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市的秘密擦肩而过
三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考验着城市的功能和韧性。当我们换个角度观察、思考我们居住的城市，是否还是那个“让生活更美好”的家园？
汪民安教授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阐述：什么是城市的秘密？城市的秘密，是经验和想象的一种奇特混合。
我要说，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一个具体的物，甚至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它不是城市内部存在的一个物化的坚核。相反，城市的秘密，它是一个虚空，一个非实体，一个关于秘密的单纯意象，或者说，它就是无。它存在着，存在于城市的每一个场所，每一片区域，但是，它又并不在任何一个场所驻足，它在不同的区域间不断地流动，当你试图接近它的时候，它就迅速地逃走，留下一片空白。
城市的秘密，编织了一条德勒兹意义上的逃逸线，它四处存在，但无影无踪。城市的秘密，实际上，存在于我们对城市秘密的想象之中。这个虚空的秘密，却有一种强大的在场功能，它激发你去探讨它、揭露它、经验它，它激发你的城市冒险，激起你的好奇心，激起你的盲动、梦想和欲望。城市，所有的美妙，都部署在这些虚无的秘密之中。
城市经验的谱系
用最简略的方式说，存在三种空间和地理组织的方式。先是18世纪之前的空间和地理组织的方式。在那里，空间或者地区，彼此之间是封闭的。这个空间和地区形式，是固定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乡村。这一个个封闭的乡村空间，匍匐在大地的每个角落，沉默无声。它们的形成和命运被各自的机缘所限定。这些无言的空间，在其内部长久地保持着安静的再生性，空间是其内部社会关系被再生产出来的框架和器皿，同时，它也构成了这个内部关系的基本支撑。
在这样一个固定的封闭空间中，人们的关系构架是通过血缘而组织起来的，血缘使这种关系牢不可破，家族中的权威自然成为这个关系的中心。这样一种家族关系，被自然的空间所降伏。这也是一个被土地和植物覆盖的空间。家族、土地和植物，这三个自然要素，编织了这个空间的组织整体。它们也成为这个空间内完整的视觉对象。由于交通技术的不发达，人们一般束缚于这个狭窄的空间内，人们的目光所及，只能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周遭的空间。由于对其他的空间缺乏感知，他们就无法对自己的空间产生反思，就缺乏空间意识，他们看到的变化只能是时间之变，只能是季节之变，只能是农作物之变。在此，只有流动递进的时间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空间变成了一个呆板的安静空间。这个呆板的空间，却成为人们的基本依赖，它不仅仅是居住之场所，还是生存之基础，是人们身体的延伸。
这个封闭的相对隔绝的空间，恰恰和人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关联。人们愿意将这个空间——这个充斥着植物、土地、河流的空间——看成自己的财富、家宅和根源。他们在对这个空间的居住经验中，同空间产生了强烈的寄托性情感。通常，人们不会想到去更换一个空间，不会无缘无故地搬离这个空间，不会失去同这个空间的联系——一旦失去了同它的经验性联系，就如同丢失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海德格尔曾经告诉我们，存在一个天地人神一体化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身体和空间亲密无间。一旦被迫远离这个空间，人们的家园感和故土意识就被反复地激发，返归的愿望就会喷涌而出。空间世代的居住，演变成了家族意识、家乡意识、历史意识和根深蒂固的记忆。这是在现代都市出现之前的普遍的空间记忆，主体与空间的亲和力是它的普遍内容。人们相信，自己所在的空间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在此找到了根据，找到了归依，找到了家园，并且找到了终极性的归属：坟墓。乡愁，正是人们离开家园之后的难以适应的忧郁表达。
那么，现代意义上的聚集性城市如何形成？它如何从这样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它的标识是自然的封闭空间——中流溢而出？尽管农业社会也存在城市，但那些城市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农业社会的城市不过是被乡村包围的孤岛。它们并不具有示范和表率的主导作用，只是海洋般的乡村的点缀。现代大都市拜工业主义所赐。18世纪下半期，工业主义在英国猛然加速，它变成了一场暴风雨式的革命。这场革命震撼了自然的封闭性地理空间。在19世纪，铁路和交通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的流动变得频繁。同时，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使人口的空间转换有了内在的要求，人们频繁地从松散的乡村流动到聚集的城市。只有这样，规模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信贷才有可能，机器——无论是具体的生产机器还是整个城市机器——才会出现齿轮一样精密的分工。庞大的城市人口、中心性地域、交通、建筑、商业大街应运而生。此外，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大规模的工人聚集，直接促进了工业城市的居住空间的发展，厂房和工人宿舍的关系，成为最初的工业生产空间布局的基础，也是最初的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这是全新的生产空间。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聚集，增加了消费的欲望，并使市场进一步地扩大了。城市出现了消费空间，商业大街在慢慢形成。都市逐渐完善它的功能区分。社会分工在城市中成为必要。在19世纪，一组鲜明且日益常见的物质意象编织了新的地理版图：厂房、轰隆隆的蒸汽机、耸立的烟囱、密集的工人生活聚集区和缓缓爬动的火车。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相互关联的巨大城市工业机器，它使本来相对寂静的农业社会，变得轰鸣作响，躁动不安。工业主义，在机器的动力下，形成了一套强大的技术逻辑，它将整个城市的节奏和秩序纳入其统治之下。
