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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家风家学与家族文学
世风转移引发家学内容变化时移世易,家学内容亦常随之迁转。两汉时期,经学炽盛,朝廷设五经博士,由通经而致仕者所在不少。诸多经学大师不仅将其学问传授给弟子门生,同时也以此作为家学在家族内部赓续,用智慧和才情惠泽子孙。家族成员受此熏染,严守家法、师法,并累世传习,最终造就出如京兆韦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阙里孔氏、东武伏氏、琅琊王氏、龙亢桓氏、苍梧陈氏等经学世家,对两汉社会政治、文学文艺、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家风名言,更是传颂后世,彰显出知识、学术对家族发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汉末动荡,天下三分,魏晋之后,家族或以文胜,或以武显,或以艺称。玄学与艺术成为东晋南朝许多家族家学的主要内容。颍川庾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不仅在政治上颇具建树,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北朝连年征战,为保族全宗,弓马骑射蔚为风尚,而各政权亦多以名利与权位相号召,习武尚勇遂成为许多北方家族的家学内容。河东薛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京兆韦氏、尔朱氏、陇西李氏等家族能够名将辈出,皆本于此。及至隋唐,天下一统,朝廷废除以门第选官之旧习,转以科举取士,诸科中以进士科最著。伴随着诗赋在进士考试内容中权重的不断增加,文学遂逐渐代替经学、武力而成为天下家族传习的重点,并随之催生了大量科举家族。以文学取士推动家族文学发展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文学才情是士人步入仕途的基础,亦是隋唐家族振兴门第的关键,因此对文学的热爱成为世家大族的共同追求。颜之推《颜氏家训》云:“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可见,对于家族而言,良好的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学修养是避免衰宗落谱的有力保障,诗赋才能则是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对于隋唐时期的读书人而言,无论是胸怀天下,还是埋首坟典,为实现一己理想,就必须焚膏继晷,蟾宫折桂。受此影响,文学遂成为家风家学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家族子弟在文坛呈现出父子、祖孙、兄弟前后相继的现象。胡应麟《诗薮》对其胪列尤细,他按父子、兄弟、夫妻、祖孙、舅甥等关系梳理出以文学知名者四百余家。其中,父子者有张碧、张瀛,顾况、顾非熊,章孝标、章碣,温庭筠、温宪;祖孙者如杜审言、杜甫,钱起、钱珝;兄弟者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远,姚系、姚伦等,皆“联玉无瑕,清尘远播”(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足见唐代文学创作、传习具有深厚的家族基础。文学创作的家族化倾向催生并带动了家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在唐代,许多优秀作家皆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如来自河东、享誉高宗武后文坛的王勃,其祖父即为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叔祖则为初唐著名诗人王绩,祖孙三代,皆有文名于世。又如杜甫称“诗是吾家事”,其祖父杜审言名列武后朝“文章四友”,推动律诗成熟居功厥伟;其父杜闲,虽历宦地方,但仍能以诗文相继;传至杜甫,以文学自励、励人,成就卓绝,享誉千古;其子杜宗文、杜宗武亦有诗篇踵武其后。杜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前后四代,绵延百年,颇为壮观。又如韦应物出自“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逍遥公房,“逍遥公有六子,俱为尚书”,其曾祖韦待价在武后时拜文昌右相,家族门庭煊赫;其父、叔皆有名于画坛,颇富艺术才华,这对其日后敏感细微之艺术观察力的培养当具助益。家族子弟的文学才能,离不开家族文学氛围的熏染和家族内部成员的砥砺。《李氏花萼集》《韦氏兄弟集》《窦氏联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门之作”(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家族内部子弟、兄弟间文学创作之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家族传统规约子弟文学趣味家族潜在的文学传统对家族文学趣味、创作亦产生影响。例如,张为张荐之祖,张荐为张又新之父、张读之祖,牛僧孺乃张又新姻亲、张读之外祖。此一家族在唐代以小说创作见长。从张《朝野佥载》《游仙窟》、张荐《灵怪集》、张读《宣室志》到牛僧孺《玄怪录》,其小说多述神怪灵异事,对志怪题材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浓厚兴趣,可见张氏家族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传统,并对后续子弟小说创作产生影响。以段成式为代表的段氏家族是唐代另一著名的小说创作家族。段成式以《酉阳杂俎》在文坛留名,该书以识见广博著称,其子段安节著《乐府杂录》,记载乐坛逸闻和名流掌故。段安节岳父温庭筠撰写的《乾巽子》旨在“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段安节之弟段公路另撰《北户录》,其博物之旨亦与小说家相类。整体来看,段氏家族的小说创作,在旨趣上以广博见长,以趣味娱人,体现出晚唐小说在宏大叙事和求怪追新之外的另一种发展面向。再如颜真卿家族,其八代祖颜炳之以能书见称,曾祖颜勤礼工篆籀,祖父颜昭甫长于篆、隶、草各体,父亲颜惟贞以草、楷擅名。此外,颜氏家族还与殷氏家族六代通婚,绵延二百余年,二族俱导源于汉魏山东名族,家风融南北之长。隋唐时期,两家不但以书画享誉,且以文学、学术著称,家学、家风之影响清晰可见。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家族文学传统对家族成员创作具有深重的规约与影响,而每一位子弟又以自身创作参与建构了家族的文学传统。家族文学与家风家学互涵同构文学创作一方面与个人禀赋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后天磨砺与勤奋练习。因文学而获利者,大多不遗余力督促子弟问道向学,因此“劝学”自然成为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为使子弟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大家族不仅重金延请名师,而且广结文坛名宿,相互砥砺,切磋提高。有些家族甚至以文学为婚嫁标准,唐宋时期,著名的“榜下择婿”就是生动的案例。通过多重努力,文学成为许多大族子弟的必备修养,进而涵养出清贵的家风门风,更进一步对家族子弟的交往、持身、言行产生影响,并最终对家风、家学之养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总之,在中古时期,家族文学与家风家学之间互相涵育,共生同构。这既是著姓大族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也与时代思潮演进和人才评价标准转移密切相关。“三百年来,科举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此虽是说科举对家族发展的巨大影响,但在以诗赋取士的文化语境下,也可视作文学创作成就之高低对于家族盛衰的制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家族文学创作与家风家学涵育如鸟之双翼、车之二轮,影响并推动了中古家族的发展,其不仅有功于文学变迁与普及,也使整个社会重视、支持文学文化,还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阶层的庶民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趋势不仅加速了人才在横向地理空间中的流动,也推进了社会成员在纵向阶层间的对流,最终以文学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流动,并由社会流动促进文学思潮的新变和文学作品的流播、普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群体互涵关系研究”(16XZW00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省文化资源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