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艺术带回社会学的视野

中国的艺术社会学虽然处于初兴阶段，却已呈现出相当多元和丰富的面向。将艺术带回社会学的视野，不仅是社会学突破自身学科边界、寻求与其他学科交融可能性的体现，也是对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的回应。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以来，古典社会学的奠基者就曾对艺术问题有所关注。例如韦伯曾将音乐视为西方世界“理性化”的一种独特表征加以研究，齐美尔则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对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绘画做过专门讨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亦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艺术进行过激进的社会学批判。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布迪厄的“文学场”研究、贝克尔的“艺术界”研究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的出现，艺术社会学才真正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首先关心的其实是劳工、家庭、社区、分层、流动、组织等更为“硬核”的议题。相较而言，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则一度显得较为小众和边缘。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两方面的变化，中文学界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亦逐渐呈现兴起之势。一方面，社会学家开始将文学、音乐、电影、绘画等艺术形式，诗人、画家、小说家等艺术家群体，博物馆、艺术园区、电影制片厂等艺术机构，以及艺术品市场与消费等纳入研究视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两个重要社会学专业杂志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推出了“艺术社会学”和“文学社会学”专题。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文学、美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亦开始将目光投向社会学，呼吁对艺术的研究要从哲学思辨与审美批评转向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他们尤其强调要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工具用于艺术研究，从而为传统的艺术批评或艺术史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同时，艺术社会学的一些经典著作，例如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布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亚历山大的《艺术社会学》也在最近几年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译林版“艺术与社会”丛书，主编刘东在丛书序言中明确指出，艺术社会学的基本形态不应是传统的“美的哲学”，而是“严格意义上的、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社会学”。本着这一认识，这套译丛系统地选译了一批当代西方的重要艺术社会学著作，尤其是经验研究作品，对国内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正在产生积极影响。由此，两个方面合流，共同将艺术带回社会学的视野之中，造就了艺术社会学近几年来在中国的初兴。本文旨在对这一新兴的学术潮流做一简要的梳理和考察。囿于篇幅，讨论仅集中在艺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两个层面。理论研究：新旧脉络并重就理论研究而言，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艺术社会学理论脉络，例如本雅明、布迪厄等人的著述，得到了进一步的整理和讨论。例如，马欣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对本雅明艺术社会学的三个重要文本进行了考察。孟凡行聚焦于本雅明艺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灵韵”，对灵韵发生的机制与条件进行了讨论。刘晖则对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进行了细致梳理。另一方面，新的研究脉络也进入到中文学界的视野。例如，卢文超最近几年来陆续对现代西方新艺术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彼得森的“文化生产”、贝克尔的“艺术界”、法恩的“自学艺术”、格里斯沃尔德的“文化菱形”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和评述。在此基础上，他也对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指出艺术社会学面临着是否进行“审美介入”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面又明确倡导将审美重新纳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核心。有趣的是，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其实主要不是由社会学家来推动的，而是由一些做艺术理论或人文研究的学者来完成的。这些学者之所以对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具有明确的学科自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这个概念本身在现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正如彭锋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从18世纪到20世纪，人们对“艺术”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赋魅到祛魅的过程。换句话说，艺术不再是一个超验的东西，而本身就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经验研究：两种进路互补与这些学者相比，社会学家对艺术的研究则大多落在经验的层面，由此也与前者的理论取向形成了互补。