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的界限流变：阿甘本敞开的视域
阿甘本在《敞开:人与动物》一书中,深入由福柯开启的对生命政治的讨论,继续回答阿伦特提出的问题:人类有些恶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谅解,我们应当如何避免这种恶的再一次发生?他通过指出人的政治赋义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流变,判定现有人类机制无法排除人向动物退隐的政治实操,并指明问题的答案依赖于超越人性与动物性的对抗,而这种超越依然离不开人性的自我完善之途。
赤裸生命
对人类的有些行为必须立足于生命的地基进行思考。“在战争中,人变成了‘委身于屠宰场的清醒的羔羊’”,而在希特勒眼中,犹太人就是“需要像跳蚤一样被消灭的人”。在生命的最基本层面,羔羊、跳蚤既是一种隐喻,亦是人的代名,隐喻是一种描述方式,代名却指明了现实的存在状态。可以任意杀戮,生命也就只有生与死的区别;对生命进行宰制,人与动物的边界也就不复存在,两者归入同一类属。依据传统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性论断言,人与动物的边界清晰可见,但是这种“见”却是有选择、有忽略的见,模糊边界的非人非动物进入不能言说的灰色地带。阿甘本指出,在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面对赤裸生命、面对非人,不得不面对动物形人或人形动物。由此,我们需要话语,需要言说,需要理解,需要深思,需要首先解构那有忽略的“见”。赤裸生命,不曾命名的生命,因为其无名,所以“既不是一个动物生命,也不是一个人类生命”,其仅有的特征就是自我否定,“与自身分裂、被自身排斥”。在赤裸生命的地基上,人类进行区分、命名、容纳、排斥,制造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
“在人之中——人被分成人与非人,分成动物与人。”人如何成为非人?这种区分不是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而是发生在人之内。肉体与精神、理智与迷狂、算计与德性诸要素在人之中并存,人的一面是人性,另一面是动物性,进一步成为人,退一步则成为动物。“你可以堕落为更低级的物种,那就是野兽;你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灵魂的决定,重生为更高级的物种,那就是神灵。”当人面向光明,向往神圣,则人性的一面显现,反之,人性退隐,动物性显现,则陷入无法区分的黑暗。“不是所有的肉体都会得到拯救。”作为肉体,我们只是赤裸生命;作为人,我们需要走出肉体的纯粹,赋予肉体精神,赋予肉体人性,赋予肉体作为人的价值。肉体需要作为人而得到拯救。然而,在分裂的政治实践中,不是所有的肉体都会得到拯救,非人正是没有得到拯救的赤裸生命。
自认为人
什么是人?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困扰人类思想颇久。“人是一种要将自己认识为人、使自己成为人的动物。”在生物本性上,人依然是动物。多有人文学者把人或视为理性的动物,或视为符号的动物,或视为使用工具的动物,诸此种种对人的把握都以动物为出发点。阿甘本指出,人需要把自己从动物中辨认、分立出来。德尔菲的神谕——“认识自己”,标示人的双重身份,人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对象;既是疑惑者,又是解惑者;既是竞猜者,又是裁决者。启蒙理性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而以征服与控制的能力彰显主体自由的结果,是使启蒙理性成为工具理性。对生命的技术操控无法阻止对人自身的操控,当生命追逐效率与优胜劣汰,人也就面临被还原为赤裸生命的风险,走向自我区分、自我排斥与自我淘汰。阿甘本把近代人的自我辨认与自我赋义称为人类机制。人类机制对生命的结构化区分出人与非人,这种区分不仅是认识上的,更是操作上的、政治上的,同时也是宗教上的。当政治结构化遭遇操作上的需要,就可能变成政治上的褫夺。关于何以为人,既有你的裁决,也有他的裁决,所以,我们有时不得不忍受“那些将自己扮成批评者的猿猴”的嘲笑。
