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中国人何时开始接受“地球”与“大洲”的观念？
1584年是中西地图交流史上极有意义的年份。那一年，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在《寰宇大观》中加入欧洲第一幅以“中国”命名的地图。同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刊刻了《山海舆地图》。这是他来到中国后绘制的第一幅地图，也是“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汉文世界地图”。中国人此后逐渐接受的地球与大洲的观念，很大程度上皆由此图始。
一切源于肇庆知府王泮的一次拜访。那时利玛窦等传教士驻扎于一座天主教堂，为了让教堂看上去显得像佛教庙宇，他们给它起名“仙花寺”。王泮对远来的教士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过不少纠纷，也常去仙花寺看望。
会客室的墙上，挂着一幅从欧洲带来的世界地图。王泮被其吸引，驻足观看，得知这是真实的天下图景后，十分惊讶。王泮出生于浙江绍兴，他熟悉的天下图像都以明朝十五省为主体，四周点缀着一些域外小国。可在这张地图上，世界如此之大，中国位于这张地图的最东方，且只是东方的一部分。王泮于是提议将这幅地图译为中文，便于深入研究。利玛窦马上着手绘图。他把原图放大，这样可以有更多空地加注比欧洲文字大的中文字符；去掉了穿过福岛（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子午线；而且为了符合中国读者的观看习惯，把中国从地图的东方一角挪到了接近中央的位置，使全球大陆以太平洋而非大西洋为中心排布两边。此后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图都沿用此布局，这也是今天中国人制作的世界地图的标准版式。
由于《山海舆地图》未能传世，所以我们无法确知那幅挂在仙花寺墙上的母本究竟是哪张。从利玛窦留下的简短描述看，那是一幅形制较大的挂图。若以欧洲当时流行的挂图产品来推测，此幅世界地图很可能就出自墨卡托或者奥特柳斯之手。
有一点须明确：利玛窦并不曾有“传播科学到中国”的主观意图。之所以他在中国会被看作是西方科学的重要“传播者”，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对他所带来的欧洲世界观中的“科学”部分格外感兴趣。其中既包括肇庆知府王泮，也包括瞿汝夔、章潢、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李贽、冯应京等多位名流。
而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明白中国士人对新知识的渴求，是沟通两种世界观的重要桥梁。他希望的是这架桥梁最终能够通向基督福音，令中国人接受天主教。为此，他小心翼翼地在中国多元的文化体系中选择盟友，睿智地采取了合儒的策略，后来更以“泰西儒士”的身份广泛结交士林，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与本土文化相协调，也是耶稣会远东负责人范礼安一向主张的。正是他调来了罗明坚和利玛窦，并坚持让他们学习汉语，用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向中国人传播新宗教。这个策略在中国证明是成功的。
地图恰好是所有沟通桥梁中对中国人最有效的一座。于利玛窦而言，恐怕属于无心插柳。他谈到肇庆制图时说：“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实际上正是这有趣的东西，使得很多中国人上了彼得的钩。”据金尼阁的记述，利玛窦在图中介绍各国不同的宗教，趁机加入了“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以此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
《山海舆地图》大获成功。王泮出资印制了多份，分赠友人。许多官员和士人对这幅地图大为欣赏，广为散播，以至于还出了一则趣事。1594年，利玛窦等传教士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带领，北上北京。他们带了这张地图作为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礼品之一。王看到地图，极感兴趣。恰在此时，应天巡抚赵可怀也呈送了一幅地图给王，与利玛窦图十分相似。王弘诲于是对利玛窦说，“我中华亦识各大部洲……此种学识得入中国，非自尔等始耶”。但他不知道的是，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应麟那里得到的《山海舆地图》，一见倾心，便命人在苏州镌石，还配上一篇赞美的序文。由于赵在序文中未提及出处，因此让人感觉此图乃赵可怀原创。按照今天的话说，利玛窦在南京撞到了自己肇庆地图的“盗版”。王弘诲得知原委后却更为高兴，因为赵可怀在士林中享有盛名，他的“盗版”是对《山海舆地图》的莫大肯定。
从利玛窦的记述看，明末士人对世界地图抱有极大的热忱，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完全接受或理解地球与大洲的观念，但至少说明他们对新事物是充满了解的兴趣的。利玛窦认为，他在肇庆制作的《山海舆地图》十分粗糙，错谬很多，所以又应中国友人的要求，在南昌和南京更新了世界地图。这两幅图的原本也已不存，但南昌绘图的摹本收入了章潢的《图书编》，冠名《舆地山海全图》（图1）。南京绘图的摹本收入了冯应京的《月令广义》，进而又收录于同时代王圻编辑的《三才图会》，冠名《山海舆地全图》（图2）。从摹本上看，这两幅世界地图的母本都应该是奥特柳斯的世界地图。
1601年起，利玛窦定居北京。在他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中，就有奥特柳斯的地图集《寰宇大观》。在京期间，他继续应友人及皇帝之请，制作了几种世界地图。其中最负盛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现存原本和摹本也最多的，就是1602年他与李之藻合作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其彩色摹绘本见图3）。
今天可以确定，此图的世界想象正来自奥特柳斯的《寰宇大观》。除了图像相近外，还有文字证明：利玛窦曾写信给耶稣会，说自己手头没有好地图，恳请教团寄给他一份。教廷原本打算寄去墨卡托地图，但碍于墨卡托激进的反天主教立场，所以后来选择了立场温和的奥特柳斯。同时，利玛窦还参考了其他数种中外史地资料，更新了中国及东亚区域的形状，并且延续了将太平洋置于中间的构图方式。因此无论从图形还是注释上看，汉文的《坤》图都更为复杂、丰富，可以说是一幅百科全书式的地图。
