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汤用彤致胡适有关学科建设的信

汤用彤致胡适有关学科建设的信（一）

【核心提示】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赵建永最近在搜集整理汤用彤先生遗稿时，发现了30余封他与胡适往来的信函。经汤一介先生同意，赵建永整理了其中几封论及学科与学风建设的遗札，专供本报，以飨读者。

作为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通过发扬自由创新的精神，力谋学术上的建树，是汤用彤治理文科的根本方针。对此，汤用彤与胡适的意见是一致的。从现存他们的往来信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在1938年12月17日，汤用彤与蒋梦麟、钱穆、郑天挺、罗常培等人联名致电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信中说：“我们虽然遁迹天南，也不敢放弃了北大的一贯精神。大家都在各竭所长的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就想拿这一精神献给你做寿礼……最后，我们希望你在转移国运之后，功成身退，同我们一起再回咱们老家去。”汤用彤等人殷切希望胡适在抗战胜利后，重回北大。

1940年12月17日，汤用彤致函胡适，阐述北大在战时应采取的办学方针和具体措施：

原夫世界著名大学，类必有特殊之精神及其在学术上之贡献。若一大学精神腐化，学术上了无长处，则实失其存在之价值。北大自蔡先生长校以来，即奖励自由研究，其精神与国内学府颇不相同，而教师、学生在学术文化上之地位与贡献亦颇不后人。今迁校南来，精神物质均受巨大之损害，学校虽幸而存在，然比之我公亲自主持之时，所留存者不过同人等之老卒残兵。此则如不及时加以振奋，恐昔日之光辉必将永为落照。

信中深切透露出汤用彤的忧患意识：

北大文科图籍沦陷，旧人颇见星散，实宜及时重加振作，并为将来预备。上述四项略陈纲领，详细办法已在商榷。惟北大现在经费有限，虽加聘导师经费，梦麟先生已允设法，然积极扩充自须另辟财源……窃拟邀集中美友好在美洲筹集专款若干万元为扩充研究所之基金，既伸借花献佛之忱，又作百年树人之计。想先生于勤劳国事之际，必常眷念学校，盼能俯顺微意，惠然允许，北大及中国学术之前途实利赖之。

面对南迁以来北大的艰难局面，汤用彤甚为担忧，但他对民族前途充满信心，相信国难终有止期，总有复校北归之日。因此，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宜于事前为北大之前途有所预筹。鉴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过去名声显赫，联大时期更为北大唯一的自办事业，要想重振北大文学院并为复校以后预备，自应从文科研究所着手。为此，汤用彤提出四条具体的充实途径。

一、设法使大学本科文学院教师与研究所融合为一，促进其研究之兴趣，学校多给以便利，期其所学早有具体之表现。

二、聘请国内学者充研究所专任导师，除自行研究外，负指导学生之责。如此，则学生受教亲切，成绩应更优长。而北大复校后，教师实须增加，本所现聘导师亦即为将来预备。

三、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如重要典籍之校订、古昔名著之辑佚、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南明史料之收集、藏汉系语言之调查等。

四、现在学校书籍缺乏，学生程度亦较低落，研究所学生应令其先精读基本书籍，再作专题研究。而优良学生于毕业后，学校应为之谋继续深造之机会。

作为杰出教育家，汤用彤当年殷忧之叹所蕴真知灼见并非只限于一时一地。汤一介先生认为，以上四条对今日北大文科，甚至各院校，仍不失为重要指导方针。抗战期间，在汤用彤指导下，他的研究生王明做出《太平经合校》，王维诚于《道藏》中发掘出王弼《老子指略》等重要文献，而向达敦煌考察又得到他大力支持，如此等等，都是上述建议实行的结果。

信中要点在于恢复和发扬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之风。北大有着“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一贯办学精神，每所高校都应有其独特的立校精神，如清华倡导“自强、厚德”，南开有着“允公允能”的校训，皆世所公认。立校精神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力量源泉和精神象征，更是文化传承和时代精神的表征。近一个世纪以来，正是由于蔡元培、胡适、汤用彤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努力开创、维持和弘扬北大特有的自由研究精神，北大才以其优秀的学术传统和迥出众流的学术成就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大学建立自己的学术特色很不容易，而一旦形成学术传统，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直至今日，在北大仍可感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汤用彤致胡适有关学科建设的信（二）

【核心提示】汤用彤在利用敦煌经卷等新旧史料研究佛道教方面，为世人树立了典范。他对敦煌研究的倡导，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并使中国敦煌学研究走上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之路，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局面。

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函胡适，力陈学术建树为大学立足之本，并以开辟敦煌调研为重点加以具体阐释。信中说：“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以文科而论，同人研究进修并未中辍，前年出版四十周年纪念刊，近又油印发行论文十余种，其中文学院同人所著颇有可观者，而比之我公领导下学校极盛之时，至少在数量上，实觉远逊。此其故，固亦由个人生活不安，工作效率低减，然学校财政支绌，事业无由发展，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渐趋不振，同人精神无所寄托。”他特别强调：“夫大学之地位，首赖其在学术上之有所树立。北大同人若不及时努力，筹募经费，力谋建树，将来在学术上之地位必见低落。”因经费紧缺，极望胡适予以援助。

汤信中着重将敦煌文物调查已迫在眉睫的情况报告胡适，并陈述了向达（字觉明）在敦煌考察的成就及其困难，为此敦请胡适为敦煌文物调查筹款。“去岁向觉明赴西北之前，又曾以此间需要上陈。现在文科情形较前尤为吃紧，亟望我兄之援助。昨日接觉明自敦皇（煌）千佛洞来书，谓彼曾得王重民函，转致尊意，谓将筹款为文科研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业费，闻之不胜欣慰，为学校贺。但此间情况必将日劣，伏望早日成事。而且文科领导无人，尤望我公之能提早返国，至为祝祷。觉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寄去小款，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万里长征，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皇（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皇（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保，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皇（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而我公为西北调查所筹款，亦宜委托北大专管，务求用途得当。此虽弟一人之私意，实为学术之公心也。”

向达是汤用彤的得意门生，时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汤用彤积极支援向达西行，信中所说“去岁向觉明赴西北”即指向达代表北大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并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敦煌，考察莫高窟、万佛峡等地。返回后，他针对某些名流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现象，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管理，开展研究工作。这一建议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在汤用彤致函胡适后，同年7月至次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敦煌，做了大量重要原始记录，后来陆续发表《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等多篇论文，迥异于书斋中的文献考据之作。而汤用彤在利用敦煌经卷等新旧史料研究佛道教方面，也为世人树立了典范。他对敦煌研究的倡导，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并使中国敦煌学研究走上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之路，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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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36、3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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