阿甘本试图通过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存在论规定,寻找突破人的悖论性存在的希望。海德格尔认为,“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是缺乏世界的,而人是筑造世界的”。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即在于“缺乏”与“筑造”的不同,缺乏是被动顺应,向世界敞开;筑造是主动领悟,世界向人敞开。人与动物的关键区分是“能否”“领悟”。“能否”意味着一种潜能,意味着你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领悟”是使存在物从有蔽走向无蔽的揭示。“领悟”不仅在于领悟存在物的存在,还在于领悟存在本身,领悟敞开本身,领悟“领悟”本身。作为潜能的“领悟”,面向“能”与“不能”、“无蔽”与“有蔽”、“揭示”与“沉浸”的辩证法,对前者的展开并不能排除向后者的退隐。因此,人对自身的领悟,不仅需要认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还要看到人与动物的相同,领悟到人对人类与动物的区分性命名并不能排除人与动物边界的可能流变。这就是历史中的人必须背负的双重性:人性面向世界敞开的无限可能,以及动物性面向缺乏的有所不能。人性的再进步需要审视人的这种双重性,调解人的动物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绕过动物性给人性设置的可能陷阱。
兽首的义人
在指出人性与动物性的二元关系之后,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阿甘本提出了两个调解冲突的方案,“(a)历史终结后的人的动物性不再是非揭示性的,而是担负起动物性并通过技术来主宰它;(b)人,存在的牧羊人,拥有着他自己的遮蔽,他自己的动物性,这种遮蔽既不是被掩盖的,也不是控制的对象,它就是如其所是的思考”。第一种方案沿着理性反思的路径走向极致,人的动物性得到理性的承认、认识与反思,这种动物性或许永远不能根除,但可以变成揭示性的,从而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设计或心理引导得到抑制,将其置于技术的宰制之下。第二种方案在存在状态上超越动物性与人性的对立,两者之间得到“如其所是”的和解。
阿甘本显然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他用兽首的义人从本体上隐喻人性与动物性的最终和解。义人是得救的人,兽首的义人有着动物的脑袋与人的身体,意味着人性与动物性的一体。在《敞开:人与动物》的开篇,阿甘本借助《圣经》的预示指出:“在最后一日,动物与人的关系会具有一种新的形式,人自己也会与其动物本性协调一致。” 在《敞开:人与动物》的终篇,阿甘本总结道:“带有兽首的义人,并不代表人—动物关系的新的退化,而是作为‘伟大的无知’的形象,让两者都外在于存在,正是在无需救赎的意义上得到救赎。”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人类学机器”,使得人性和动物性的概念区分失效,从而造就一种可以让人和动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的状况?阿甘本转向了本雅明,后者的“救赎之夜”和“凝固的辩证法”意味着人类学机器的完全失效。对本雅明来说,拯救之夜意味着自然完全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人类历史的参与,因此是无需修复与无需救赎的,这时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辩证法就会“凝固”。关于无需修复者,阿甘本解释道:“无需修复者即是某物以这种或那种模式是其所是,无需补救就被托付给它们的存在之道。不论是什么样的事物,它们的状况都不需修复:无论悲伤或是快乐,人神共愤还是蒙受神恩。你是什么样子,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无需修复者。”其结果就是:“人类学机器不再分辨自然与人类,从而通过对非人的悬置和捕捉来生产人类……随着人类与自然的相互悬置,在救赎之夜,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出现了我们或许还没有命名、既非动物、亦非人类的某物,并且在得到驾驭的关系中维系自己。”所谓“得到驾驭的关系”,指的不是人驾驭自然或者自然驾驭人的关系,而是指驾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各得其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摆脱人性与动物性的二元对立。此外,在《敞开:人与动物》一书的结尾,阿甘本还以不确定的口吻暗示了另外一条道路:兽首的义人依靠神恩获得拯救。此时,神性不再对动物性进行否定,动物被纳入神的光环之中,传统的人类机制不再发生作用,所有“生物能端坐在义人的弥塞亚筵席上”得到拯救。至此,阿甘本消解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实现了人性与动物性即人与动物的和解,对回归到赤裸生命层面的非平等、非道德、非正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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