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道路与思想道路：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
科学时代背景下的经验主义如同巨浪般冲击着20世纪的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克服与对先验主体的瓦解是现代哲学的主旋律，哲学思潮的转变为哲学开启了语言学转向的思想空间。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探究极力从语言经验中取得一种洞见，以此解除科学道路上对象性的表象活动对言说活动的支配。海德格尔以独特的语言视域克服与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统治下所产生的种种语言认知，并试图为语言赢获一个自由本真的思想地带，以对抗人作为表象意义上的主体所带来的生存困境。
科学道路上的语言困境
关于语言这一科学主题，我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及全面的认知。但为何语言之为语言的本质问题并未被科学的处理方式所消解？因为语言这回事依然让我们感到茫然失措。在探寻语言的本质之际，科学方式统摄之下的知性思维已经着手为语言寻求明确的根据。我们关于语言的所有认识论活动和表象活动，都有对“根据”的追求贯彻其中，我们借此对语言现象极尽可能地描述和说明，并为语言作出合理的、可理解的论证。在追问语言本质问题时，我们已然按照“根据”所奠定的同一性思想将语言的特性普遍有效化。
虽然这一做法的意义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但在其中我们已经遭遇了科学统治下的语言困境：第一，只要我们遵循科学的处理方式来对待语言这一专题，那么语言学这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作为众学科之一，就会与“历史”“艺术”等学科形成难以逾越的专业壁垒；第二，语言作为一个认识对象提交自身时，就已经隐匿了，语言并不能借助与它相关的理论将“语言之为语言”这回事呈现出来。这种探寻方式也并不能为我们揭示“语言之本质”的来源以及由此来源而得到的规定。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始终没有切中语言之本质，也即从未触及语言之为语言的独特之处。
现在，需要源始地在“根据”最本己的意义上对“根据”做一番澄清。人的表象活动即知性本身总有寻求根据的冲动，固执地相信“每一个存在者都有根据”。这一断言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原则长久地存在于西方哲学活动中，并被作为探究问题的出发点。寻求根据的表象活动，通过命题形式探究与论证。但是任何通过命题的陈述方式所给出的东西都已经被“根据”所特有的存在方式所规定，即着眼于存在者方面的陈述，限定存在的在场方式而将存在纳入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观念之中。通过追寻根据的方式所确立的真理，全部被同化到同一性的真理之中，以此来保证表象的确定性。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形式下的真理意味着一致性，后者本身仅仅是与那种在作为统一者的同一性中自行呈示出来的东西的符合一致（über-einstimmung）。但是，那些不能先天地证明的真理，或是拒绝成为同一性的真理，就被排除在同一性的真理之外。因此，通过根据最终确立起来的真理，必然要遭遇同一性的问题。
科学时代下语言困境的根源，并不是我们关于语言现象的观念不够正确，而恰恰在于：我们只是停留在通过语言现象的表象活动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对于科学性思维的方法道路，海德格尔揭示出“方法拥有知识的一切暴力”，科学表象的论题与知识不得不都委身于方法的摆弄下。科学方法下的言说方式固然为我们带来了准确、明朗和简练，但这种单薄的计算性思维方式以及生存方式并不足以支撑语言的本质之思。哲学所独具的严肃性将揭示出，科学思维的方法作为一种探究语言本质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派生性的东西，并且是作为思想地带所开启的道路之一。为突破科学尺度和标准所建立的语言观念，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表象思维，我们需要以哲学的本质洞察来获得语言经验，回到语言的本质渊源处，让语言这一事情从其本身而来、如其所是地达乎显现。
哲学道路上的语言之思
