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女人的谈话，拍成了奥斯卡获奖电影！
近日，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帷幕，以美国华裔移民家庭为故事背景的电影《瞬息全宇宙》大获全胜，横扫各大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剪辑、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全部被其收入囊中。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华人影星杨紫琼更是一举创造历史，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一位亚洲影后。
当杨紫琼站在奥斯卡的颁奖台上发表获奖感言时，她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地说道：“希望所有女性，不要听信任何人说你早就过了你的黄金期，绝对不要放弃！因为每一个妈妈、女儿、姐妹……她们都是生活中的超级英雄。”那一刻台下掌声雷动，屏幕前无数女性也因为这句话而感动落泪。
杨紫琼凭借《瞬息全宇宙》拿到本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让人们见证到了亚裔女性的成长奇迹，实际上在本届奥斯卡入围影片中，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女人们的谈话》也同为女性主义题材，它在女性议题及艺术理念方面创造的深度价值同样值得更多人看到。
作为改编类电影，《女人们的谈话》源自于加拿大作家米里亚姆·托尤斯（Miriam Toews）2018年所著的同名畅销小说，该故事基于玻利维亚门诺会聚居地（Manitoba Colony, Bolivia）的一段真实故事。原小说曾被《纽约时报书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华盛顿邮报》、《Slate》杂志、《出版者周刊》等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最佳书籍。
电影《女人们的谈话》于2022年9月2日在第49届特柳赖德电影节上首映，并于2022年 12月23日在美国上映。该片在面世后不仅获得了影评人的正面评价，而且还被美国国家评论委员会和美国电影协会评为2022年度十大电影之一，获得第28届影评人选择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第75届美国作家协会奖，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女人们的谈话》讲述在一个偏僻的宗教殖民地，数百名女性长年累月遭到性侵犯，而这群野兽不是陌生人，是她们的兄弟、丈夫和邻居。为保护自己和女儿们免受更多的伤害，几代女人秘密地聚集在一个偏僻的干草堆里，为了一个目标而进行谈话：她们要决定这个群体是留在唯一所熟悉的世界里，是进行反击，还是逃离这里，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女人们的谈话》与常规的三幕式电影不同，它的场景比较单一，基本只有一个干草堆作为主场景。它的情节也非常简单，就如同它的片名一样，围绕女人们是否离开展开，只是一场谈话，形式上也更像舞台剧。电影中有大段的对白、冗长的台词，初看可能会有些枯燥和无聊，但片中对女性权力的探讨，却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该片编剧兼导演萨拉·波莉（Sarah Polley）将电影中女人们讨论去留与否的三种方案客观地陈述出来，三种方案也都有代表性的女人来支持。她们不仅进行了民主投票，同时也设想了无数种后果，整个过程就像辩论赛一样。电影仿佛一个万花筒，将三种声音汇集在一起，相互拉扯，产生分歧，让观众自己去发掘其中的内涵，感受女人们在争取权力的路上的艰辛与勇气。
该片导演萨拉·波莉是加拿大著名的女演员、导演，因主演家庭电视剧《通往埃文利之路》被关注熟知，曾凭借自编自导的爱情电影《柳暗花明》入围过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这次她勇敢突破自己，跳出固有的好莱坞电影根深蒂固的男性编剧、导演、演员的模式与好莱坞体制对女性的限制，完全从女性的角度描述问题、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创作出能登上奥斯卡舞台，并有着强观点输出的电影《女人们的谈话》，对她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让观众更加了解《女人们的谈话》这部优秀影片的创作背景，以及导演萨拉·波莉的创作方法，本期导演帮（daoyanbangwx）特别推出导演萨拉·波莉的专访文章，本文首发于美国《娱乐周刊》，原作者是Devan Coggan。
Q：讲讲第一次接触米里亚姆·图斯的《女人们的谈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A：我觉得这本书在努力解决一些有关宗教、殖民、女性的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一直在关注的。所有问题在这本书中都能展现出来，并且整个过程以一种很新奇的“女人们聚在一起进行谈话”的方式娓娓道来，我认为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作品，让出色的演员参与这样的“谈话”，并把整个过程拍成电影，这个想法和形式非常有趣。当我去挖掘故事更深层的东西时，我发现整个故事其实是一项关于民主问题的探索，小说并没有把民主每四年投一次票的完整过程展现出来，而是用一场对话展现出双方在很多事情上意见不一致，但最终他们达成某种统一，进行行动，让悲剧得以扭转。
Q：这部电影是独特性和普遍性的集合。它是根据玻利维亚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是门诺派自己独有的经历。但就像你说的，它也涉及到民主的一些大概念。你对这种对比有什么想法？