新兴的艺术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可以分成“从艺术来理解社会”与“从社会来理解艺术”两个基本进路。前者指的是将艺术本身视为社会的镜像，讨论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社会。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进路。后者则是指将艺术现象本身视为社会的产物，讨论艺术现象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因素的塑造。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进路。关于前一种进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凌鹏、孟庆延关于京剧、相声等传统戏曲曲艺的研究；王建民、陈云松等人关于唐代诗人的研究；郑少雄关于藏地小说与电影的研究。其中，凌鹏关于京剧《四进士》的研究，旨在通过剧中的角色与情节来讨论传统社会中“异乡人”如何被整合进入社会秩序中，从而找寻“差序格局”向外推延的机制。孟庆延则对相声在近百年来的变迁史进行了考察。他将相声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文本，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相声作品所呈现的民情与政治之变迁。王建民关于“诗佛”王维的研究以“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对其诗作的梳理，呈现了盛唐的世风民情以及士人阶层的交游空间。陈云松等人则对800余位唐代诗人的人生史及其诗歌成就进行了计量分析，指出“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在唐代并不能成立。郑少雄最近几年来对有关藏地的小说与电影多有讨论。例如，他细致梳理了阿来的四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瞻对》《尘埃落定》及《空山》，进而揭示这位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普通读者的藏地想象的作家，是如何建构“汉藏之间”的康区的历史叙事，尤其是康区时间感与空间感的双重转型。在另一篇文章中，郑少雄则对四部藏地电影做了比较分析，揭示这些反映藏区内部不同地理与文化单元的电影，如何呈现政治、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在不同时期对藏区民情的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或电影是被当作“民族志”材料来处理的，即历史进程或社会现实的“表征”；对小说或电影的研究本身并非艺术批评，而是旨在理解藏区以及藏文明自身的变迁机制。以上这些研究虽然都以京剧、诗歌、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为题材，但其问题意识却并不限于艺术本身，而是试图通过艺术来理解其所表述与呈现的社会世界，艺术本身是作为社会的表征来处理的。正如刘亚秋在一篇文章中所讨论的，文学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田野，以上这些研究实则都是将艺术文本作为社会学或人类学分析的田野来看待。与此相映成趣的则是后一种研究路径，即将艺术放在社会中来理解，考察外部社会结构对艺术本身的塑造。这一进路的问题意识落在艺术与社会的互动之上，艺术的生产、消费、接受与传播本身成为一个值得分析的社会过程。就艺术的生产维度而言，研究者对电影、小说、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均有所讨论。例如，严俊和乐鹏举对上海某电影制片厂的兴衰史的考察，揭示了该厂的工作模式如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最终导致电影创作趋于平庸。在该研究中，电影创作是被视为一项“集体行动”来分析的。储卉娟关于网络文学的研究旨在从技术与法律这两个维度，分析互联网文学的生产机制及其变迁逻辑，指出“说书人”与“梦工厂”这两种对网络文学的不同想象之间的张力。她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围绕互联网文学的复杂产业生态，在这个意义上，亦不妨被视为一个关于“艺术体制”的研究。刘畅对打工诗人的研究则指出这一特殊文学群体的文学创作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应对自身社会处境的一种方式，打工诗人通过诗歌来建构自我，完成社会适应。周怡的研究聚焦于近些年来新兴的广场舞，从表意、拼贴和同构三维度对其进行考察，且揭示了这一大众艺术形式的产生及发展形态如何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女性这一特殊世代的影响。就艺术的消费维度而言，方军考察了中国新兴城市中产家庭的视觉艺术消费。他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情境下并不完全成立，艺术品位并非与社会阶层直接相关，而更多地受到职业地位群体的影响；中产阶层的艺术消费不是出于彰显身份区隔，而是为了获得审美体验。就艺术的接受与传播维度而言，甘锋等人通过大数据方法考察了中国画家在中西方的不同知名度及其变迁，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西社会对于艺术的不同理解和接受。薛龙春关于清代金石学家黄易的个案研究则揭示了学术精英、地方官员与布衣学者如何构建起一个兼具信息传递与互动功能的社会网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乾嘉时代的金石学潮流。这两项研究虽然不是社会学家完成的，但却具有鲜明的社会学意趣。综上，中国的艺术社会学虽然处于初兴阶段，却已呈现出相当多元和丰富的面向。将艺术带回社会学的视野，不仅是社会学突破自身学科边界、寻求与其他学科交融可能性的体现，也是对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的回应。薇拉·佐尔伯格曾说过，“艺术社会学的命运与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紧密相关”。可以预见，伴随着文化经济与艺术产业的繁荣，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将更加蓬勃。（本研究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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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黄琲  排版编辑：黄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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