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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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历史系美国史教授，曾任该校研究生院副院长（1999—2004），并担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系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著述包括：Chinese San Francisco,1850-1943：A Trans Pacific Community(2000)，中文版《华人的旧金山》（2009）；《美国史探研（续编）》（2010，合编）。曾在纽约市和费城的博物馆举办过“美国中餐馆历史”的展览（2004—2006），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教育经费和中国教育部春晖奖。曾任美国种族和移民学会的董事，并担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和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项目评审委员。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筹备组成员（1987）。
一位美国史学家说过，历史是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 这也是一个很难到达的国度。无论历史学家多么敬业和博学，他们对过去的知识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没人能够将历史完整地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历史学家所写出的史书，只不过是他们从自己的知识中选择出来的那些他们觉得读者应当了解的事实，离真正的历史就更远了。 史书描述的往往只是主线条，而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细节。 但正是这样的细节，才能使我们走近历史。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我们都知道玉米和土豆的传播，对于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上初中时，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活动，到过湖北一个乡村。当地农民长年以玉米和土豆为主食。但对这两项重要的食品如何从新大陆传到此地和世界上无数的村庄，我们却所知甚少。我们还知道当年那些随郑和飘洋过海到了南洋的人，有的最终滞留不归。这些无名人士是因为什么而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们的余生幸福吗？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样的细节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发生过，或者不重要了。历史的浩瀚就像大海，历史学家就像是其中只能随着风浪漂泊的一叶孤舟，应当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渺小。
也许是看不到自己的渺小、或大海的无限，史学家常常有意无意地置身于其研究的历史之外。 其实，史家的学业乃至生命也是历史长河的一个部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会不断发现蕴藏于现实生活中的历史。由此，历史就从静态变成了动态，从平面转成了立体。研究也就不再枯燥。 这一领悟，大大帮助了我理解美国社会和历史。美国的重要特点之一乃是其兼容的传统。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我能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美国历史，后来又长期担任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副院长，这在很多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到后来我才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宽容也是一个过程， 随着社会的演变在不断发展。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一过程的印证。
毫无疑问，美国对外来文化和移民的容忍与其作为移民国家的背景有关。半个多世纪前，哈佛大学的著名史家汉德林曾这样写道，“我想过要写一部美国移民的历史。但我后来发现，移民们就是美国历史”。在他的笔下，美国的移民史是一部回肠荡气的史诗。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发展是从英国移民的到来开始的。 移民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移民世纪”，四千多万人从世界各地移居到新大陆。 但是，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欧洲人——汉德林所谈的移民指的也就是这些人。早先，他们多来自北欧和西欧。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欧和南欧人变成了主力，将美国的移民浪潮推到一个高峰。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近九百万移民来到美国，移民在美国人口的总数，大大超过了百分之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抵达美国的我，不知不觉加入到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移民浪潮中。这一新浪潮延绵数十年，势头至今未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性质。在1981年至1990年期间，有七百三十多万人移居美国。其中来自欧洲的还不到百分之十，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则占了近百分之四十。
中国人在美国受到的兼容，也要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几十年来，我在美国从未直接遭遇到种族歧视。但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却时常感受到美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我还记得在康乃尔大学我第一次参加系里举办的野餐会。餐会的地点在卡由嘎湖（Cayuga Lake）湖畔。我已顺利读完了博士学位的第一年，湖景伴着好心情，显得格外美丽。我跟几位教授半开玩笑地说起过去的一年里功课如何重，而我又是如何用功，常常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想得到一点赞赏和鼓励。但其中一位却说，“我们把你从中国招进来，又给你奖学金，不要你干活，你当然应当好好读书了。”这番话本无恶意，说的也都是事实。但我听起来，却甚是刺耳。因为他特别提到了我是中国来的，好像美国人给中国人的奖学金是一种施舍，我们只能心存感恩。中国当时的确很穷，没有美国的奖学金，我是不可能到美国来的。说我这个学生穷、应当努力没关系，但因中国穷而看不起它，却戳到一个深深的伤痕 ——一个深达一个多世纪的伤疤。
书读多了, 对美国人长久以来对中国人的态度有了更系统的了解。有一部广受好评的专著，题为《不可缺少的敌人》。作者用批判的眼光分析了十九世纪西部白人工人运动中的强大反华思潮，但是，整本书中却听不到华人的声音。作者对其研究主体的忽略，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同时也说明他并没有彻底脱离美国歧视中国和华人的窠臼。 因为他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仍然是从白人主流社会的视角出发。于是，我选了华人历史为我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个题目把原来感觉很遥远的美国历史一下子拉近了很多。
在美国各地旅行时，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就是中国城 (老华侨称之为 “唐人街”）。倘佯中国城的街道上，熟悉的中餐香味扑鼻而来，让我无比的亲切。 当年的老华侨与我并无血缘关系，但他们是我们新一代华人的共同祖先，是他们在美洲新大陆给我们开辟了第一片家园。
华人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史诗。早年华人在美国的境遇十分悲惨：大规模华人移民因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而始；来自广东的成千上万的淘金者，成为美国第一批亚裔移民，种族主义的排华运动同时也诞生了。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加州就对华人征收苛税。到了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一次审判中做出判决，说华人因其道德观念低下，不能在法庭上作证。这一判决影响深远，美国属海洋法系，法庭的判例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应。早年的华人主要分布在美国西部。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有二百来个城镇用暴力将当地的华人驱赶出境，其房屋财产则付诸一炬。1882年，联邦政府通过了恶名昭彰的排华法案，禁止华工来美，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基于种族限制移民的立法。此法并重申华人移民不得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但华人在如此困境下并没有屈服。他们一面不断地与种族主义斗争，一面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的发展；不惜舍去财富甚至生命。有一位名叫陈宜禧的华人倾其全力，在家乡修建新宁铁路，最后在日据时期以失败告终。当他于1930年死于故乡时，已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八十五岁的老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很多美国华人在中国投资兴办了各种实业，但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几乎全军覆灭。留下的是一个个壮烈的故事。老华侨心系故土的情怀，在今天的华人身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
然而，这一“爱国”的情怀，远不能充分概括华人历史这部史诗的曲折和复杂性。新大陆的社会环境，给华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带来了深刻改变。 为了在美国生存，很多人无暇关注中国，也不能经常返乡。一位名叫谭聪坤的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863年初到美国时，还没满十五岁。到了美国后，他给美国人打工、上美国人的教会，也学到了诸如喝咖啡等新的生活习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坚持用英文记日记。后来，他终于成为一个商贩， 定居于加州的圣地亚哥市。到他1914 年去世，他只回过一趟中国。 在他身上开始显现的文化同化，到了他的后代身上，就越来越强。在研究谭聪坤家族历史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十几位他的后人。其中有一位成为我的朋友，是谭聪坤的外曾孙。他在行医之余，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其曾祖父的生平。但是，他对其家族在中国的情况却一无所知，本人也只会讲几句广东话。他的太太是位白人，到了他们的孩子这一代，就完全不会讲中文了，也完全丧失对家族的华人祖先的记忆。如何对待下一代在文化上的同化问题， 也是当今华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我们知道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六十年代的欧洲移民的第二代很快就忘掉了其父母的母语，这一现象，也发生在今天出生于美国的华人身上。他们中很多人也只会讲英文。很多做了父母的华人朋友，都为此头痛不已。华人的历史经历是一面镜子，凸现了历史和现实之间、各不同族群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原载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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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朗读者：黄琲
责任编辑：刘淼 排版编辑：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