A：我认为这部电影很像一个寓言故事。在某种程度上，电影中的一些细节、情节可以映射到观众自己身上，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都能在电影中找到出处。只是电影以更极端、更集中的手法将这些情况描述了出来，比如电影中被孤立的殖民地、被囚禁的女人等，其实都是放大展现了我们在世俗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辩论。
Q：演员的表演都很好，你是怎么选角的？
A：选角花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繁重的过程。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够不够优秀，我们要让整个团队都合拍，我甚至觉得我在铸造一个新的有机体，在我还不知道这个有机体的其他部分是什么样子之前，我不能对任何一个人做出决定。在非常紧张的拍摄环境下，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百分百融入集体，所有人都必须拿出全部精力一遍又一遍地演一出戏。因此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和谐，但这并不是说不能有冲突，但必须是有益的冲突。比喻一下选角过程，就是不断寻找那些能让干草堆发生正确化学反应的人们。
Q：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那个干草堆里，你的布景是什么样的?
A：我们在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镇找了一个工作室，并在工作室里复刻了干草堆，设计师彼得对他的布景很有信心。我们要创造一个足够亲密的空间，让女人们的可以在里面交流。我想让它有一种大教堂的感觉，这个空间要有一些神圣的东西，比如有许多光束穿过。
Q：我想象如果自己是一个电影制作人，应该会很喜欢这些敞开的窗户和高高的天花板的布景。
A：是的，人们可以透过这些看到窗外，猜测现在是几点，所以光束在这部电影中很重要。整部电影中一直有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这能侧面反映出主角们必须在很急促的节奏中、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最终决定。太阳的运动、光束的变化可以表现时间的流逝，这也是整个布景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巧思。
Q：这部电影的视觉语言很奇特，比如色调非常柔和，主色调是灰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呈现?
A：电影中的场面很难在现实中找到，这是一种有点超现实的体验。观众们急切的想知道女人们争论是否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迁移殖民地的结果，所以她们的对话中有一些夸张的东西。我想让电影的感觉偏向寓言故事，并不是让观众去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好像纪录片一样，我更想让观众进入一个可以放大展现这些极端问题的新世界。
至于电影主色调为什么是灰色，因为整个故事是一个已经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所以它有一种褪色的明信片的感觉，给人一种怀旧的感觉，而不是清晰的记忆回顾。所以，他们所谈论的摧毁、重建或抛弃的旧的世界已经过去了，电影仅仅是回顾这场对话，而这场对话的内容才是我们一直在思考、探索的问题。
最初我的想法是拍摄黑白影片。但当我们开始把主角的服装和黑白影片结合起来看时，有一种很奇怪的、阴冷的评判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最终在饱和度上做了调整，我们的出发点是让人们怀念一个已经过去的旧世界。
Q：在书中，本·威士肖扮演的奥古斯特是叙述者，但你把叙述者转移到了凯特·哈利特扮演的年轻女孩奥特杰身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改变?
A：我很喜欢书中让叙述者来讲述故事的表达方式。我也很喜欢奥古斯特的旁白，他作为电影中唯一的男性角色，让他做旁白可能很有看点。但我认为电影只是揭露现实问题的媒介，这就需要更贴近现实，所以应该更直接的让观众感受电影中女性所经历的事情。
在这么多演员中，我发现凯特的声音最能支撑这部电影。凯特是房间里最年轻的人，她也应该是最有能力引导故事走向未来的那个人。决定谁来旁白的这个过程非常有趣，也是一种很新的尝试。抛开电影来说，我也似乎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为了试图给观众创造一个可以超越创伤的世界，我去寻找那个声音是谁，让那个16岁的女孩与创伤作斗争，能够激励观众。
Q：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这一点我很喜欢。在片场和这群演员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A：感觉非常神奇。这些演员组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队伍，她们相处时注重平等，没有等级制度。年轻的新演员和年长的专业演员都很友善。她们互相尊重、支持，给人很温暖的感觉。她们有一个公用的休息房，她们不拍摄的时候都会在里面休息、聊天，大家都不去自己的私人保姆车里，因为她们都很享受和大家呆在一起的时光。所以，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也可以组成一个完美的团队。
Q：你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自己的表演经历对你导戏有什么影响?
