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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田野调查笔记

2016-02-20 刘潇 知社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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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的时候,我跟同事Amy坐在美国南方小镇里的日本店吃饭。她手舞足蹈地跟我说她每年带学生去越南农村体验生活的故事,而我也对那片曾在杜拉斯笔下和陈英雄胶片里的土地感到好奇,于是一拍即合,决定跟了去。而大概还有感染到我的是Amy说的那句话:


“我明年就要五十岁了,写了一辈子理论,现在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是最值得羡慕和欣赏的,那大概就是梦想和一直活在梦里的勇气。 


越南第一日,完全没有任何准备,没查任何的线路,连要去的城市叫什么也不知道。就像丢一只垃圾袋一样,我把自己一个抛物线,丢进了越南。除了临别的头一晚,小舅妈煲的那碗枸杞猪肝汤,还有清早起来小舅陪我吃的那碗牛肉粉,身体里的底气竟然就这么点了,非要说,就还剩板蓝根那点药渣子气还挂在嘴边,然后等着一并降落的时候被裹紧在这潮湿温热嘈杂的空气里。

  

换完衣服、钱、电话卡出机场的那一刻,像是进了一个巨大的农贸市场,里外三层来接人的本地人,带着小板凳坐在那里,时不时有警察出现驱逐人群。我站在那里,身上的裙子都跟着局促起来黏到一块,不停找写着我名字的纸牌,终于等到了来接我的司机。


这是个叫做Linh的年轻人,大概出身于不错的家庭,相比起一般的越南人,白净的很,笑起来还带着少年般的羞涩,我问他会不会英文,他害羞的一笑,车倒是开的稳妥,大概是在周围那飞驰电掣的摩托中训练出的机敏。一路从西贡到芹苴,这里是摩托车的天下。那房子也建的极为紧凑,但却有热带殖民地的色彩,斑斓驳落,中间穿梭着铁链般的电线,厚重,仿佛上面可以陈列一个军队的乌鸦,让我回忆起儿时的街道,似乎就是这个样子,但彼时大概也没有这般临街支开的铁皮屋,茅草屋,贩卖各路零部件,沉沉压压那里,哪里有空地,哪里就有铺子,它们用自己的方式生存,延展,然后卷起一地的垃圾和燃起的浓烟。半路的时候我们的车在高速上被警察拦了下来,Linh下去了十分钟,然后又在回来。我问他,是不是要钱?他笑笑,然后说police,bad,但还是继续上路,然后看到美丽的村庄和河流的时候,还不停地让我拍照。而等我们到达芹苴的时候,湄公河已经落幕,一弯新月升了起来。



越南第二日,当我们远离城市驱车前往芹苴市外一小时的乡村后,世界突然变开阔了起来。大概是有成片的田地和树荫,遮荫了,放逐了。我们跟着当地的志愿者,在一大片香蕉树下,认识了六十岁的Luu,越南女人的爱美之心大概是浑然天成的,即便是她,也有着好看的柳叶眉和挂着的耳环,那丘壑坑洼的手伸出来的时候,有玫瑰紫的指甲。这家因为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台湾,固定收入的大部分来自海外,连一家之主也跟着去了台湾,留下她和儿子一家。我们坐下不久,儿媳妇端出来一杯冰饮料,并不知是何物,却是给了她,给我们端上来的香蕉,正是那树上结出来的。她八九岁的小孙女,怯生生,却又好奇突然闯进来的一群陌生人,好几次跳进来,中间的时候还换了条蓝色的裙子,更显得秀丽,只是可惜了那脸蛋上不知何时落下的疤痕,老太太抱着她跟翻译说了好久,不知道是否在担心这样的孙女之后是否可以像两个姑姑一样嫁的好人家。翻译似乎是安慰了她许久,但我们也无从得知。那屋子里的一只小白狗,从刚开始的时候就又想认识又害怕,一路跟着我们。而至于这群商学院的学生一直想问的问题,如何选择种什么?如何定价?如何对应损失。老人只是一如既往笑了笑,说到:


“种田就是这样,一年好,一年坏,你反正继续就是了,不继续又该怎么办呢?”



