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形式系统的建构是中国文学研究中最为瑰丽的美玉，那么我们应怎样采石觅宝，运斤攻玉呢？
采石觅宝实际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自身传统深入研究的过程。一个可信的系统必须是从大量作品分析中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必须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宏观的层次上，试图套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框架是行不通的。换言之，一个蔚为可观的宏观系统，必须在精深的微观研究之基础上建立起来。微观研究似乎可以比作运斤攻玉、精斫细雕的过程，其间本山之石和他山之石最好酌情兼用，以确保能依照文学发展的内在纹理，破析出各种文体的自身体系。《采石与攻玉：蔡宗齐自选集》选入蔡宗齐教授40年来在中国古典诗歌、古代文论、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11篇，由其亲自精选并编辑，蔡宗齐教授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研究原则，以“内文化”“跨文化”“超文化”的视角审视中西文学，将中西文学理论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努力促进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深度交流。全书分为古典诗歌、古代文论与比较诗学三大部分，具体包括古典诗歌的抒情模式，句法、结构与诗境，古代文学观、创作论、理解论发展轨迹，汉字美学，解构诗学，王昌龄诗学及创作论等。本书为《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中的一种。本丛书收辑海外汉学家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单篇论文，及相关的学术性文字，尤其注重收入新近在海外发表的学术成果，由其本人编纂成集，希望能体现出该学者不同时期的风貌，为读者了解特定作者的整体学术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出自《诗经·小雅·鹤鸣》，通常被引用来说明要努力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在全球化日渐加速的今天，此语更多地用于鼓励开拓跨文化的视野，积极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思维和方法。此语的外延意义也十分丰富，包括诸多决定攻玉成功与否的因素，如对进取的方向目的定位、对本土和外域传统的审视和反思、对两种传统主次的定位等。因此，我似乎可以用此语为纲，对自己四十多年间游离于中西学界之间的治学经历作一总结，让读者了解本书十一篇选文撰写背后的心路历程，以求他们能对拙文提出深入全面的批评。在中国文学的大山中觅宝攻玉，首先要决定何为最有价值、最值得勘察开采的美玉。在当今的欧美学界（包括汉学），大多数学者心目中的美玉，都不存于文本内部，而在文本之外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之中。这种脱离文本的学术走向，无疑是七十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运动风靡学界的结果。解构主义的初期主要致力于颠覆文学作品的权威诠释，解构西方经典的体系，将历来被边缘化的作品以及文学议题提升到核心经典的地位。随后，解构主义运动的重点又移至文本之外，先前文学研究中被忽视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而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也被解构排遣，取而代之是源自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分析范式和方法，催生出许多女权主义研究、性别研究、话语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因此文学研究与各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了。就西方学术自身发展史而言，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发展。毕竟，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形式主义传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从十九世纪末马修·阿诺德有“诗歌为宗教替代品”一说，可视为形式主义之肇端，而二十世纪有英国“剑桥学者”、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诸学派相续为其推波助澜，直至结构主义将其推向顶峰，先后足足近百年之久。物极必反，解构主义的兴盛可以视为是对形式主义的必然反动，甚至是西方文学研究往前发展的不二的路径。汉学界，作为西方学界的一个分支，自然会对以解构为主导的学术潮流亦步亦趋，哪怕总是会慢半拍。如果我们检阅近年亚洲学年会上小组会议的主题，不难看到，很多中青年的学者都热衷于赶潮流，唯恐落伍。对于要为找工作、出版晋级、获得终身教职而奋斗挣扎的中青学者，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对于那些已经不受这些功因素束缚的学者而言，我觉得有必要反思，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寻觅开采的美玉。进行这种反思，似乎应该首先定位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传统是藏玉的大山，而西方文论只是有助于攻玉的他山之石，两者之间的体用关系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在自己的研究之中，我一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圭臬。这句名言在思想史领域饱受诟病，但似乎可借用来总结自己处理中学西学的原则。如果一部学术著作的基本理论框架可称为“体”，其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可称为“用”，那么我就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之“体”应该是源于中学的，而其用则是中西皆可，两者酌情兼用为最佳。一旦确定了“中学为体”原则，那就不难意识到在中国文学研究须逆西方学术解构潮流而动的必要性。与西方文学研究的状况相反，制约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不是现存有过于繁芜、陈旧僵化的形式主义理论的系统，而是各种主要文体迄今仍未有建构出能正确反映其特质以及内在发展规律的艺术形式系统。形式系统是解构主义批评赖于生存的前提，没有可供解构的形式系统的存在，又何能操起解构之刀呢？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研究之中，解构式研究只有帮助具体作品分析之局部意义，而没有推动中国文学研究整体发展的全局意义。在中国文学研究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迫切任务乃是建构各种主要文体形式的现代系统。这些系统应超越古代文论中的论述，具有高度的理论分析性，足以让中文读者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形式系统，我们才能帮助国外学者和大众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各种文体之艺术奥秘，让中国文学研究逐渐进入西方文学研究的主流。