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友谊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有的友谊能为彼此带来快乐、共同成长并且长久保持，而有些只能短暂存在，或疏远，或遗忘，或破裂。清华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汪民安教授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出发，深入探讨了友谊的层次、特点和必要性。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无论爱情、友谊还是亲缘，都离不开：平等、互助以及尊重。
亚里士多德将友爱分为三类，一种友爱的基础是利益。两个人交朋友，是因为他们彼此能够提供利益上的帮助，正是利益的纽带让他们成为朋友。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将另一个人作为朋友，是因为另一个人对他有用。这样的友爱最经常发生在老年人之间。第二种友爱，是基于快乐的友爱。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某种物质利益，而单纯是因为快乐，是因为对方给自己带来快乐。这种基于快乐的友谊，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之间。这两种友谊的特点就在于它们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么是物质目的，要么是快乐目的。因此，这样的友谊出发点与其说是从对方考虑的，不如说是从自己考虑的，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利益或者为了让自己获得快乐。显然，这样的友爱并不具备必然性和永恒性，它容易破裂，“如果相互间不再使人愉悦或有用，他们也就不再互爱”。第三种友爱与上述两种友爱都不同。它是前面两种友爱的进阶。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友爱是友爱的最低阶段，快乐的友爱可以克服这种物质的实用性，因此要比它更高级；但是，第三种友爱，则是对前面两种友爱的目的的克服，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真正的友爱。对前面两种友爱，亚里士多德只谈到了它们的效果或者目的，也可以说，正是效果或者目的决定了友爱的起源和性质。但是，第三种友爱，他对此界定的出发点不一样。他是从友爱双方的特点来界定的：真正的友爱双方的主体，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他们都应该是好人。这个规定是对前两种友爱定义的超越。前两种友爱对朋友双方的人格特征没有做出要求。或者说，前两种友爱的主体可以都是坏人，可以是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可以是不好不坏的人，也就是说，任意品性的人都可以获取有用的或者快乐的友爱：一个坏人可以从另一个坏人那里得到好处或者快乐。而真正的友爱的基本前提是两个朋友都应该是好人，因为双方都是好人，好人的德性也相似，那么，这样的友爱也就是充满德性和善意的友爱，只有好人才能抵达真正的友爱。好人是真正友爱的基础。但是，基于利益或者基于快乐的友爱的主体也可能都是好人，因此，除了都是好人这一基本条件之外，这种充满德性和善意的第三种友爱与前面两种友爱还存在一个根本差别，那就是：他们爱朋友主要是希望朋友自身好，也就是说，爱的目的是朋友本人，而不是让朋友来满足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友爱是一种品质（而不是感情）。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这种性质的友爱双方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些因朋友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朋友双方都是好人，交友是为了朋友好；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正的朋友的两个条件。这样的“真正的友爱”一旦形成了，它就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它是持久的。如果友爱是为了让朋友好，而不是为自己考虑，那么，这样的友爱是可以持久的。它不会像前两种友爱那样，一旦给予对方的快乐和有用性消失了，这种友爱就会消失。事实上，快乐和有用性随着人的变化随时都会消失。但因为人的德性一般不会消失，所以充满德性的好人之间的友爱通常不会消失。
其次，真正的友爱双方彼此得到的东西是相似的。两个好人之间的友爱，当然可能会对彼此有用，也当然可能会令彼此感到愉快，它可能囊括了前两种友爱的特征，但因为他们的友谊主要以德性作为根基，快乐和有用性就不是从这种友爱中获得的主要的东西了，它们不过是这种友爱的副产品。正是以德性作为根基，“每一方从这种友爱中得到的东西是相同或相似的”。具体地说，他们得到的东西都是善：“当一个好人成为自己的朋友，一个人就得到了一种善。”而快乐的友爱或者有用的友爱，它们得到的东西并不相同，它们往往各取所需，它们得到的利益和快乐也可能有差异。甚至在这两种友爱中，两个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从你那里获得了快乐，而你从我这里获得了物质利益。但真正的友爱双方得到的是相同的东西。这是真正的平等的友爱。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不会彼此计较，他们之间也不会有抱怨和争吵。再次，也是因为以德性为基础，这样的友爱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一个人的德性的了解需要时间，需要长久的相处：“只有一块儿吃够了咸盐，人们才能相知。”正是因为彼此的相知、彼此的信任，这样的友爱经得起考验，不会受到挑拨和离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友爱不可能终止。如果两个原本的好人，其中一个变坏了，那么，终止这样的友爱也是正常的。还有一种好人之间的友爱终止的可能：其中一个人的德性快速地飞跃，而另一个人还原地踏步，如果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难以沟通和相处的地步，这样的友爱也可能自然地终止。最后，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样的友爱的形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和规定，就是要共同生活。“如果分离得太长久，友爱也会被淡忘。”“没有什么比共同生活更是友爱的特征的了。”同上。因为友爱就存在于共同体中，它必须在共同生活中实现，同时，只有共同生活才能分享，才能“在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那种事情上一起消磨时光”。这样的好人的共同生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和好人相处，人会跟着学好”。而“坏人的友爱是坏事。公道的人之间的友爱则是公道的，并随着他们的交往而发展”。