而到了午饭时刻,对于有着一颗挑剔又顽固的湖南胃患者来说,我竟然惊喜地觉得当地的午饭特别不错,无论是咸鸭蛋,鲶鱼,青蛙腿,南瓜藤,还有叫不上名的青菜,都顺着喉管,下去地特别顺畅。同桌的地陪小男生会特意把那盘鲶鱼放到我这边,又夹起一只青蛙腿放到了我碗里,不停地让我吃,大概这点越南人和中国人是相似的,一个好主人,最重要的是让客人多吃点。邻座的同事Steve指给我做了这20多个人饭菜的阿婆,她斜靠在长亭里,让我想起小时候做完一桌子饭菜给客人,然后躲起来的外婆。


午饭后就着当地炮制的咖啡,听志愿者小妹Lien眉飞色舞地从还珠格格讲到武媚娘传奇,然后就是下午的访谈。又一次走在那潺潺的溪水旁,用脚丈量出的每寸土地,总归不一样。这里的狗也似乎特别热情,见到陌生人兴奋地狂吠。走到半路居然跟出来两个小姑娘,我走在最后面,她们就跟在我身后。我朝着她们笑,她们也回以腼腆的微笑。我指着手机,一阵乱比划,问她们愿不愿意拍照,她们也不说话,却跳上了篱笆,给我拍。


这里的女子生得美,相比起中国女孩,五官深邃的多,大概又因为在水边,生得更是灵动。一想到这么美的姑娘,再长大一些后又会被当作物品嫁给陌生人,心里一阵抽动,于是搂着她们拍了张照。大概只是给自己的一个记忆,也希望若干年后或许她们能有不一样的人生。同行的还有当地学校的一位女老师,我理所当然地问了一句:你有几个小孩了呢?却换回来的答案是她还单身,于是只能自嘲说我也是,在中国,你读的书越多,越难嫁。她看着我,也只是笑,并不抱怨,或感慨。



于是我就这样一路磨蹭着撞进了一户人家,窗户上糊着尿素袋子,风一过,吹起来边角,墙上盯着一沓子票据,男主人光着脚,坐在类似土炕的一角。相比起早上越南新娘的一家,这一家人明显活得局促太多。家中的小儿子却生的甚是明亮可爱,时不时跑进来,又端起墙角比他还要高的水壶去河里打了水,然后再又跑了出去。在他这个年纪,大概是没有概念这个家庭是如何运转的,比如他的父亲从来都是赊账去购买种地用的肥料,直到每一季赚来三千块人民币不足的钱再去有息偿还。明知道种植甘蔗早已光景不如从前,却不愿意这样会让虫子进了邻居的地于是继续,而至于水稻卖个什么价,甘蔗卖个什么价,无非看看别人,如果其他人卖了那个价,我为什么不可以,而至于洪涝灾害,则是老天爷的事,等麻烦来了,再去解决也不迟。


我问他,你希望你儿子将来干什么?这灰了头,黄了牙,裂了眼角的父亲说,我和我老婆的生活太苦了,我们拼了命的工作,是希望我儿子有一天不用做一个农民,像我们这般辛苦。末了终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像在远处有光一般。我又问,那为什么不出去找工作?比如去工厂?他的脸却又马上沉了下来,说给别人打工太不自由,在自己地里干活,多自由!


回去的路上我与同行的同事amy还一直在回味和感叹他所渴望的自由,却突然被热情的招呼声打断,陌生的老太太一边招手一边朝我们走过来,又是摸脸又是握手,示意我们往屋里去。可惜我们约了当地的老师开会,于是作罢。不过这真是难得的经历,在那一刻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是没用的,你被当作外星人一样降落在这宁静的小村庄里,得到的是一路相伴的热情。



而当我们驱车返回市区,已是华灯初上,amy与我随意地在这城市里游荡,yelp,trip advisor都懒得用,只是想见到哪家有趣就进去,却发现但凡漂亮的都是咖啡馆,于是随意进了街边一家吃烧烤和火锅的店。Amy让我注意他们的塑料椅,说对你来说这可能还好,对我们美国人来说这是幼儿园给小朋友坐的椅子,上次我老公来的时候坐了上去,平时在美国人中挺小只的他瞬间像个巨无霸。我们一阵哈哈大笑,且在热心邻桌姑娘的帮助下点了菜,正等待的时候有约莫四五岁的小姑娘拿着红红绿绿的果子走进人群。也不知道她嘴里说着什么,只见着她往我身上凑,那大大的眼睛迷茫却坚定,我抓了邻桌好心的姑娘,买了他一袋果子,然后见她奔跑着往人群外,不远处站着的该是母亲。