工业主义催生的现代都市，颠倒了农业乡村的空间主宰地位，它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并依附于都市。都市不仅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而且在一步步地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反过来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所。我们看到，现代城市，就是现代性的光辉表征。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都市，同寂静的乡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轰鸣的机器、庞大的人群、五颜六色的商品、林立的楼房，使都市之夜永不落幕。个人不断地受到这些意象的刺激，而加剧了躁进的想象力，这些意象令人目不暇接而且充满了眩晕感。
这是现代都市的感知结构。但是，这样一种盲目而眩晕的都市经验并不意味着都市结构本身的混乱。实际上，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凯歌中拔地而起的现代都市总是被规划而成。城市的功能是规划的内在要求。这种规划，从哲学上来说，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的回声。现代性的分裂，其中之一就是人和自然的分裂。笛卡尔主义对大规模的都市建造构成一种哲学鼓舞：人将一个粗暴秩序强加给地理，这是大势所趋。都市作为一个他者对象，就会变成一个人为设计的条理清楚的空间布局，人们正是在此显示出对自然的理性主义优越感，这是笛卡尔哲学在规划、在城市化、在对地理的控制方面的表现和宰制。这也是意识哲学将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的实践地盘。19世纪的都市化过程，使理性主义表现出巨大的能力，而这一方面的巅峰，耸立在20世纪的柯布西耶的雄心抱负之中。在此，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被接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房子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居住要求是平等的，每个人的趣味和价值观是平等的——一个普遍主义的整齐划一的城市及其住宅机器在这样的信念之下拔地而起。现代主义的城市乌托邦得以构想，而且被付诸实践。在包豪斯和柯布西耶那里，城市建筑是标准化的，并呈精确的类似于监狱和仓库的几何图式——长方体、直角，简捷、明快，它们是不折不扣的标准化商品，可以被大量地复制。建筑的生产，或者说城市的生产，犹如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生产一样得以实施。触目惊心的火柴盒般的摩天大楼是它的伟大杰作。
在这样的效率和功能至上的城市中，僵硬而明快的空间是决定性的。不过，它完全忽视了人和人的交流，忽视了人对空间的细微体验。由于建筑变成了商品机器，建筑中的人同样被当作标准化的人，这样的空间和建筑思想就完全忽视了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忽视了人的内在性。人成为效率的牺牲品，成为标准空间主宰下的被动的麻木机器。在这样僵硬而单调的空间结构中，人并没有特殊的经验，空间，并非像乡村生活中那样构成人身体的一部分。于是，搬家，变成了一件无须犹豫的事情，空间场所可以任意改换，人能够轻易地适应城市中的任何角落。按照普遍原则规划出来的城市，其单调、雷同、结构上的一致性，等等，都不会让人产生归属感。实际上，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着切身感受的城市地带。这一切使城市的家园概念难以建立起来，城市根本培养不出认同感。如果说，人通常是按照地域来定义的，地域和空间的独特性是居住者文化的独特性，也是居住者本身的独特性，那么，标准化的规划正好根除了人的这种独特性。
现代城市，其空间形式，不是让人确立家园感，而是不断地毁掉家园感，不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体验关系，而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错置关系。这就是大规模的理性规划所带来的空间隔膜。这就是大城市的特征：你被漫漫人流所包围，却倍感孤独。理性化的城市设计，摧毁了地方的感受，摧毁了对人的认同感，摧毁了情感原则，摧毁了人们对环境的责任。这种理性主义，同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一结合，那些刻板的城市就不断地涌现，它们呼应了刻板的生产程序，呼应了刻板而僵硬的福特主义。在此，大规模的生产形式，集中的工厂制度，严酷的组织法则，非人化的生产环境，将它们的意象投射到比肩而立的一栋栋标准化的塔楼之上，塔楼的高耸云霄表达了盛期资本主义的乐观和自豪。
