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时代变迁中小城镇的影像书写
依据国务院批复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镇指的是经批准设立的建制镇的镇区。但人们通常所说的小城镇不仅包含建制镇，还包含城关镇、历史文化古镇、农村集镇等。1984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建议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基础，在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国家人口“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性问题。30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小城镇从农村的集镇、乡镇企业的摇篮，一步步发展到了国家规划战略中的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提出“民族寓言”的概念，指的是在讲述个人故事时包含了对整个集体的呈现。电影即是一种勾连了国家宏大叙事与个人微观生活的艺术表达形式，是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国家寓言。而呈现小城镇生活的电影在社会变迁、小城镇发展的过程中展示了人们的生活处境和心灵激荡，是人们寻找共鸣、建立认同的重要渠道。
封闭着的沉寂故土
20世纪40年代我国就已经有呈现小城镇生活的优秀电影作品，如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50年代由水华执导的《林家铺子》以及60年代由谢铁骊执导的《早春二月》，都是以小城镇为故事背景展开叙事的。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在社会制度和人伦情感方面具有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的普遍特征。而这一时期的小城镇，基本上属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地，是周边农村共同依托的集镇，是初具商业规模的乡土空间。在早期的影像书写中，小城镇无论是充斥着生活的烟火气还是因战火而颓败，无一不体现出诗意格调。如《林家铺子》就是以江南小镇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在小桥流水的景致与船橹的摇曳声中展开叙事。立足当下、回望过去，这阶段电影中的小城镇被表现为承载着乡愁的历史空间。
总结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小城镇的影像书写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电影中小城镇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农村社会特点的。这是一个熟人社区，如《早春二月》中，初来乍到的外乡人肖先生受到了镇上居民的关注。这还是一个充斥着街头巷议和流言蜚语的社区，肖先生因帮助寡妇而被镇上居民议论。第二，电影中小城镇的面貌被勾勒为一片诗意的故土。几位导演都有离开家乡发展的经历，并将对家乡的思念寄情于影片里温柔又颓废的小城镇空间。第三，影片的创作者对小城镇的封闭性持有批判的态度。《小城之春》中，戴礼言夫妇被小镇的城墙和家中破败庭院的围墙围困在窘迫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而《早春二月》中，虽然大多场景中都有一扇打开的窗，但小城镇里的小学老师和居民们却始终走不出思想闭塞的“铁屋子”。以倒塌的“墙”和打开的“窗”作为寓言的符号，创作者对小城镇这片故土流露出严肃批判和炽热期望交织的复杂情感，有“闺怨”与愤慨，也有眷恋与期待。
建设中的理想家园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小城镇电影的爆发期，贾樟柯导演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顾长卫导演的《孔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在以张艺谋导演的《英雄》等为代表的商业电影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小城镇电影不断趋向于文艺和小众。而这一时期，也是小城镇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小城镇作为农村居民现代化的“中转地”，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交汇碰撞的艰难转型期。因而这一阶段电影中的小城镇大多呈现为“建设中”的状态。
这一时期小城镇的影像书写也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小城镇在电影中呈现出转型期的基本面貌。由于公共空间的重建，《三峡好人》的拍摄场景中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工业废墟以及拆了一半的楼房。由于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阶段，《小武》中有各种带着乡土气息的“时尚”娱乐场所，如歌厅、台球室等。未完成的拆迁、改造和时尚工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小城镇正处在由乡土到都市转变进程中的阶段，整体上脱离了传统但仍未企及现代。第二，电影中的小城镇人物多为社会边缘人物，如煤矿工、小商贩甚至是小偷等。且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多具有超越现实的个体幻想，并遭遇幻想的破灭。《孔雀》中，高卫红成为伞兵的梦想破灭，在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床单做的降落伞，以此作为祭奠理想的“狂欢仪式”。第三，电影以转型期被废墟覆盖的小城镇为寓言空间，承放着小城镇青年的精神理想，并以此透视创作者自己及许多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和心灵世界。正如《孔雀》中的最后一幕——孔雀开屏，人们身处建设中、未完工的理想家园，在困顿、迷茫的同时也心怀希望。
待书写的新时期小城镇
近几年，全球化模式在各地方不断蔓延渗透，“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也在中国进一步深入发展。小城镇从闭塞的乡土变成了传播学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所说的“流动空间”，高度流动的资本、资源、人口使小城镇不复以往的面貌，但也为其带来了新的生机。小城镇不再是农村的集镇、大城市的附庸，也不再仅仅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纽带，在“夹缝”中生存。高新产业的群集、文化消费的流行与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小城镇成为了全球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人是小城镇发展的关键，而电影是一门观照人的艺术。依据电影学学者托马斯·沙兹（Thomas Schatz）的观点，电影还是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的一门艺术。
然而，能够“照进”当下小城镇现实生活的电影却越来越少。《江湖儿女》《路边野餐》等都是近几年以小城镇为故事背景的优秀作品，但电影本身越发趋向于小众、晦涩，且充满了怀旧情调。此外，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充斥着各色各样的地方景观。除光鲜亮丽的都市生活外，还有从印度、泰国、新西兰等地取景的异国风情。但这些景观大多停留在浅层次的“地方风情画”层面，其中蕴含着的现实生活哲学层面没有得到充分展开。还有一部分电影则只注重戏剧性的情节，而没有将地方作为一个突出呈现的“有意义的空间”。总的来看，新时期小城镇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属于缺位状态。小城镇一直以来都具有影视书写的价值，无论是在乡愁中交织着批判，还是在理想中交织着迷茫，都体现了人们对变迁中小城镇的丰富情感。当下，小城镇及小城镇生活已然发生深刻变革，有待新时期电影对其进行重新定义与刻画书写。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特色小镇建设的宣传与认同研究”（20YJC860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