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以来，在国外学界引发广泛关注，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立足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恰当把握，有助于科学地看待和评价国外学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解读与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的，但它是在汲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充分尊重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恰当地把握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变迁，具有鲜明的唯物史观特色。美国学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新中国》中正确地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是对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并指出中国梦是整个民族的梦想，也是每个人的梦想。比利时学者蓝露洁（Lutgard Lams）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官方话语中的战略叙事研究》中认为，中国梦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特征，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人探索的结晶。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华纳（Malcolm Warner）在《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中对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进行了质疑，而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因为中国特色的旨趣在于，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之下，拓展发展中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而非处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控制，这体现了伟大的人类文明进程的意义。捷克学者林昂和英国学者毛里奇奥·马里内利（Maurizio Marinelli）在《引言：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话语》中认为习近平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他们质疑当代中国在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话语的使用和功能上是否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新纪元，并认为这只是为了加强一党统治而进行的重申和创新。他们的判断完全没有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将之降低到加强党的统治的层次，而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实质是中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充分尊重和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秉持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新表达，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加坡学者兰斯·戈尔（Lance Gore）在《中国的新指导思想：习近平时代的展开》中从整体上考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总体内容和基本目标，特别肯定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中国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美国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吗？》中，仅仅根据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环境问题的角度来质疑新时代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是非常狭隘的。波兰学者亚当·诺比斯（Adam Nobis）在《中国新丝绸之路乌托邦及其考古学》中将新时代中国的规划当作一项基于西方价值观念的乌托邦是完全错误的。加拿大学者基恩范林（Kean Fan Lim）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平衡发展、多样化的新自由主义和国家空间性的辩证分化》中，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新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是由不平衡的国家空间性和终极国家历史化所形成和分化的。这种观点显然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延续和发展，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现实逻辑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深刻把握了社会发展新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和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国学者大卫·彭拿（David Pena）在《中国梦与美国梦之比较》一文中，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现实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梦有四大主题：民族振兴、共同富裕、民主和人民幸福，而美国梦则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社会经济向上流动，表明中国梦的全面实现是通过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实现的；相比之下，美国梦则是一种特别具有侵略性、掠夺性和帝国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澳大利亚学者布莱恩·马丁（Brian Martin）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未来已来》中正确地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时也看到了尽管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困扰，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增长的债务与GDP比率问题，这对新时代中国提出了重大挑战。美国学者季北慈（Bates Gill）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未来：挑战先行》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诸多重大的成功，但同时也面临深刻而严峻的国内外挑战，实现中国梦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些挑战。上文中加拿大学者基恩范林虽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判断有重大失误，但他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具备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域，这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加里克（John Garrick）和美国学者彦·昌·本内特（Yan Chang Bennett）在《习近平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认为，中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在如此复杂的改革中如何驾驭波涛汹涌的现实情况。日本政治家青山瑠妙（Rumi Aoyama）在《一带一路：中国的新全球策略》中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一项区域政策，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宏伟全球战略，但也提出其面临着严峻挑战。纵观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一部分学者作了准确、客观的评价，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层次还是不足或有失偏颇的。因此，在面对国外学界研究和评价的时候，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来看，他们的缺陷主要在于：第一，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对新思想的把握缺乏历史辩证法的眼光；第二，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逻辑认识不足，由此认识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第三，对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严峻挑战认识不足，对中国处于全球复杂局势把握不当；第四，囿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作出了诸多不当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历史发展变迁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闪耀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光辉。由此可见，只有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三重视角才能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客观地看待国外学界的研究，更加自觉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人民的时代重托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