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的是与非: 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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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美国大学协会 (AAU) 主席亨特·罗林斯先生将结束他历时五年的工作。在美国社会中，研究型大学起着怎样的作用，存在着哪些问题？离别之际，罗林斯特将其感悟与人分享。问题的表现形式与中国不尽相同，但我们或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美国大学协会 (亦称北美大学协会、北美大学联盟) 于1900年成立，目前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研究性大学 (60所美国大学和2所加拿大大学) 组成。全美约半数的博士生学位均出自AAU高校。可以说，名校不一定一流，但AAU成员一定是一流大学。
亨特·罗林斯
亨特·罗林斯先生自2011年至今任AAU主席。目前他已出任康奈尔大学临时校长。从今年6月1日起，AAU主席将由前密歇根大学和爱荷华大学校长玛丽·科尔曼正式接替。
几周前，我决定在合同到期时离开这个工作岗位。这些年里，我越发了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其中有三件事不得不讲：
至关重要的本科教育，正越办越好；
大学的联邦体制，已日渐老化；
火热的校际体育赛事，为高校带来危害。
如果有什么能体现民主制度教育的精髓，那么一定是当下的总统大选。曾经的那些候选者，有人凭着充满激情的误导性言论制胜，有人借由理性的批判胜出，有人则靠专制的风格获选。人民大众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己严肃而独立的思考，需要经过训练来学会判断诸如能源、气候、税务政策等复杂的问题。
究竟什么事业能够赋予人们这些能力呢？答案就是自由的教育。具体而言，就是能够带来自由思想，铸造自由人的教育。对国家来说，这种教育远比获得一个学位给人带来的增值要重要得多。
我很欣慰地看到，很多一流研究型大学在忽视多年后，重新重视起本科生的教育质量。这种变化部分源于各院系的灵活多变和切实关注，部分要归功于学生家长对教育问题的关心。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如今都已经在新生研讨会、本科生研究项目、课程质量提升、个性化教育方法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
就美国大学协会而言，已提出五年的本科生STEM教育倡议目前卓有成效，这还要感谢那些积极参与和推动的众多高校。该项目旨在改进科学入门课程，比如数学。具体来讲就是大一大二的课程，以往很多时候，学生们在专业课还没开始前就已经倒在了基础课上。大学教授们现在以实证为基础开展教育，采用诸如小组学习、问题解决、课堂表决器、在线教育等方式和辅助工具，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对学生来说，优秀的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和生命科学课程非常关键，这在他们将来需要依靠科学素养来面对艰难决策的时候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自然科学只是自由教育的一部分。人文社科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表达、写作和协作能力也至关重要。用人单位也越发看重应聘者这些方面的素质，关于人生的教育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很大作用。总的来看，在人文领域，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特别是在当今追名逐利的时代潮流下，学生们大批地投身于商业或实业领域，以求谋得一份实惠的工作。从长远来说，这种更广博的教育是有其价值的。
大学用在科研上的经费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这也使美国拥有了世界最好的研究机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滞后的联邦投入已经拖慢了我们的脚步。管理体制的重叠、拖沓、低效，这些问题让众多高校无端地在法务和审计事务上花去了数百万美元。尤其近五年，对于在这些问题上披荆斩棘的我们来说，非常沮丧。在最初对终身教席制度进行精简之后，奥巴马政府再没有任何前进。
相比其他手捧联邦资金的机构来说，研究型大学受到了更多部门的管理和制约。这对于防止对政府资金的欺诈和滥用是必要的，但现在的科研人员几乎要花费40%的工作时间去写基金申请提案和处理相关行政事务。这实在是荒谬，对于国家的基础研究事业也是一种伤害。
另一项令高校头疼的管控体制就是官方认证。这一体系不仅过时了，而且同样危害着教育事业。官方认证本来是要保证高校与学院的可信度，但这没能阻止一些教育机构妄用学生，滥用政府资金。而且，这让各个教育机构不得不去追求那没有意义的标准——努力打造卓越的业绩，摆脱平庸。
资质的评审往往无法让高校做出真正有益的举动。最近一些学校尽管办学不力，甚至存在欺诈行为，却依然获得认证。这已经给教育界带来了不利影响。公众甚至以为美国高校基本不受管制，可实际上这是美国最受制约的领域之一。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至少，地方认证机构需要根据过往的表现建立不同的认证体系。对待像俄亥俄州立大学这种地方，总不能像对待那些给学生留下过高债务还不给学位的院校使用同一种方法吧。评审者需设立一些指标，比如毕业率、学生贷款和违约率等。如果院校的某些指标低于临界值，则需要进行更为详细彻底的检查。一旦它们被发现侵害了学生的权益，或者滥用纳税人的钱，那么将被判出局。
最后要说的是校际体育比赛。在学生时代我曾打过4年的棒球和篮球，我是高校体育活动的狂热粉丝，这给人们带来了强大的凝聚力。单就审美的愉悦来讲，这在美国的生活中是无法替代的。所以公众也希望看到更多的赛事。
但是顶级的高校赛事现在正失去控制，无论对各所大学还是对国家大学体育协会 (NCAA)。近来出现的一些丑闻和法庭案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我们熟知的模式正在瓦解，而且很可能无法挽回。
高校领导对此又做了什么呢？在数百万校友和体育迷的淹没中，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那些“学生运动员”罢工并上诉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前运动员也提起诉讼，阔绰的律师们到法庭上指责NCAA违反了反托拉斯法，结果校际体育比赛的未来要交由法官大人来决定。
如此这般地在法律纠纷中曝光，反映的其实是内部财务问题。有些高校的运动项目带来了巨大经济收益，以致他们不知该如何花掉。最近很多地方都在争相修建最大的橄榄球场记分牌，这难道不是件荒谬可笑的事么？而其他院校尽管有着上千万美元的收益，却依然无法追平他们的体育预算。
教练们的薪水令人尴尬：在美国50个州里，大学篮球或橄榄球教练享受着最高的公职人员待遇。投入到NBA和NFL上的海量资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专业体育联盟。但是以非学术目的在高校倾注巨额资金，对于大学完成其应有的学术任务是不利的。
对于校际体育中固有的种种问题，我们要如何应对呢？也许已经太晚了，对于法庭已经强加下来的支付球员薪水或者各种极端裁决来说，这真的已经太晚了。恐怕只有重大的内部改革才能帮助我们的事业。各大学需要考虑进行全面的精简：赛季的长度、教练的薪水、体育场馆特区、记分牌、运动员宿舍等等，这些夸张的投入都会有辱高校的学术气氛。
然而只靠大学自己能完成这样的改革吗？我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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