末了一顿饭吃了20多万,合计六七十块人民币,我抽出来一沓花花绿绿的票子,手忙脚乱花了我十分钟,最后满头大汗在amy的帮助下才搞明白自己到底该给多少,并认真叮嘱她不要让其他同事知道我作为一个economist是如此狼狈糟糕,而这时候有流浪艺人走到我们桌前弹起了吉他,我递给他一千块,他却摇摇头,嘴里说的像是英文里的香烟,我们却一头雾水,而此时邻桌的本地人也看着我们,当下觉得一阵尴尬,于是赶紧提脚离开。而到了酒店打开了那红红绿绿的一袋果子,洗了一颗放进嘴里,却是又酸又涩,吐了出来。远处的湄公河上有响亮热闹的本地音乐,电视里播着十多年前的怀玉公主,大概这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却大概不会是下一个中国。


越南第三日,村庄里的小学,早上十一点,我坐在树下,时间停滞,看红领巾少年和美帝青年一块踢毽子,一个两个三四个,女孩儿们的裙角跟着飞舞,让我想起儿时那肥大无差的校服,从来穿在女孩儿身上是不好看的。突然毽子飞上枝头,卡在树上,众人一阵笑,有小男孩拿了拖鞋往树上扔,砰地一声掉下来,树上下起一阵黄花雨,落在我靛蓝的裙面上,身后赤红的长椅上,霎时惊喜,继而思念。



上课铃钟响起的那一刻,孩子们往教室里飞奔了去,大概美国人教的课又有趣又生动,小朋友们举手回答问题异常活跃的很,且以女生为主,男生们大多沉默。坐在后排的一个小姑娘,次次都举手,无论老师有没让她回答,原来小红花强迫症这种东西是哪都有,哪怕是在这闲适自由的热带农村,每家小吃店桌椅的旁边就是吊床,但总会有像这路边的小野花一样虽贫贱却拼命向上的心,而我坐在这凉亭里,周围有花,蚂蚁在我手臂上爬,听竹风铃作响。


村庄里的日子过得缓慢,在等学生们下午的调研报告时,我靠在教室外面的长凳上睡了一觉,蚂蚁君在我手掌上跳舞,搔痒了眼睛,睁开的时候撞上了昨日给我夹菜的志愿者小男生hiep一口笑容。他靠着我坐下来,一口一个tracy,然后自己又咧嘴笑开了。他问我在哪读的书?在哪教书?说自己也想去美国读书,所以三个月前开始学英文。我说你英文不错,他私下声跟我说,我听你说话听得懂一些,他们美国人,不是那么懂。我笑一笑,说你以后去美国了就好了。他说我想从国外学新知识回来,让越南的农业更现代化。我想这大概真是他的梦想,毕竟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内,美国学生用“外国人角度”提出的有关越南农村经济的观察,当地的学生里面只有他一个人站了起来问问题。他的故事里面是一个给他看youtube视频里美国式农业的美国学生sam,于是在那婉转起伏的越南话里,sam被穿插了进来,成为女生们咯咯发笑的关键字。



这些自掏腰包来找苦吃的美国小孩,居然做了不赖的ppt,让我颇有点惊讶。但做与不做是个问题,能做多少又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太多人一辈子只关心了自己,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并试图伸出援手,无论动机是什么,总是好事,比关在屋子里,吹着冷气,烤着火炉,对做了什么的人闲言碎语,挑三拣四,随意中伤的人,好得多。


回程的路上,hiep又坐到了我身边,我用了中国人惯用的开场白,问你家几口人?他用英文吐出了两个字“我的家,悲伤”。我无意再问下去,而从那支离破碎的英文单词里大概也能了解到,这是个从小和祖母长大的孩子,他那么努力,是想以后让祖母过上好日子。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英雄,他想做湄公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的农业英雄,让它现代化。


车开过了路边的寺庙,我遗憾没能进去祈求宽恕和原谅,但看着在我身边沉沉睡去的他,又觉得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跟着这湄公河里的水,一并汇流到海里,不见。


作者刘潇博士:不爱八卦的经济学家不是好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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