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对话美国学者：中美需要“太平洋共同体”，充当“婚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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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这一集“太平洋对话”中，周柳建成（4月13日）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荣休教授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

两位教授认为，不久前的阿拉斯加对话给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了新的问题。强硬的措辞、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话结束后联合声明的缺失，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外交风格。但对于两国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是集中力量应对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二人就此展开辩论，并回答了有关“太平洋共同体”倡议的问题。

（以下为本次对话的重点内容节选，点击底部“阅读原文”可观看完整对话视频）

嘉宾 · 简介

王缉思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

大卫·兰普顿

■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荣休教授

周柳建成：有太多话题需要两位教授的参与，包括由他们牵头的“太平洋共同体”倡议，以及对阿拉斯加对话的回顾。我们就从阿拉斯加开始吧，它是两国之间具有象征意义的中间地点，2021年3月他们在那里举行了对话。这是一次内容非常广泛的讨论，但就你们二位而言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呢？

王缉思：我认为，阿拉斯加对话是拜登入主白宫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首次高级别面对面会谈，这本身就是重要的、积极的，因为它表明双方都愿意讨论彼此面临的艰难挑战。我相信他们还讨论了朝核、气候变化等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公众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公开的争辩上。我猜杨洁篪对安东尼·布林肯的那一长篇强硬回应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这很自然，因为布林肯提到新疆和香港，触及了中国人的敏感话题。就在他们启程前往阿拉斯加之前，华盛顿制裁了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官员。杨的那番话在媒体上获得数百万中国公民点赞，所以这也是他个人的成功。杨和王毅的态度符合中国官方的立场，也符合公众的心态。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表示，中国现在可以抬起头面对西方世界了，我认为这反映了一种新的外交风格，而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持续下去。
大卫·兰普顿：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演戏，两边都有自己的听众。我想，美国人是说给他们海外盟友听的。主要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必须表明它在努力，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有别于早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这也意味着在美国政坛的政治语言中，对中国会更强硬。杨洁篪发表长篇讲话后，网上出现不少语气强烈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开场发言加强了双方彼此之间的坏印象。而这似乎告诉我，会晤结束时是不会有联合声明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中美是部分竞争、部分合作的关系，那次会晤当中我们确实展示了竞争，但我没看到有多少合作。

周柳建成：乔·拜登在白宫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有一个总体目标。我不会因为这个目标批评他们。但他们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这在我任期内是不会发生的。”王教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缉思：当然，很多中国人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如果我们只把中美关系看作一种权力游戏，一种零和的权力游戏，我们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麻烦。首先，中国在经济、军事、技术、教育等综合实力上远远落后于美国。第二，中国的最终目标不应当是取代美国成为第一，而是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保护环境和提高教育水平方面做得更好。第三，我们应该进行和平、良性的竞争，看哪个国家在国内重建方面做得更好……而不是哪个国家在军事上更占优势。
大卫·兰普顿：所以，我非常同意这个一般命题：优势不仅是一个有害的目标，基本上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就算全球化没有别的，它也是让其他国家拥有了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安克雷奇会晤最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人的出访行程安排，他们去了日本和韩国。我不是批评，如果处在我们政府的位置上，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但从某些方面看，这是在集合支持我们的队伍，让我们的盟友有信心。要是看一下安克雷奇会晤之后的日子，王毅外长是去桂林，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然后去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我担心的是，我不想说我们是处在某种冷战当中，处在那种分成两个阵营的世界里，我们还不是，现在要复杂得多。就像我说的，没有谁能主宰一切。但是，现在双方都在世界各地努力营造组织，在竞争关系中拉大国作朋友。

周柳建成：你们所在的北京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院都在倡导我们所说的“太平洋共同体”，这是受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启发，是设想一个共同的事业，去力求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什么在所有可以投入的计划当中，你们选择致力于做这种特殊的努力呢？

王缉思：2016年以来，在董建华先生的鼓励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建立“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战略愿景的基础上，与兰普顿和美方人士，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一起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观点可能是，除非中美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否则区域共同体不可能达成。事实上，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恶化，今天的情况甚至更糟。所以，要是我们坐等中美关系改善的话，我们现在恐怕还在等。
大卫·兰普顿：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概念方式是，当美国和中国有自己的难题时，这些难题通常出现在中国的周边，无论是朝鲜半岛、日本，还是在东南亚。如果回顾冷战，你会发现冷战中的大规模冲突大多发生在亚洲和中国周边地区。我认为，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想法，特别是其他国家，尤其东南亚国家，是它们真的不希望看到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所以，它们多少在起平衡的作用。我想，它们总体上会推动这个体系朝着缓和、合作和关注经济双赢问题的方向发展。我不想说亚洲其他国家应当是美中两国的“婚姻顾问”，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意思。

周柳建成：我很喜欢“婚姻顾问”这个比喻。兰普顿教授，当世界蜷缩、封闭起来的时候，您出版了关于中美与东南亚关系的新书。您认为“太平洋共同体”倡议会接纳更多国家吗？会不会采取比如国家会员俱乐部的形式呢？

大卫·兰普顿：我想人们可以看看欧盟，特别是英国脱欧前的欧盟。我认为亚洲内部的差异远远超过欧洲，亚洲地区更加多样化，整个亚洲在文化和宗教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东北亚与东南亚就非常不同。所以，我并不期待这个“共同体”会像我们传统上认为的欧盟那样紧密联结。但我认为，东盟这些年越来越成功，它是按协商一致原则运作的。王缉思：当我们用美国的术语讨论亚太——现在是印太——地区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包括哪些国家。不像欧洲，对欧洲，你多少能分清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区别。但说到亚洲，有印度，甚至有澳大利亚，有毗邻太平洋的加拿大。所以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是，亚洲是什么？什么是亚太或印太？

周柳建成：中美关系未来的状态显然是全球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被认为是让人有强烈兴趣去挽救和恢复这一关系的领域。这种务实合作的方法是否非常接近亨利·基辛格博士等人的构想，即用共同目标的细化来取代战略不安？

大卫·兰普顿：我认为，美国对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的任命是非常可靠的。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认识所有的参与者。坦率说，我不知道中方的具体阵容，但解振华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气候变化负责人，我认为他是可信的。很明显，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关生存的威胁，没有美国和中国，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说还应该有印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可行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都有好的人选。
王缉思：当然，气候变化对中美合作至关重要，但还不够。即使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也有国内政治问题要考虑。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对此不感兴趣，甚至反对将气候变化作为全球合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公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中国抓紧时间制定了一个公开计划，要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但纵观整个社会的话，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审视形势。除了气候变化，我们还有其他环境问题要考虑。

周柳建成：我只愿早日达成“太平洋共同体”倡议。你们这项工作涉及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它的时间表和范围是否因为当前的疫情而有所改变呢？

大卫·兰普顿：我认为，疫情使共同体这一想法和跨国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证自明地有必要。我的意思是，看看世卫组织和对流行病信息的需求吧，我想随着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规模，越来越具有专业性，用共同体方式解决问题的观点会越来越有力，而不是相反。
王缉思：今天上午，我听到中美相互指责对方是疫情源头的新闻。这是政治化，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大卫·兰普顿：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应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流行病学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就事实进行辩论。但我们不该只是无法在源头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就阻碍在众所周知问题上的合作。

原文标题《我们越来越需要“太平洋共同体”》，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对话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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