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一）

点击上方即可收听本期朗读音频！

陈勇，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历史系美国史教授，曾任该校研究生院副院长（1999—2004），并担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系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著述包括：Chinese San Francisco,1850-1943：A Trans Pacific Community(2000)，中文版《华人的旧金山》（2009）；《美国史探研（续编）》（2010，合编）。曾在纽约市和费城的博物馆举办过“美国中餐馆历史”的展览（2004—2006），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教育经费和中国教育部春晖奖。曾任美国种族和移民学会的董事，并担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和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项目评审委员。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筹备组成员（1987）。

也许，这是一篇不应该写的文章。以研究历史为业的学人，可以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但是，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似乎从来就不是其职责。更何况，在历史学本身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史学家们所撰专著的读者越来越少，又有谁会对一介历史系教师的思想和经历产生兴趣呢？然而，也正因为史学的危机，史学家们才更应该多反思。历史的长河，有时像滚滚洪流，激荡人心；有时又像山间小溪，令人流连忘返。是什么时候，它在历史学家的手中竟变得如此无力，如此乏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湖北山区走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满怀要了解世界的青春情怀；后来远渡重洋，为的是近距离了解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的成长史。数十年浸淫史学界，我从中国到美国，从学生变成先生。读了很多著作，但学到的更多的是历史学，而不是历史；历史学的知识越来越多，但却感觉到离历史越来越远。我对历史的领悟，来自于现实生活这个课堂。在此，历史是活生生的，无处不在。对历史和现实密切联系的发现，给了我探寻历史的激情。这并不是说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与此相反，现实存在于历史之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内的现实世界也都只不过是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所以，学习历史，也就是在体验生命。

历史学的危机

美国史学家早就看到了历史学的危机。有一部1999年出版、六年后又再版的美国史学著作，就以“历史学的危机”为标题。“危机”二字绝不是危言耸听之词。史学失去了它曾拥有过的崇高社会地位。从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到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里以及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等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称历史学为“唯一的科学”。即使在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史家也曾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用阶级观点重释美国宪法的渊源，产生了深远的反响。在他之前的特纳，于1893年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用简练而激昂的文字，指出美国民族的独特性是在不断向西扩展过程中而形成的。这一观点的影响远远超出史学，给美国例外论这一重要社会思潮提供了基石。

在中国，历史学的影响更为长久。太史公的《史记》一开史学先河，两千多年来，魅力无减。《史记》成为中国人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环节，长久被尊为国之瑰宝。清代学者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一语，道出了史学的崇高地位。近代中国困苦深重，难容静静的书斋。但陈寅恪这样潜心治史的学者，仍然得到了广泛的敬重。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史学在中国和美国社会的影响都渐渐式微。历史学家则成为被社会所遗忘的群体。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也越来越淡薄。在美国，很多中小学生成了“史盲”。为此，国会于2004年专门通过《美国历史和公民教育法》但收效甚微。2009年7月初，《亚利桑那州每日星报》报道说，该州内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学生不知道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中国的情况无不相似。1978年与我同时考入北大历史系的同学里，各省的状元就有好几位。但不久历史系就很难吸引高考的尖子了。虽然高考得高分并不一定就是人才，但这也表明历史学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有的历史系干脆改头换面，给自己的门牌冠上“旅游”等字眼。史学岌岌可危，可见一斑。

历史学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知识结构的变化，所以也是在所难免。社会教育水平日益提高、信息量不断膨胀，人类知识的分工也就越来越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逐渐从历史学这个大框架分离出来。历史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大一统的学科了。此外，二十世纪前的历史学家——从苏格兰的知名史学家卡莱尔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到近代中国的梁启超——多是为数甚寡的社会上层人士。他们是重要历史过程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他们研究历史，是出于个人历史责任感而做出的选择。二十世纪以后，历史学日渐专业化，历史研究更多地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专业化把历史学从贵族的垄断解放出来，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也极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自由和创造力。如果说贵族撰史是有感而发的话，专业史家发表论著乃是不得不发。而且，其作品必须要得到为数不多的同行的认可，由此才能在各自的单位里通过考核。这样一来，史家的社会责任就退居次位了。“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这句古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史学界的可悲的现实。当然，一部史书的价值不能仅以读者的多寡来衡量。但是如果整个学科都在朝着为少数专家来写历史的方向发展，那就大有问题了。专职史家的队伍不断在扩大，可读者却越来越少。这正是历史学的危机所在。

脱离了社会大众，历史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意义。自然科学家大可关在象牙塔里做自己的研究。就连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都可以在狭小的范围进行。这些学科，各自都有高度排他性的方法和术语，从一开始就不是要给大众来鉴赏的。但历史学则不同。它从来就没有一套完整、独特的方法，其赖以生存的土壤乃是社会。早在部落时代，历史就是靠众人的集体记忆来保存的；历史记录的内容则是部落成员的共同生活，是其共有的财富。

历史学的这一社会性乃是其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今天史学的衰落不能仅仅归结于人类知识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商业化。史家也应当检讨自己。我们离社会越来越远，眼界越来越窄。在史学论著中，很少表现出卓越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干涩的八股式语言反而常常驾驭了史家。