A：我意识到一些在我是一名演员时经常会考虑的事情---安全感。我认为演员们在拍摄中到底幸不幸福实际上比电影的票房更重要。所以我导戏时，更看重每个人的心理健康，而不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任何产品的任何结果。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人们应该更看重自己的经历和成长，为了自己而成为更好的自己。人们应该重视创造事物的体验和经验，而不是事物本身。
合格的演员无论如何都会百分百投入拍摄，从而我们会得到一个好的电影作品，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副产品。但这不是我的目标，即使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副产品。所以对我来说，我看重的是人的成长而不是电影的票房。虽然此时此刻我作为导演，并不能说自己是百分百成功的，但这是我最强烈的意图。
Q：拍摄像这样的很困难的主题的故事，我想你需要建立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A：是的。受到伤害的人们需要诚实和慷慨地讲述他们的悲惨的经历，这已经是二次伤害了，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们处在不安全或不被照顾的环境中。但我认为这还是很残忍的，就像上面说的，我一直都不是百分百成功。但我也确实认为这部电影不可能以其他方式拍出来。
Q：这部电影涉及了一些非常悲惨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宣泄和笑声的时刻。你是如何为这个故事找到正确的基调的?
A：我觉得所有人的生活中都不是完全的悲剧或喜剧，悲剧也可以充满欢声笑语。也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创伤性的事情，所以我无法完全正确的评价。但不管怎样，如果悲剧电影不给你喘息的气口，从头悲伤到尾的话，我是不会为它买单的。欢喜交加，这是我做人的经历。
Q：你回忆拍摄的时候，最难忘的是哪一天？
A：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个角色向另一个角色道歉，一个角色没有保护另一个角色。那个场景，是那些经历过虐待、没有父母保护、受到过不公平对待的人们努力的结果。他们慷慨地提供了自己的真实经历。所有人一起合作的力量远大于我一个人的努力。对我来说，这是电影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许多声音和经历都浮出水面。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我非常感激他们愿意站出来，他们的经历对电影的塑造有非同寻常的帮助。
Q：这是一部关于众多声音聚集在一起的电影。
A：是的。我又想到另一个难忘时刻。那是一次早期排练，一个新演员在一场非常急切的戏中遇到了困难，她难以抓住情绪点，我当下有点生气，但是所有演员把她围在一起，帮助她拿捏感情点。这一刻对我来说很是震撼。这是一次非常不寻常的经历，这是一群非常不寻常的演员，他们会互相照顾、相互帮助。对我来说，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我对此感慨万千。
Q：对你来说，电影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我认为转变电影思想和拍摄模式很难。我们之前习惯了非常强大、独断的男性导演，他们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个演员都必须弄清楚如何达到目的。而我在这部电影里更注重的是过程。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真正强大的想法，或者我不会指导、塑造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女权主义的解释。它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声喧哗、独断专行的男性导演的制作过程，但这并不会减少它震撼人心的效果。这种叙事模式对我来说是种挑战。
但也许在未来这对我来说会容易得多，即使有些事情是我做的，有些事情是其他人贡献的，但我们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认为我的主要挑战是去尝试这种新鲜感和紧张感。这是对我的考验，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对它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这是我以后还会再做的事情。
Q：电影在制作时，导演来指导一切是有必要的，但也必须为团队合作留出空间。
A：对，我拍电影时会准备很久。我拍的电影不多，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每个镜头是什么样的。我总是想搞清楚自己想看什么，自己想要是什么，但事实上电影是合作。作为导演，我接纳了制作设计师、演员、工作人员等等很多人提出的建议、意见，这些东西为整个电影做了很多的铺垫，有的甚至是亮点，但他们的付出鲜为人知，没有被观众谈论。
所以，一方面，我确实想通过这部电影强调女权主义。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只是对一些一直存在的东西持开放态度。这是一种具有多种声音的合作艺术形式，任何人都应该受到赞扬。
编译 编辑 | 童心
原文链接：https://ew.com/movies/women-talking-sarah-polley-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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