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1972年11月16日，《世界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关于该公约历史的著作——《百川归海：〈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和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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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旃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
本书的原作是用英文写成，于2013年面世。两位作者，一位是自1987年起从事《世界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相关工作、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的克里斯蒂娜·卡梅伦教授，另一位是从事世界遗产工作几十年、曾任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的梅希蒂尔德·罗斯勒博士。本书研究时段为1972年《公约》通过前夕至2000年。作为“世界遗产口述档案项目”的一项成果，本书囊括了对世界遗产工作早期主要参与者们的采访，以便更好地详述《公约》这一UNESCO旗舰项目的缘起、初心，世界遗产体系的构成（包括宗旨、理念、准则、标准），《公约》的国际合作机制（包括规章、做法、程序、机构设置），《公约》的成就与经验，以及始终伴随的问题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公约》将各国和各方对人类遗产事务不尽相同的体会和希求，汇总到了对多元文明交融、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高品质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中。《公约》已为194国所签署（美国和以色列近年退出了UNESCO，但没有退出《公约》），共有1154项世界遗产和1700个预备项目。世界遗产已成为全球不分地域、种族、信仰和社会制度都拥戴的事物。《公约》的诞生是百川归海，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但是在实施和发展过程中，管理机构内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本书都直言不讳。其中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交由读者去评判。世界遗产这一科学体系和政府间国际合作机制，有严谨的理论体系、概念表述和实践规则，以及高度的国际政治敏感性。一些生活中常见的词语在世界遗产事务中有独特的定义。比如，“保护”，日常生活中可以用conservation、protection、safeguarding、preservation等词表达，但在世界遗产工作中，这几个英文词是不能互相替换的，因为它们不仅体现不同的内涵，而且关系到保护理念的异同。因此，翻译这部著述对非遗产保护专业的译者来讲，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本书的两位译者近些年深度参与了世界遗产事务，并在激烈的国内外实践碰撞中领悟了世界遗产工作。他们翻译得是否够“雅”，不好断言，但从专业性、政策性和可参考性评判，“信”和“达”是基本做到了。若要全面、深刻和真切地了解这一事业，这部著述是目前见到的无可取代之作。对于我国未来申报世界遗产，这本书也是权威的参考和借鉴。《世界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诞生是个复杂的故事，充满建议草案、反建议草案、激烈的辩论以及机构之间的博弈。虽然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系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遗产地这一核心目标从未被质疑，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受到文件起草机构之间博弈和外交运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领域国际交流延伸至自然资源保护领域，为《公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公约》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城市发展和环境恶化的敏锐感知，显而易见是时代的产物。1972年，《公约》通过集体行动认定和保护世界上最具重要意义的地方，是国际协议史上的突出成就。回溯历史，《公约》的诞生似乎是必然的。这份国际协议绝非某人或某团体努力的产物，而是由数十年的讨论和几个独立倡议合力催生出来的。可以说，《公约》的诞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萨拉·蒂臣(Sarah Titchen）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提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共同遗产、国际合作的概念和独特的外交手段浮出水面。蒂臣指出，1931年，国际联盟国际博物馆办公室举办的雅典会议正是它们的重要体现。它们最终也在《公约》中得到体现。作为1931年雅典会议的一部分，首届国际史迹建筑师和技术人员大会（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形成了《关于史迹修复的雅典宪章》，其中提到“国际社会对保护人类的艺术和考古遗产抱有兴趣，是文明的守护者”。蒂臣认为，国际联盟的活动传播了“应通过国际合作携手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想法，这种想法在1946年12月UNESCO接替国际联盟这些工作时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公约》由此发展起来”。20世纪40年代末，几个相互交织的倡议表明，环境保护运动正在积蓄力量。1948年，建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准备工作开始。1949年，联合国资源保护和利用大会在纽约成功湖召开，大会的组织者均为相关领域的主要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UNESCO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约翰·麦考密克（ John McCormick )在关于此事的记述中对“大多数环境保护历史学家不公地忽视联合国资源保护和利用大会”表示遗憾，并总结道，“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崛起的重要一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遗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应对工作，发起了保护特殊地点的各类行动。对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的轰炸、洗劫和非法贩运让UNESCO和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工作来避免此类损失再次发生。20世纪60年代，关于战争的记忆渐远，新的问题却出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推进，威胁生态系统和文化史迹。随着大众传播方式逐渐改善和长途旅行日趋便捷，国际机构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这一时期，创设保护世界范围内特殊地点的国际协议的动能持续积蓄，多点浮现但互不关联。两项分别涉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国际倡议同时产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环境恶化和文化损失危机意识的增强。尽管这两项倡议大约同时在分别负责文化和环保的组织诞生，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联系在一起。两项倡议相互独立却理念相似，反映了当时各国从事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之间互动日益频密，以及环境保护和国土规划领域正在形成令人兴奋的全新系统路径，也说明当时自然科学和文化学科相互隔离。正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创意方案和创新模式催生了接下来40年地位稳固的《公约》。20世纪60年代的文献和遗产工作先驱的回忆足以说明，正是充满活力的20世纪60年代，为日后世界遗产体系在概念和操作层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