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精神文化考古的时代价值

考古遗存不仅能让人了解古代的物质生活，更能让人从中探究古人在宗教、文字、艺术等方面的精神世界。考古学中的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旨在透过物质性遗存，探索古代先民的精神世界“密码”。

探究古人精神世界

古代先民通过物质与精神活动不断积累与发展人类文明。“人类精神活动总体上可以从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意识形式上进行分类。社会心理是没有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等，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基础。社会心理一旦形成固定、系统的观念，便成为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形式以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以及符号—文字和艺术两大表现体系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表示，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无论是考古遗物还是考古遗迹，都是人造事物，但聚落的选址、建筑与墓葬朝向的选择等无不蕴藏着人类精神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就需要通过精神文化考古来进行解读。

考古学以地下出土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透物见人”为宗旨，包含探究古人精神世界的意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青观察到，随着考古研究的转型和快速发展，以及认知考古学的传入，研究古人精神信仰和思想行为的尝试越来越多。近年来，精神文化考古概念兴起，反映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趋势，具体包括神灵考古、宗教考古、艺术考古、文字考古等研究领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看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可以分为“道”与“器”。地层学、类型学、测年技术和其他建立在检测分析基础上的科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手段，属于“形而下”者之“器”；而透过各种遗迹遗物探求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活动，则是“形而上”者，可归诸“道”。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我们探索古代先民精神生活之材料。

早期中国研究的重要认知

谈到如何在有形的物质遗存中解读无形的精神文化信息时，何驽介绍了精神文化考古的总体方法，即在已经明确了考古年代和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前提下，尽量将考古资料放到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当中去。结合自然科学、社会学、宗教学、符号学、文字学、艺术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与知识，借鉴民族志资料，利用文献记载的相关描述，从而探索古人精神文化中的各种观念。

杜金鹏强调，研究先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是凭空想象，要有科学依据、科学方法。我国具有丰富的古代文献，记载着上古以来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从甲骨文、金文到简牍、帛书、碑刻等地下文字材料；具有殷实的民族学材料。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研究古代精神文化的极佳材料，也是我国考古学的优势和特色。

尽管精神文化考古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但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田野考古中有意识地融入了精神文化考古的理念，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关于陶寺遗址的考古中，何驽充分重视考古陶寺观象台遗迹和圭表器物出土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与天文学家充分合作，结合天文学计算和实地模拟观测，利用古代文献、县志、当地民族志资料，基本厘清陶寺观象台的天文观测功能和制定历法的功能，为认识陶寺的“最早中国”概念，打开了突破口。

杜金鹏认为，处于城邑中轴线上的祭祀天神地祇的坛与墠，构成了王都的主要内涵，奠定了中华民族近4000年来对于天神地祇之祭祀制度；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贵族墓葬出土的由绿松石片镶嵌而成的“中国龙”，为中华民族近4000年来龙崇拜找到源头；综合良渚文化玉器刻画图像、山东龙山文化玉器雕像和玉器刻画图像、商周青铜器纹样和甲骨文金文等方面资料，有助于探索我国“皇王”概念和“皇”字起源。

考古资料成为早期中国研究最重要的认知来源。王青表示，研究精神文化考古和神灵考古，应从实物遗存出发来作基础性的复原分析，再结合更多资料作深入研究。在神灵考古的研究中，复原考古出土的残缺不全的神灵形象后，王青发现，夏人创作的神灵形象远比镶嵌铜牌饰和龙形器丰富，组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

从实物遗存出发

王青提到，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具有一定的研究难度。但考古学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思路，因为这些发掘出土的物质遗存多数是文献没有记载的。考古学在研究古人的精神世界时，也要从实物遗存出发去研究和探索，作出基础性的复原分析后，再结合更多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杜金鹏表示，考古发现的古代遗迹遗物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核，需要考古学家抽丝剥茧进行研究。研究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材料的碎片化、多解性。考古发现的古代遗迹遗物，大多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人们对其认识只是现代解释，见仁见智。二是方法论的不完善。学科建设尚在初步阶段，理论与方法均不够完善。我国的精神文化考古，潜力无限，任重道远。

何驽认为，面对这些难题，精神文化考古研究更需要证据链的佐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形成比较系统的证据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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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卓晶  排版编辑：张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