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汤一介先生与《儒藏》

陶行知先生说过:“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句话,用来形容汤一介先生与《儒藏》,实在再贴切不过了。汤先生一辈子,立功、立言、立德,有很多工作可以写进学术史,有很多事情会被后人记住,他对我这样的后辈的关爱(尤其是在岁月艰难之时,雪中送炭一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也将持久地温暖这个世界。而在他晚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儒藏》,最大的心愿是编好《儒藏》,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情,我认为,也可能就是《儒藏》。

汤一介先生来主持《儒藏》这个“工程”,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要编《儒藏》,汤先生有过很多很深刻的说明。我作为外行,理解得比较肤浅,但汤先生提出这个大的思路之后,我马上就认定,北大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汤先生的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了不起的学术世家,几代人的积累,使得他的境界和判断力能够超越同侪。汤先生对“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传统、何为中国经典”有着成体系的思想。他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状况,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他又在北大,北大有足够的人才,有很好的图书馆,有做大事的基础,所以,他来主持《儒藏》这个“工程”,是最合适的。

我还记得,向教育部申请这个项目之前,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汤先生、何芳川先生及我,在静园一院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会,商量相关的事情。几位老先生都讲了话,我一条一条记了下来。他们讲话的神情我都还记得,老先生们虽然都走了,但他们共同倡议的《儒藏》还在,这就是学术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所在吧。

此后,汤一介先生在校内选了几个副手协助他工作,其中最后一名是我。前面几位助手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大教授,只有我是外行。汤先生要我参加,主要是要我帮他做校内资源的协调与研究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我十分乐意,虽然自己很驽钝,但却有心向学,平时也乐于读一点旧书,而且,到学校工作以后,要想为文科老师服好务,我正需要补文史哲方面的课。所以对我来说,参加《儒藏》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自从担当了《儒藏》主编的重任,汤先生就专心致志地做事情,十几年如一日,把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做出了眉目、搭起了架子。这件事情太辛苦了,很不容易做好。毋庸讳言,我也听到过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因我身在其中,所以理解和外间就不一样。我知道,做成一件大事,总会有许多遗憾,甚至会有一些错误,做事情的人总比不做事情的人更容易犯错,但建设比批判更有长远的意义。汤先生带着大家做了十几年,认准了大的方向,久久为功,这功不仅在当代,还将传之久远,他给大家立起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因此受益的人会越来越多,影响也已经超出国界、超出时代,这就值得大书特书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专门看望了汤先生,聆听了他关于《儒藏》和儒学的见解,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这之后不久,汤先生去世了,我想,汤先生“做了一大事而去”,他的心里应该是特别踏实的。

《儒藏》是个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这十几年来,汤先生多次招我到府上去谈工作,谈得比较多的,是关于《儒藏》的事。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岁数大了,身体不好,可一天时间他都舍不得浪费。《儒藏》是个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可惜,现在熟悉古文献的年轻人难找,愿意从基础的点校工作做起的年轻人更难找,但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儒藏》工程往前走,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人理解“功不唐捐”,愿意坐在冷板凳上,一点一点进步,要不然基本功都丢了,将来还谈什么做大学问。

汤先生还反复跟我说,志攀啊,你回去跟校长讲,你们要考虑,我以后《儒藏》谁来牵头啊?你们要找人,要多投入一些,要不然等我走了就来不及了。

我每次听他说到最后时,心中都充满伤感。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后来之人,或有后来的理念、办法,或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但要像汤先生这样,做成一生的事业,就太难了。

汤先生家里有很丰富的藏书,他生前就与学校签下协议,将他父子两代人的珍贵藏书都捐给北大,这很让人感动。和某些人利用“家学”或者并不符实的虚名谋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家风,这是君子之风。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者是为天下人的公益而生的,私心、私欲不是不能有,但总归应该少一点,多替别人考虑、多替未来的人考虑,如此,气象方能大。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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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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