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朱立群:一位国关学者的敏锐、求索与责任
朱立群教授去世一周年之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她生前师友编辑的《从欧洲安全到中国外交——朱立群文集》。文集共收录14篇文章,基本涵盖了她的主要研究。
推动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
学术上敏锐、学问上求索,这是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该书序言中对朱立群的评价。在研究中,朱立群总能敏锐捕捉国际关系领域重大问题,努力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最有意义的是,她探索运用实践理论阐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演化。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西方出现了种种针对中国的悲观论调,朱立群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源于近几十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为此,她探索以实践理论破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在矛盾和对立,试图为正确把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确立一种新思维框架。《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另一种思路》《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问题》等文,集中反映了她对这一理论前沿问题的探索。
国际关系实践理论基本要义有三点:第一,坚持实践的本体论地位,强调国家等行为体的实践,是国际社会存在的根本方式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第二,强调国家等行为体的实践,产生权力、利益、规范、观念、文化等国际社会因素,形成了国际体系或者说结构。而实践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国际体系或结构也必然随着行为体的实践进程不断演化。第三,国际体系或结构,与国家等行为体相互依存、双向互构。前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制约和框定后者,后者基于自身主体性、位置性和策略性而进行的实践施动,又维持、强化或改造着前者。
与西方主流理论不同,国际关系实践理论从关注静态转向关注动态,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从关注如何“想—知”转向关注如何“做—知”,从而将个体与整体、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结构与行为体等统一于实践进程中。实践理论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束缚,不仅有助于阐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为中国更好地发挥能动性、参与塑造国际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持。令人惋惜的是,实践理论的探索刚刚起步,朱立群却不幸离世,这不能不说是国关学界的一个遗憾。
提出复合中心圆和中国外交战略文化三概念
朱立群的学术训练来自于历史学科,强调对具体细节的求证。随着在国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重视摆脱事件细节,超越经验层面,努力从概念抽象和逻辑论证上把握国际问题的深层规律。例如,对21世纪初北约和欧盟双东扩的研究,她提出复合中心圆概念,以阐释并理解欧洲的新安全结构。她概括出来的复合中心圆的欧洲安全结构,具有交叠而不重合、等级有序、内外有别、开放性与边缘模糊相结合、多边主义与制度化控制等特征。关于中国外交的影响因素,她力图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探索中国外交国内因素国际化的影响路径和演变模式问题,提出“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变化”构成现阶段中国外交变化动力的解释模式。
在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辩论的英文文章中,朱立群以三个概念阐释中国的外交战略文化:势、身份和战略。势既包括天下大势,又包括现有权力格局;身份既包括体系内的他者定位,也包括自我认同,更包括身份背后的权利义务认同;战略既包括战略目标、战略原则,更具体到地区秩序构建乃至国内民族主义的关切等。深入本质的概念抽象和层层推进的逻辑分析,使朱立群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理性,也因此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学理范畴的思考需要研究者在事实材料基础上,具备概念化、抽象化以及逻辑化的能力;既能近望树木,又能远观森林。在功利和浮躁盛行的环境中,能保持这种高品位的学术追求让人敬佩。
从欧洲安全到中国外交的学术转向凸显家国情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朱立群把精力更多转向中国外交研究。《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对观念及社会基础的重大影响。《中国外交的“中庸”特色》是对中国“中庸”特色外交政策的系统总结。《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则分析了当前内外事务紧密纠缠、外交事权分散、外交运作日益透明,给中国外交运行环境带来的新变化,提出中国外交能力的建设方向。
从欧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转向中国外交研究,这种研究转向看似突兀,实则体现出朱立群的家国情怀。欧洲研究和理论研究背后的真实关切都源于中国,基于如何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塑造中国的和平发展。情系家国、放眼天下的情怀,源于她的人生经历。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朱立群,亲历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巨大变迁。她的求学治学经历,恰与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者变为有影响力的融入者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同步。身处这样的大背景下,紧跟时代脉动,再加上经世致用的学术情怀,影响了她的学术旨趣。一定意义上说,这部文集不仅反映了朱立群的学术轨迹,同时也是一个镜像,折射出一代中国国关学者共同的心路和研究历程。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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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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