有人把历史比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多年苦苦追随她，从北大到康乃尔大学。但到头来，却发现她原来已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媪。我在中国时读到的历史，号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规律，但总是让人昏昏欲睡。到了美国，发现史学家更多的是工匠，而非思想者。历史系培养学生，就像是欧洲中世纪作坊训练学徒；在好大学里，通常都要熬上七、八年甚至更久。等毕业时，锐气早就磨平了；除了能写近于公式化的作品外，早已丧失了其他技能。博士生教育所出现的问题，不仅限于历史系．2000年有人就美国博士生教育作了广泛的调查。参加调查的博士生有三万二千人之众，涵盖各大学的一千三百个科系。设计这项调查的学者戴维斯（GeoffDavis）曾说，“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在大学以外生存的能力，这很成问题”。

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年，是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基本不参与大学管理的联邦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资助科研，使得美国高校，尤其是公立学校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历史系也随之得到巨大扩张。但随后就是三十年的“就业危机”。我们这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到美国学历史的，正好赶上这个很现实的危机。由此，很多来美国学习历史的朋友，很多后来都转行了。有的进了法学院，有的改学电脑，走上高科技的康庄大道。动作慢、又胆小的我只好留守在历史这块阵地上。

没能改换门庭，“什么是历史？”也就成为一个数十年里挥之不去的问题。亲近的朋友为此都笑曰：真是一身的酸书生气。英国学者卡尔曾著有题为《什么是历史？》的专著，从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角度来探讨此问题。看来我身上的酸气还有点欧洲味呢。对身处危机重重的史学界的我而言，这不单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史学家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探索。我常扪心自问，除了为生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要学习历史吗？学习历史的我，与我所学的历史又有什么关联呢？

对一个研究美国历史的外国人来说，美国的社会生活就是最好的课堂。1985年八月我从北京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已是深夜，四下一片漆黑。陌生美国社会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接待我的朋友，是一位豪爽的犹太人律师。他说，你来学习美国历史，一定要看看纽约。第二天，他太太带我去了曼哈顿。中午请我吃一种上面涂有奶酪的大饼。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披萨。刚来美国的头几年，我对美国社会生活的知识还不如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连诸如早餐的麦片、时下流行的电视剧、热门的棒球球员等生活中最基本的话题都全然不知。这是留美学美国史研究生的尴尬：在课堂里，我读的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还当助教教授美国学生；然而在生活上，我对美国社会的知识充其量也只有五岁孩童的水平。我也曾暗自企望能躲在金字塔，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如果这样做了，最多也只能成为水货的美国研究者，更有悖于我来美国的初衷。于是我老老实实地把了解美国社会当成一门必修课。

了解美国，就要去体验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我则在吃上花了很大功夫。这不光因为我爱吃；更重要的是，饮食是每个文化的核心部分。要了解、融入一个新文化也就要从这里开始。饮食结构的变化，最为清楚地勾画出社会的变迁。美国家庭一天最重要的一餐从中午到傍晚，是工业化和都市化的产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化的美国餐饮业，则是美国社会从一元化社会迈入文化多元的一个重要标志。像诸如豆腐、酱油等常见的亚洲食品已成为各大超市的常备食品，就连九层塔和藏红花这类以往罕见的食品也日益流行。饮食也是区域性文化独特性的重要象征，比如爱达荷州的土豆，缅因州的龙虾。还有著名的“辛辛纳提辣酱”——我在此用引号，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流行于中部地区的大杂烩式的菜肴。各地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强调其中的肉桂风味，有的偏重可可。只有亲口品尝，才能真切体会个中滋味，就跟学历史一样。

生养孩子，是了解美国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庭生活已发展成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核心。刚来美国时，以为美国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淡薄，孩子十八岁就会被踢出门。但当自己为人父后才发现，美国的父母比中国的父母要付出更多。从孩子很小开始，父母就带着他们四处奔波——参加生日派对、弹钢琴、打球，等等。作为移民的父母们，也由此与不相往来的邻居成为朋友，与美国社会有了亲密的接触。

在美国这个多元化的国度，体育是人们生活中的另一个的共同点。在中国我读报，先读的是政治新闻。到了美国，发现大家拿到报纸，先打开的是体育版。在这个富裕而稳定的社会里，体育新闻也是很多人唯一关心的新闻。我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开始订知识分子必读的纽约时报，早晨起来，一块面包，一杯牛奶，就着一份报，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时而久之，我也迷上了体育版，因为我发现体育记者个个都文笔过人。能把赛事活龙活现地重现于静态的文字中，的确需要非凡的文字功底。读体育新闻，也就成为我提高英文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爱读体育新闻，也是因为我喜欢运动。康乃尔大学位于俗称纽约上州的一个小镇，四下一片田园风光。大文人胡适二十世纪初在此读书时，将小镇的名音译为“伊色佳”，颇为传神。但是在文化娱乐层面，这里却堪称一片荒漠。踢足球是我有限的几项休闲活动之一。1997年暑假的一个周末，晚饭后我和几位中国同学组队和老外踢球，对手中有一个高大黑人，一看就是打橄榄球的。突然，球从空中落到我们的球门边。我见势不妙，飞身一个铲球。身体还没落地，那位黑人球员的脚已经踩在我脚上。咔嚓一声，我右踝关节整个断掉。救护车呼啸赶来，我躺在草地上，任凭医护人员忙着剪开我脚上的球鞋。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眼前是被扭成互为九十度的脚板；头顶上是无尽的星空。我猛地感到生命的有限和短暂，以及个人的渺小。“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太宏大、太沉重了。史家所能了解的历史，只不过是其个人生命经历的反射，会随生命消亡而终结之日。由此，每个时代，每个族群，甚至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撰写自己的史籍。（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敬请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内容！

精彩推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朗读者：刘淼

责任编辑：张卓晶   排版编辑：张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