如果说形式系统的建构是中国文学研究中最为瑰丽的美玉，那么我们应怎样采石觅宝，运斤攻玉呢？我认为，采石觅宝实际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自身传统深入研究的过程。一个可信的系统必须是从大量作品分析中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必须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宏观的层次上，试图套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框架是行不通的。换言之，一个蔚为可观的宏观系统，必须在精深的微观研究之基础上建立起来。微观研究似乎可以比作运斤攻玉、精斫细雕的过程，其间本山之石和他山之石最好酌情兼用，以确保能依照文学发展的内在纹理，破析出各种文体的自身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他山之石不是现成的，需要我们从西方文学理论的他山中开采到合用的坚石，加以精心锻打，才能使之成为适用于分析中国古典文学奥秘的利器。不同的西方文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不同的问题，解释某一具体问题，但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医百病”。西方文论不宜机械地套用于中国文学，因为它们植根于截然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传统，是为探索西方文学自身特有的课题而产生的。所谓锻打他山之石，就是对西方文论融合贯通的过程。我认为，在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时切忌现买现卖、立竿见影。常州派词学大家周济认为作词要“有寄托入，无寄托出”（谭献对周说的评语）。意思是说，作词时先有一个想寄托的东西，或与政治事件有关，或与道德情操有关，但写出来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想要寄托的东西似有似无，是用在一种很美的意境里面的。此原则也应该用在对西方理论的运用上，所以我把它改为“有理论入，无理论出”。吃透弄懂各种理论后，渐渐把它们消化为自己的东西，形成一种分析问题的锐利眼光。然后，自然会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相比之下，我觉得把西方理论搬来大段大段地引用，把最时髦的批评术语挂在嘴边，是一种低级的运用。高级的运用应当是“无理论出”，即透彻理解中国的和西方的理论，不露痕迹地融合运用，形成一家之言。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语涉及了“内文化”和“跨文化”的维度，运用到文学研究，那就是“内文化”“跨文化”的视角。内文化视角是说要时时意识到，中西文学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从而具有其整体性和独特性。跨文化视角是要冲破单一传统的局限，学会从另外一个传统的角度，借用其分析方法来审视自己的传统。其实，内文化、跨文化同样适用于描述个人治学的不同维度。就治学内容而言，内文化维度是指对个体文化的自身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对两个或更多文化传统进行明显地比较，比如中国文学研究就属于内文化研究。而跨文化维度则视不同文化之比较为治学的重点，比较文学研究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样，治学语境也可有内文化和跨文化之别。例如，在中国或中文世界里研究中国文学，就可以说是在内文化语境中治学。相反，像我在英文世界中研究中国文学，就可以说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开展内文化研究。内文化和跨文化研究的交替进行，还能催生出一种超文化维度，则是指心怀“天下学问一家”的理想，努力用一种彼此平等、兼容并包的态度来看待不同学术传统，努力促进它们之间的深度交流。这三种文化维度之间的张力是促进我学术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依照治学内容和语境的变化，我的治学之路一直都充满着内文化和跨文化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下开展文学研究，我自觉不自觉地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方法，先后运用于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古代文论、比较诗学的研究之中，力图在这三个领域中逐渐建构新的形式体系。这些具体努力的过程将在各篇的小序中详细叙述，此处就不赘述。为此书写序，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恩之情在心中油然而生。一个人学术的成长并非仅仅是个人的奋斗，其中还有着许多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外在因素，而这些外因不仅会影响学术发展的走向，而且会决定个人努力的成败，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尤其如此。在时代的狂流之中一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试问，若不是七十年代末环境的变化，我还有机会上大学读书，走上予以我人生充实意义的学术道路吗？若没有祖国的改革开放，我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在持续交叉变换的内文化和跨文化语境中研究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得以摸索发展出各种微观和宏观结合的研究方法吗？同样，倘若没有高友工先生给我指点迷津，我很可能会沿着研究英美文学的道路走下去，以己之短拼人之长，虽说经过努力大概能找到一个一般的大学教职，实难以在学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想到自己历经艰苦的岁月但总是碰到好运，我更觉得惟有永葆学生时代的童心和激情，以“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那种精神去从事内文化和跨文化的学术研究，去推动国学和汉学之间超文化式的深度交流和融合，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非此是无以报答上天对自己的眷顾的。最后，我要向张宏生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能入选张教授主编的《海外汉学家自选集丛书》，自己感到无上荣光和莫大的鞭策。此书文稿整理完毕之际，心中的使命感尤为炽烈，觉得又走上了学术和人生的新起跑点，矢志要在有生之年为建构中国诗歌、散文、文学批评的体系作出更多的贡献。《采石与攻玉：蔡宗齐自选集》选入蔡宗齐教授40年来在中国古典诗歌、古代文论、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11篇，由其亲自精选并编辑，蔡宗齐教授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研究原则，以“内文化”“跨文化”“超文化”的视角审视中西文学，将中西文学理论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努力促进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深度交流。全书分为古典诗歌、古代文论与比较诗学三大部分，具体包括古典诗歌的抒情模式，句法、结构与诗境，古代文学观、创作论、理解论发展轨迹，汉字美学，解构诗学，王昌龄诗学及创作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