在一个规划良好的城市中，工厂、学校、商场、住宅等被确定下来。人们只能固定地在这几个框架中穿梭，只能在这些建筑物编织的街道线路中穿梭。人被束缚在有限的几个点上，并且严格遵循机器的作息时间。人变成了一个有固定线路的机器人，在城市中自动地重复，日复一日，毫无悬念，单调乏味。城市空间看上去是开阔的，无限延伸的，充满着机会和富于秘密的，但是，群众，无可奈何地只能在烟囱、厂房和住宅确立的坐标中自我定位。尽管他们置身于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的秘密一无所知。他们只是经历着城市的简单的局部结构，但经历不到结构之外的异质性，经历不到城市帷幕背后深处的秘密。被这种结构关系所确定的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意外之行。他们总是同城市的丰富性，同城市的秘密擦肩而过。同样，在规划性的城市中，建筑空间，并不能单独地获得自身的完善意义，它只有在同别的建筑空间的关系中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一个建筑空间，只有纳入城市的坐标视野中，只有在庞大的城市结构中找到一个位置，才能获得它的表意能力。将单个的空间，定位于关系领域中，这是现代城市结构部署的一大特征。这样一个有机的结构化的空间关系，将人的脚步牢牢地固定下来，他们配合着整个城市机器齿轮的运转。
现代城市空间的这种均质化和标准化倾向，无疑压制了个体的丰富性，同时，它的功能主义原则也压制了美学原则。这就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不满。存在一种对城市及城市空间的后现代想象，这种城市想象同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哲学原则一致，他们力图摧毁整齐划一的功能主义的理性城市。他们对普遍的理性居住机器充满了反感，城市不应该被确定的中心性所统摄——正如哲学不应该被一个基础本体所统摄一样。城市应该是开放的、曲折的、充满褶皱的、不断书写而又不断抹擦的。城市应该被隐晦而流动的城市踪迹，而不是明确的城市空间所标记。同样，根据波德里亚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城市和建筑的功能主义，应该让位于城市和建筑的象征性的符号学。后现代建筑恰好对非实用性的一面进行强调，它对繁杂的装饰、繁杂的耗费、繁杂的符号、繁杂的象征主义充满了兴趣。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城市和建筑对简单性与直接性保持着强大的欲望，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城市和建筑则对矛盾性与复杂性充满着毫不隐晦的好感，人们强调建筑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强调交流，强调人对空间的独特而丰富的经验。这样，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饭馆，每一个商店，都在努力寻求自己的独特性，都在标榜内部的差异性，都将人和空间的关系重新纳入自身的视野中。城市中的建筑，更注重室内，更注重装修，更注重自身对室内空间的个性改造。人们努力将空间变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就整个城市而言，人们也在寻求不同城市的独特性，寻求城市自身的符号学性质，寻求城市的象征主义。功能主义再也不是城市规划的首要准则了。空间现在要变得有视觉感，除适用的功能主义外，空间还应当成为一个表意的文本，它的“意义”，它自身的内在性，它的丰富的符号学编码，应该得到表达。这样，各种各样的后现代批评声音都指向类型城市，指向纯实用城市，指向纯功能的居住城市，指向理性主义的经济开发，指向效率至上的资本家的牟利企图（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实用功能主义的典范）。同时，人们想象的后现代之城，是一个感官之城。消费性场所取代了生产性场所，成为城市的标志。现在，人们目光所及的不再是厂房和烟囱，而是商场、银行、饭店和娱乐场所，前者从城市的地图上消失了。人们试图经验欲望之城、差异之城、混乱之城和多样性之城。人们在想象一个软城市（相对于现代主义的硬城市），在此，快感、美学、欲望、消费编织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感官王国。这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综合之城，它是互动的，离散的，没有界线的，杂色的，异质性的，多样的，非中心性的，反垄断的，折中的，亲切的，装饰性的，点缀性的，它是博尔赫斯式的文本——用詹姆逊的说法，它是一幅不可测绘的地貌图。
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埋藏秘密；只有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才能体验城市；只有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才能将城市和空间的事件刻写在身体之上。但是，到底是哪些人在体验城市？是哪些人，通过什么方式在体验城市的秘密呢？
本书是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对身体、空间等论题所做研究的成果结集，分为“身体的技术”“空间的政治”“后现代性的谱系”三个部分，共十九篇文章。第一部分的六篇文章论述“身体”在西方学术史中的地位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二部分的六篇文章是作者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身体的社会学，以及权力如何把个人的身体局限在空间之中，第三部分收录的七篇文章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各位大理论家德里达、罗兰·巴特、乔治·巴塔耶、福柯等的精彩评论，以及对后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线索的整理回顾。
汪民安教授以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考察个人身体、社会生活和现代政治的关联性，洞察细微，挖掘深入，表达精辟，会让读者对身体、对各类空间、对后现代哲学及其研究方法有更多的理解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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