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处处会遭遇语言，一向存在并早已存在于“说话”之中。在语言之表达中，我们甚至认为，语言作为切近之物已被我们所熟悉和理解。海德格尔提示出，问题恰恰在于，日常的可理解性中却无处不在地渗透着不可理解性。我们是如此迫切地将一切对象都纳入认知的可掌控领域内，却毫无例外地将它们都推入一种冷漠无趣的状态中。
在海德格尔对这种虚假的可理解性进行揭示之后，这一事实显然必须得到我们的正视：说话本身对于我们是不认识的熟悉之物，我们并没有在语言经验中获得一种本质洞见。从语言之表达来探寻语言之本质并不能将语言作为切近之物为我们所理解，而只有在语言说话的“纯粹所说”中，海德格尔把我们引领到一个超越了日常可理解性的位置。于任何所说之话中，在说话活动所传达的声音终止之际，说话的表达面就已经完成。但人说话的表达完成之后依然在说话的，是语言说话。
在经过了由“人说话”到“语言说话”的视界转换之后，海德格尔为我们关于语言的思想开启出艰难的道路。正是基于语言的纯粹所说，新的洞见才得以发生。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通达语言之本质的呢？本文尝试从“本质”和“道路”两个方面来理解。
自古以来，在探究和建立根据的道路上对语言的本质进行寻求和规定，实际上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寻求本质与追问根据是一回事。根据海德格尔的评判，西方形而上学始终是在追问根据这一道路上探究本质，但实际上已然将“本质”狭隘化了。按照语法的观念，即从逻辑和形而上学观念出发来意指本质，是从存在者的根源出来探寻本质，这一做法是借助于概念来规定“某物是什么”，某物的本质也要从概念中得到界定。因此，本质只能现身为在概念中大可追寻一番的根据。显然，从根据处来寻问语言之本质，“本质”被对象化地处理为“某物是什么”，从“作为根据”的本质来获得语言之本质的道路，只能得到关于语言之本质的观念，但语言本身这一事实却隐匿了。因此，“暴力方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就我们关于语言的经验来说，语言经验带给我们的困惑远不是这些语言观念能够解答的。那么，我们何以能够提出关于“语言之本质”的问题呢？这一问题首先要求恢复对“本质”的本真理解。依据海德格尔的见解，“本质”应被解作动词性的“本质现身”，意谓“在场着”和“不在场着”的“本质现身”。本质现身并不是作为超感性的永恒领域，而是有所遮蔽的在场状态，是一种闪光的纯粹性。语言在其自身的抑制中，拒绝向我们通常的观念全盘托出它的本质。难以捉摸的“本质”，并不是外在于我们，也不是通过概念与论证等手段追求来的，而是在其在场和持续之际关涉着我们。或者说，我们总是已经逗留于与我们亲密相关的本质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关于语言的经验，尽管我们尚未从这一经验中获得洞见。但这正是尚未被思并有待被思的东西。因为语言经验带来的并不是昭然若揭的明朗，而是自行隐蔽着的暗冥。显然，我们关于语言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从追问“根据”中产生的，而恰恰是由于我们已经在语言上取得了一些经验，语言之本质总已经关乎着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在这时，人不得不收起自身作为说话者的“主体性”，让位于“语言说话”的来袭，并应合于语言之纯粹所说。对此，海德格尔提出一个猜度：“语言之本质就在道说中。”
在由根据向本质的本真性回归下，思想的姿态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因此，要回归到思想更为本真的姿态，需要先放下对本质的追问和对根据的寻求，转向这样一条道路，即对“一切追问所及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这里不难理出海德格尔在思想道路上的转变，即从追问的道路跨越到倾听的道路。所谓“倾听”，并不是去倾听我们已经熟悉和理解的东西，而是在言说的困境中，接受和顺从语言之要求，尝试着留心语言未被说出的东西以及我们与语言的本质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关于道路的思考超越了日常语言表达的可理解性。“道路”不再是作为连接人与语言之间的一种方法，受制于知识对象的科学方法则是对这一道路的“极端败坏和蜕化”。因此，必须将“道路”从“科学方法”这一道路的禁锢下解救出来。通往语言的道路，已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表象思维道路，而是回返到思想地带所重新开启的道路上。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开启出一个源始经验的发生境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