们发现镜头反复切换：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被剪切到古希腊背景中，凸显其“我能”和“我愿”的分裂；“犹太救赎”的神秘主义又被植入欧洲现代政治框架中，强调世俗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而“制作产品的公共领域”，其非常现代的“社会性”又受到古希腊“城邦”的质疑，这场思想冒险充满戏剧性。“戏剧性”正是阿伦特强调的政治性，思考活动越复杂，下判断而不是运用现成判断的能力才有可能。
“言说”衰败的危险
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阿伦特奉为思考的典范，和其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不同的是，后者通过经典细读，殚精竭虑地试图彰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统治智慧，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知识，但这位“守护正典”的哲人在生命尽头颤动着的是“犹太神经”。阿伦特则追随老师海德格尔，注重前柏拉图的希腊经验，她细心区分了柏拉图早期对话和晚期对话的区别。在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作为“思想的产婆”（见《泰阿泰德篇》）与“哲人王”（见《理想国》）的不同在于：
熟悉柏拉图对话的人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种辩诘法，在于过程性，而没有确定的结论，这种言说活动是持续性的、当下性的，是一种“说真话”的公民风范和技艺。另外，对于“言说活动”，阿伦特常使用“意见”（doxa，接近英文opinions）的希腊含义为佐证：当下的表达，人们表达着自己所相信的。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失去了言说活动的含义，成为达至真理的思维工具。当我们把逻各斯当成思维工具运用的时候，和“彻底地谈论事物”不同的是，前者即思维是以概念为界限，达成人之逻辑的统一性，而后者更倾向于探究事物的可能性，这种探究是过程性的，那么也就要承担无限性的风险。
因此从现代眼光来看，探究事物本身就具有政治风险了，但会淬炼出道德勇气和伦理责任；另外，这种城邦式的彻底言说经验，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所劫持，更多的时候被误解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对“彻底地谈论事物”的另一种担忧，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那样，理性让人们逾越“理想”，无休止的争论使得政治联盟变得脆弱。显然，阿伦特与这位同时代的、有着同样学历渊源的哲人不同，在她看来，恰恰是追根究底的言说过程支撑着公共生活，反之，政治生活的脆弱恰恰是“言说”衰败的结果。当然现代政治学诞生于理念预设和精密演绎之中，有理由将这种言说的希腊经验当成老旧的废弃之物。现代政治学敬畏和服从理念，比如正义，并建构出一套应然秩序的理论，更多的时候这套理论仅仅存活在柏拉图留给我们的“学术园”之中。
“助产术”活在广场和人们当中，而我们所熟悉的理论方法来自晚近的自然科学，但政治在阿伦特看来是人类呼吸的空气。另外，“助产术”不仅是苏格拉底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活动，即理论生活不是独自的沉思，而是如苏格拉底那样，在众人之中躬身践行，搭建起充满思辨性和竞争性的言说空间。信念和知识、理智和启示不是选项的问题，而要在两者之间来回穿梭，让哲学为政治生活提供技艺，并“从政治这边看哲学”，而不是如“理想国”那样，从哲学这边要求政治。
正如《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并没有回答知识的性质是什么，他说自己是来帮助人们接生真理的，并围绕着知识，处理它和感性经验、信念以及判断的关系。如果处理好了这些关系，才可说“持有了而不是拥有知识”，或“鞋穿在了脚上”。因此，不管什么概念都没有能力单独地证明自身，而是让各种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持某种在场的强度。不是用理性去规定政治应该怎样，而是让如此这般存在着的政治充满异议。更进一步地，阿伦特改变了作为统治知识的“政治”概念，将苏格拉底以身作则的“知识活动”置换成了“政治活动”，那么把在众人之中言说着和倾听着的“哲学教师”打扮成孤绝的“哲人王”——正如柏拉图在叙拉古佐政的失败遭遇——就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哲学诞生于城邦生活之中，也就诞生于政治生活之中。
苏格拉底“让城邦更加真诚”，这“真诚”如何成为可能？因为在现代的意义上，“城邦”往往会被“国家”取代。如果国家如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是客观精神的话，他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所明确的是“确知”和“确信”的鸿沟，而他的哲学抱负当然是要解决“信仰和知识”这个问题，并坚持认为可以通过辩证法的运动，让信—知—思得到统一。在《泰阿泰德篇》中，显然苏格拉底比起黑格尔更为轻松地面对这个问题：作为异教徒他没有什么包袱。在城邦的意义上，比起信念的丧失，苏格拉底更为警惕的是诡辩术或法庭辩护，“让别人相信他们自己所相信的”。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阿伦特为《极权主义的起源》所补写的章节“意识形态和恐怖”所传达的：现代性的虚无主义让“意识形态”的恐怖攻势有了可乘之机。
本文节选自《阿伦特：政治的本原》，有删改
《阿伦特：政治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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