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出版的《毫无意义：伍迪·艾伦自传》一书中，伍迪·艾伦化身絮叨顽皮的宝藏小老头，用20万字讲述了一生中的电影、创作与爱。
不同于大众眼中的“万年文青代表”，伍迪·艾伦不仅多次自嘲，还疯狂吐槽这个世界。“我可以把生命看成悲剧或喜剧，这取决于我的血糖水平，但我总认为它实则毫无意义。”
以下内容摘自《毫无意义：伍迪·艾伦自传》，稍有删改。
我不想上大学，对演艺生涯充满信心，但为了不让母亲像和尚一样自焚，我决定试试纽约大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尽管我的平均分很糟糕，他们还是录取了我。为了在大学里尽可能少干活，我选了限定课程，只要学三门科目。我是电影专业，原因无非是看电影好像既愉快又舒适。我不得不选修西班牙语和英语。像往常一样，我的第一篇英语作文惹了麻烦，老师没让我及格，他在空白处写道：“孩子，你需要上一堂基本礼仪课。你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不是一块未琢之玉。”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风格总体上是喜剧，深受马克斯·舒尔曼的影响，而显然我不是舒尔曼那种作家。我的专业课，电影，也没及格。部分原因是爱逃学的旧习惯。我会乘车从J大道到纽约大学所在的第八街，车门打开时，我会想——我应该去上课还是逃学？我会延长我内心里的辩论，直到车门关闭，余下的旅途我兴奋不已。就像很久以前一样，我会出现在时报广场，在百老汇、派拉蒙、罗克西、林迪、环形魔术道具店、有美味食物的自动贩卖机餐厅附近消磨一上午。
1960年代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下午1点钟时，我会在麦迪逊大道出现，现场写笑话。当我去上课时，我学习打鼓，保持对爵士乐的痴迷，我会坐在教室里练习脚踏鼓——左右，右左右左，左右，试图保持多合跳节奏的稳定。就这样，我的所有课程都没及格。他们决定把我扔出去。我请求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以免母亲自焚。他们说，如果我去上暑期学校并表现良好，他们会重新考虑。硬着头皮，我同意了。
在工作中，大卫·阿尔伯以某种方式与鲍勃·霍普的经纪人吉米·萨弗尔有联系或认识。出于好意，他让我为霍普试写一些材料寄过去。
鲍勃·霍普对我的意义怎么说也不夸张。我从童年起就崇拜他，直到今天看他的电影还不厌倦。不是他所有的电影，得排除后期那些，最早期那些也不够好。我喜欢的是《理发师万岁》《冒牌卡萨诺瓦》《风流傻侠》之类。是的，这些电影很傻，也不是萧伯纳式的幽默，但霍普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喜剧人物，他的表演出神入化。通常，当我像古代水手那样抓住陌生人的衣领，对霍普大加赞赏时，他们会说：“你是说那个读着提示卡、为美国大兵讲环球小姐笑话、思想陈腐的共和党人？”虽然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但那不是我所谈论的那个霍普。
鲍勃·霍普：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
总之，当我听说霍普团队喜欢我的笑话并考虑雇用我时，我兴奋不已。毕竟我是一名大学新生，随着暑期学校艰难进行，我沉浸在济慈和雪莱之中，不同意真理是美、美是真理。我也不喜欢听教授讨论普多夫金的作品或《贪婪》的结构，而是一直希望拍出《巴厘岛之路》。
差不多就在那时，我的亲戚建议我和一位非常远的姻亲阿贝·伯罗斯谈谈。伯罗斯是著名喜剧作家和导演，主要著作包括与人合著的《红男绿女》等。也许嫁到我家族的一个阿姨和他有迂回的关系。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血缘关系。“我怎样才能联系到他？”我羞涩地问道。我母亲——比巴顿将军更具侵略性——说：“你不必联系他。你知道他住在哪里。直接去他家就好。”
明知不可取，我还是穿成了赴皇室婚礼的样子，出发去贝雷斯福德。我告诉看门人，我是来见阿贝·伯罗斯的。就告诉他我是内蒂的儿子。
正要出门赴约的伯罗斯回过头来，接着和我聊了一个小时，对我的笑话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我们的一次聊天中，我告诉他，我的野心是成为一名电视编剧，他说：“你不会想做一辈子电视编剧的。”我说，那写电影呢？他说不，写戏剧。但不是所有的剧作家都想写电影吗？不是的，所有的电视编剧都想写戏剧。
我把注意力转向剧场，当时我一生中还只看过一部戏的一部分。我说“部分”，并不是说我看完一幕就离开了。我看了整部戏的大约一半。这是多年前的事，当时我渴慕学校里一个叫罗克珊的美丽金发美女。我听说罗克珊非常想看《人生曲》。狡猾的我鼓起勇气给她打电话，问她周六晚是否有空，我正好有两张《人生曲》的票，她会有兴趣看吗？可以感觉到另一端的沉默，她正被迫在极度想看演出和不得不与祖克一起看之间做出选择。最后，她选择了接受。于是我第一次看百老汇演出，就只看到了舞台右侧的演员。经纪人说包厢座时，我想到了洋基体育场或埃比兹球场，那儿的包厢座位很棒。我们看完了演出，罗克珊表现得很有礼貌。她没有抱怨，但当我们离开时，她婉拒了喝酒，并突然被一种神秘疾病缠身。我忘记了，我想她说她感染了噬肉菌。多年后，当阿贝·伯罗斯问我是否喜欢戏剧时，因为我只看了半场演出，我语塞了。