关于这幅划时代的巨幅地图，研究作品已经汗牛充栋，我们无需过多介绍其中所反映的地理和图像信息。这里仅想提出一个思考方向，那就是利玛窦是如何协调东西方两种宇宙观，向他的中国读者解释看上去如此惊世骇俗的世界图景的。
必须先强调两点：第一，利玛窦以及欧洲当时的主流地理观念，在现在看来也是不“科学”、不“准确”的，他带来的宇宙观当然有其相对的先进性，但无需把这种宇宙观绝对化、价值化；第二，利玛窦并不想以欧洲观念挑战、替代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这与其传教的根本目的不符。他力图寻找的是一条两相协调之道。
《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就体现了这种妥协的努力。利玛窦首先从天地关系讲起，“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鸡蛋及蛋黄的比喻，既来自中国传统的浑天说，也符合古希腊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心说。接着，“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很明显，他故意弱化了“天圆地方”与地球观念的矛盾，让人觉得“方”与“圆”并不那么截然对立。在花了数百字介绍南北极、赤道等概念后，他又说“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五气候带之说。
而更为重要的是后面几句：
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州：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其各州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各国繁夥难悉，大约各州俱有百余国……
此处，利玛窦——也许是在他的中国友人的建议下——绝顶聪明地把奥特柳斯原图中的Orbis Terrarum（即“寰宇”）解释为中国传统中的“舆地”；又以“禹别九州”的文脉，提出“地分五州”，用“州”统称欧人所谓“人居世界”的几个部分。这种对应，若不是深通两种文化的人，绝不能如此信手拈来。当汉语世界读者读到“分舆地为五大州”，会立刻联想到禹别九州之说而不感觉那么陌生。
须知在利玛窦的时代，欧洲文献提到人居世界的大陆组成，要么直呼其名（如“亚细亚”），要么用“部分”（part）。西文中的continent一词，也尚未固定指大洲。18世纪中期之前的多数情况下，continent所指的地域可大可小，并不与岛屿严格区别。而汉语的“州”以及衍生的“洲”字，原义就是水中高地，用来指地球上的大陆，十分恰当。也就是说，以一个抽象的概念（“州/洲”）统称地球的大陆板块，汉语还要早于欧洲语言。而这正因为利玛窦借了“九州”之“州”，套用在人居世界的大地分野上。
并且他告诉读者：每个“州”之中都有百余国，因此这个地球（“坤舆”）由“万国”组成，示意大明国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汉语地图中第一次以“万国”观念置换通行的“华夷”话语。
利玛窦努力弥平“九州”与“人居世界”的本体论差异，同时又让中国人了解自己在全球的真实位置。这让人想到他在介绍基督教时，用汉语词“天主”“上帝”来对译基督教中的唯一神Deus（陡斯），以尽量弱化一神教信仰与天道、天命观念之间的根本不同，降低两种文化之间的异质性。这里面既有将中国传统和基督教作融合的努力，也有把中国纳入基督教世界的期待，可谓用心良苦。
在《坤》图序言中，利玛窦并没有直接提到天主、创世等宗教观念。但其宗教诉求虽隐而不显，倒也并非无迹可寻。比如在详解经纬度概念之后，他顺便攻击一下佛教世界观：“释氏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计须弥山出入地数，其谬可知也。”由此可知，利玛窦绝不想让读者由“五大州”联想到佛教的“四大部洲”。而地图史家哈雷更是分析了《坤》图的“隐藏议程”，指出利玛窦在基督教圣地添加注释，却对伊斯兰教圣地不予解释。此外，在图上“欧罗巴州”的注释中，他说此地“有三十余国，皆用前王政法，一切异端不从，而独崇奉天主上帝圣教”，完全不提天主教与“异端”新教正打得不可开交。
在他所说的“五大州”中，“墨瓦蜡泥加”即Magallanica，是以通过南美洲南端海峡（今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的麦哲伦命名的传说中的“南方大陆”，故不应将其误解为今天的南极洲。“亚墨利加”是被“发现”了百年的美洲，此时名称已经相对固定；“利未亚”即利比亚，非洲的别名。而亚洲和欧洲的汉译名称“亚细亚”和“欧罗巴”一直沿用至今。
亚洲与九州，就这样相遇了。
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延续着他的工作，以地理、地图知识传播欧洲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艾儒略在利玛窦、庞迪我等人遗稿的基础上，添加新的资料，于1623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著作《职方外纪》。其中的“亚细亚总说”提到“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再一次以“州”称呼世界的不同部分。在“亚墨利加总说”中，艾儒略还介绍了哥伦布，他被译为“阁龙”。艾儒略说，“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大州”，而阁龙去往亚墨利加，则全因他勤于学习，又受天主感召，要去海外未知的国度“广为化诲”，完全隐去了这位“发现者”西行的真实动因。
在《职方外纪》中，艾儒略加入一幅《万国全图》，形制仿照利玛窦世界地图，但比较简略。同一年，《万国全图》单独出版，其上有艾氏撰写的《万国图小引》，提到“地在天之中，形圆而德方，永不迁移”。这是继续了利玛窦糅合“地球”与“地方”两种舆地观的做法，且用更带儒家色彩的“德”来解释地舆之“方”。
又过了半个世纪，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编绘了巨幅地图《坤舆全图》，并撰写《坤舆图说》作为说明。《坤舆图说》中的地理描述，大体仍然取材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中文著作，比如在“地体之圆”一节中说：“世谓天圆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言其形也。”《坤舆全图》则和前两人所绘的地图有所不同，它以东西两个半球来展现世界，并且可以明显看到新发现的澳大利亚——尽管它仍然被算作南方大陆“墨瓦蜡泥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