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区”的“基本”问题辨

193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冀朝鼎,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诸多学界名流纷纷撰写书评。历史学家张荫麟说:“留美学生以西文言中国事,对于中国学人,例无一读价值。此为厥中少数例外之一。”1981年,朱诗鳌将该书完整地译为中文,题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学界最广泛利用的译本。2014年,该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年,后浪出版公司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又推出岳玉庆译本,题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该书中文译本的书名中,都出现了“基本经济区”。笔者以为,这一译法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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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区”违和感十足

冀朝鼎认为,该书对于经济史研究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复杂,该书一开始就写道:“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但这又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别扭的概念:既然是“受到特殊重视”,怎么又是“基本”的呢?顾名而难以思议,用一句流行语来说,真正是“违和感十足”。

若对照对应的英文key economic areas,就会释然,如果说“受到特殊重视”称为“key”自然是很好理解的,而且作者在书中还明确写道,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经济区,就had the key to the conquest and unity of all China,即拥有了征服与统一全中国的钥匙。key的意涵固然丰富,但最常见的含义是作为名词的“钥匙”和作为形容词的“关键的”,而没有“基本(的)”这一义项。

由此可见,将key译为“基本”并不妥当。此外,1981年朱译本《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书名中将water-control(治水)译成水利(water-benefit),也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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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中译法体现真实含义

除了“基本经济区”这一译法以外,key economic areas还有几种中文译法。

吴景超将其翻译为“经济要区”,这大概是第一个中文译法(《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独立评论》第197号,1936年4月19日)。陶希圣将其翻译为“经济枢纽区域”(《冀筱泉著〈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枢纽区域〉》,《食货》第4卷第6期,1936年8月)。杨联陞将其翻译为“经济锁钥区”,同时也认可吴景超翻译的“经济要区”(《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9月18日)。张荫麟的书评中也采用“经济要区”的译法(《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1期,1937年)。费孝通使用的是“经济钥区”(《读冀朝鼎著〈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益世报·社会研究》复刊第51期,1937年4月28日)。陈国贤将该书翻译为《中国史上的经济键区与公共水利》,译文在《河北省立工学院半月刊》15—27期(1947年10月—1948年9月)连载。

此外,李文治回忆:“1944年梁先生布置我从事清代漕运史的研究,他首先要我看冀朝鼎先生所写《从公共水利工程的发展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地区》一书。……我的英语程度很差,还是尊重梁先生意图利用业余时间把它翻译出来(当时简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键区》)。”(汤明檖、黄启臣主编:《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在很长时间内,评论者和译者虽然对key economic areas的翻译不一致,至少有“经济要区”“经济键区”“经济钥区”“经济锁钥区”“经济枢纽区域”五种之多,这些译法都体现了“key”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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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成为key通行译法

第一个将key翻译为“基本”的并非中国学者,而是日本学者佐渡爱三。1938年,冀著由佐渡爱三翻译,题作《支那社会経済史分析》,1939年再版时书名改为《支那基本経済と灌漑》。在“译序”中,佐渡爱三也指出,key economic areas直译应作“键钥经济地带”,但他并没有采用这一译法。灌溉(irrigation)一词并不在原来书名中,尽管冀朝鼎强调灌溉在水利工程中的重要地位,但除灌溉工程以外,还涉及防洪工程、水运工程等。在正文中,water-control大多译作“治水”。为何书名中两个关键词都作了大的改动?这实在让人费解。日本学者在翻译外国作品特别是在翻译书名时,往往有“意译”的习惯,而佐渡爱三的“意译”已经变成“误译”。

武汉大学李剑农的《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引用该书时,称其为《中国基本经济地带与灌溉事业》,这显然受到佐渡爱三日译本的影响。朱诗鳌介绍:“据我国著名经济史专家、武汉大学彭雨新教授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有三位教授有过中译之举。”这三位先生其中应该就有李剑农。朱诗鳌对书名的翻译可能受到李剑农影响,不过他在翻译时也阅读过日文译本,是否直接受佐渡爱三的影响也未可知。

key economic areas一词在“基本经济区”之外,本有多个较为准确的中文译法,但最终通行译本采用了佐渡爱三日译本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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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地理学概念混淆

将key economic areas翻译为“基本经济区”,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地理学中,本来已有一个不同意义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左大康主编的《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基本经济区”词条中,对应的英文是basic economic region,其给出的解释是“又称大经济区或一级经济区。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最高一级经济区。在中国,是由若干省、自治区或中央直辖市组成的各具特色、并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拥有独特地位的一级经济区”。

经济地理学中的“基本经济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概念,至今仍在经济区划中较广泛使用着,可以说是名实相符、货真价实的术语。将key economic areas翻译为“基本经济区”,则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总而言之,冀朝鼎这一名著的现行译本在全书最重要的关键词的翻译上产生了歧异。这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混淆,期待以后的中文译本能够更正。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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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卓晶  排版编辑：张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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