但我把他的话记在心里，我不应该满足于做电视编剧，也不应该一辈子做编剧，带着新的执念，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读了每一出戏的剧本，去看百老汇的每一场首演。但是这让我好高骛远了。我的暑期学校成绩不理想，被叫到教务小组面前。他们可不是来朝凤的百鸟。更像是来啃食尸体的群鬼。这是没有幽默感的四人组，他们在那儿告诉你，你被淘汰了。我有礼貌地听着他们对我的指控，从旷课到什么都不及格。他们问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说，在我灵魂的铁匠铺里，锻造我的种族未被创造出的良知，并看看它是否可以用塑料批量生产。他们相互对视并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说我的工作很专业，与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为什么我需要心理医生？他们解释说，我在演艺界混，那儿人人都是疯子。我认为看心理医生不算最糟的想法，因为尽管我对创作感兴趣，喜剧作家生涯的开头也前途光明，加上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所有爱，我仍然经历了某种中等的焦虑感——就像你被活埋时一样。我不快乐；我忧郁、恐惧、愤怒，不要问我为什么。也许它在我的血脉中，也许在我意识到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不是纪录片时，这种精神状态就发作了。被开除后不久，有人极力推荐了一位心理医生，名叫彼得·布洛斯，尽管他人很好，对我却没有多少帮助。他建议我每周看四次精神分析师，我躺在沙发上，被鼓励说出想到的一切，包括描述我的梦。我这样做了八年，聪明地避免了任何进展。在我一生中，还看过三位心理医生。首先是一个叫卢·林的男人，他很聪明，但我轻易骗过了他，仍然安全地未被治愈。随后我看了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医生，大概有十五年。那段治疗效果更好，帮助我渡过了生命中的一些磨难，但我的性格没有真正变得更好。最后，一位备受推崇的医生试着为我面对面治疗，我仍然能够抵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我接受了多年治疗，我的结论是：是的，它帮助了我，但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也并非以我想象的方式。我在深层问题上的进展为零；我在十七岁和二十岁时的恐惧、冲突和弱点，现在仍然存在。在问题不那么根深蒂固的少数领域，在需要一点帮助和推动的地方，也许我得到了一些宽慰。（我能去洗土耳其浴，而且不必包下整间浴室。）对我来说，价值在于有个人在身边，分担我的痛苦；就像与专业选手一起打网球。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有利于自我欺骗。在最黑暗的时候，感觉到自己不只是躺在那儿休眠，像一条被动的鼻涕虫被宇宙的非理性或甚至被自己制造的海啸袭击，这感觉很不错。重要的是相信你正在做一些事。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人可能会用靴子踩在你的喉咙上，把你踩死，但你正在改变这一切，你正在采取英雄般的行动。你在自由联想。你记起那些梦。或许还在把它们写下来。至少每周一次，你要与一位受过训练的专家讨论这个问题，并一起理解那些导致你悲伤、恐惧、愤怒、绝望和自杀的可怕情绪。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幻觉，你将永远是那个受折磨的可怜虫，没法向面包师要蜗牛卷面包，因为说出这个词让你尴尬。你正在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自己，这个幻觉帮助了你。你不知为何感觉好了一点，不那么绝望了。你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戈多身上，但想到他可能会带着答案出现，就能帮助你度过笼罩你的噩梦。作为艺术界人士，我很羡慕那些相信自己创作的作品将永存并被广泛讨论的人，他们从这一信念中获得安慰，就像天主教徒的死后世界一样，艺术家的“遗产”使他不朽。这里潜在的问题在于，所有讨论遗产和艺术家作品有多伟大的人都活着，正在点烟熏牛肉，而艺术家则在皇后区的某个骨灰盒里或地下。所有站在莎士比亚墓前赞美他的人，对这位吟游诗人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而那一天会到来，一个遥远的日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到来——那时所有莎士比亚戏剧——尽管有精彩的情节和高贵的抑扬格五音步诗行，以及修拉的每一个点，都会随着宇宙中的每个原子一起消失。事实上，宇宙将不复存在，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制作帽楦了。毕竟，我们是物理学的一个意外。而且是一个尴尬的意外。不是智能设计的产物，而是，不如这么说：一个愚钝外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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