如果共同生活是朋友的必然相处之道，那么，一个人到底能够交多少朋友，就取决于你能同时和多少人共同生活。显然，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与很多人一起生活，因此，一个人不可能有很多朋友。“与许多人交朋友，对什么人都称朋友的人，就似乎与任何人都不是朋友”，而“比较好的做法可能是不要能交多少朋友就交多少，而只交能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么多的朋友”。这就是真正的友爱的几个特点：充满德性的好人之间的友爱；长期的不受挑拨的友爱；朋友双方得到和给予的是相同的东西的友爱；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的有限朋友之间的友爱。这种友爱的根本性质在于，它一方面是希望朋友自身好，但另一方面，“我们用来规定友爱的那些特征，似乎都产生于他对他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的期待和希望，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期待和希望。一个有德性的好人希望他的朋友不断地促进善，希望他的朋友保全地而体面地活着，希望和他的朋友旨趣一致、悲欢与共。所有这些对朋友的期待也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期待：他也期待自己不断增加善，期待自己保全地活着，希望自己与自己能孤独地相处，自己能够单独地回忆自己和享有自己，希望自己与自己能够灵魂和谐、身心一致。自己与朋友相处就像自己与自己相处一样。这样，对朋友的期待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期待。“他怎么对待自身便怎么对待朋友（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身）”——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朋友的基本定义。因此，友爱可以说就是自爱的表现。“爱着朋友的人就是在爱着自身的善。”这是一个公正的好人的特征。而坏人则完全相反：表里不一，首鼠两端，灵魂分裂，扎堆密谋，充满邪恶且满怀恨意。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既然友爱是自爱，那么，自爱不是自己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吗？上述的种种自我期许难道不是自我就可以实现的吗？也就是说，自爱，自己对自己的修养和关注，难道对个体来说不够吗？个体不能自主地自我促进吗？他为什么还要去寻找朋友呢？也就是，爱一个朋友的意义何在？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地方给出了几个不同的理由。首先，真正的友爱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为什么朋友是必需的呢？这是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己，这就意味着他肯定会帮助你，帮助你就相当于帮助他本人。朋友可以从各个方面帮助你，不仅仅是实际生活的帮助，还可以有德性的帮助。因为两个人结伴总是比一个人强。就此，“朋友似乎是最大的外在的善”。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帮助，需要被帮助，说明这个人并非尽善尽美，他甚至可能身陷厄运。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确是尽善尽美而并不需要帮助，那他还需要朋友吗？他仍旧需要朋友，对这样一个尽善尽美的人来说，他的善举就体现在他要帮助别人，也就是说，他需要朋友来承受他的善举。没有朋友，他的善举就难以实现。而善举实现不了，他就不是尽善尽美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身处厄运还是好运，无论身处险境还是完美无缺，他都需要朋友。这就是朋友的必要性。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需要朋友是人性的满足和实现。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实现活动，而实现活动显然是生成的”。也就是说，人的幸福是去活动，去行为，去实践，而不是对某一种东西的占有和获取。但是，人的实现活动、行为实践，人的这种生成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动物的生命是被感觉能力所规定的话，那么，“人的生命则为感觉与思考能力所规定。而每种能力都与一种实现活动相关，并主要存在于这种实现活动之中”。这就是说，人的生命在于感觉和思考（我们也可以说欲望和理性）。去感觉和思考，就是人的实现活动。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要去感觉和思考。他要获得幸福，就要去感觉和思考。那么，他应该去感觉和思考什么呢？他要感觉和思考好人的实践，因为好人的实践是充满德性的，是善的。只有思考好的实践，存在才是有意义的。也只有思考好的实践，他才能感觉到幸福。他本人的实践就是好的实践。他应该思考自己的实践而获得幸福。但是，一个人很难清楚地思考和看清自己，他在自我实践的同时很难去思考这样的实践。一个人囚禁在自我中是无法认知自己的。不过他可以旁观和思考他的朋友的实践，就像拉康的婴儿只有通过一个身外的镜子才能辨认出自己那样。“如果我们更能够沉思邻人而不是我们自身，更能沉思邻人的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实践，因而好人以沉思他的好人朋友的实践为愉悦（因为这种实践具有这两种愉悦性），那么享得福祉的人就需要这样的朋友。”显然，朋友在这里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朋友可以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正是借助对朋友的实践的思考，他才思考了自己的实践，因为朋友的实践也是和他一样好的实践（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他通过思考朋友的实践来完成对自己实践的思考，他也通过思考实现了自己的活动；他因为这种活动获得了幸福，从根本上来说，他通过这种活动实现了自己的人性。就此，朋友是作为一个人的思考镜像而存在的。正是因为思考这个镜像式的朋友存在，一个人的人性才得以实现。就像一个婴儿通过镜像游戏获得了自我意识一样。
本书是清华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汪民安深入探讨“爱欲”这一主题的力作。全书分为“爱欲的谱系”“转向”和“爱欲的政治”三个部分。在上篇中作者梳理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构建的“爱欲的谱系”，从真理之爱、神圣之爱、尘世之爱这三个维度，再现前现代时期人类高贵而神圣之爱。“转向”这部分辨析笛卡尔、斯宾诺莎如何在理性主义的旗号下为爱建立一个科学解释模式。下篇“爱欲的政治”分析黑格尔、海德格尔、拉康、弗洛姆、巴迪欧等关于爱欲的思想，书写人类试图在现代性中摆脱工具理性对爱的驯服，进而实现爱之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