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全球传播的渊源、形式与路径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变局，世界知识生产版图也处于竞争和演化的变局中。中国智库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智囊团”，也要向世界提供思想公共产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智库全球传播的渊源、形式与路径，促进中国智库为中国开展全球传播，推进全球治理进程贡献力量。
中国古代智库型机构
现代智库是公共政策的决策外脑。它起源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距今约有100年的历史。但如果追溯智库的雏形，中国在古代便已出现智库型机构和制度。据《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在尧舜和夏商周时代，告老退职官员和士人被尊称为“国老”和“庶老”。国家将国老和庶老安置在大学或小学任教，既向他们提供了养老保障，又能发挥其教化年轻人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下，国老和庶老通过讲学的形式间接影响决策。
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士阶层促进了智库雏形类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借助“游说外交”和“游学”的形式，智库雏形类机构实现了诸侯国之间的思想流动。这种传播以跨区域的意见领袖为核心，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载体，形成了内部互动及向外辐射的思想聚合机制。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通过游说，向诸侯国国君推广其治国理政理念。他以“游学”方式扩大其私学的影响力，吸引了众多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弟子。齐威王创建的智库型机构“稷下学宫”吸引了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前来讲学，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出现。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传播实践，通过面对面交流，借助古代智库雏形平台进行扩散，实现了跨地域、跨文化甚至跨时代的思想碰撞。
汉唐以来，中国智库雏形的跨国传播开始出现。借助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思想开始向东亚文化圈扩散。当时的传播形式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主要发生在士绅和文人阶层。相关机构利用组织传播进行层级扩散，甚至在平民阶层产生了接近大众传播的效果。对外则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进行文化对外传播。汉武帝设置《诗》《书》《春秋》《礼》《易》五经博士，五经博士向公众普及儒学教育，其中也包含对《论语》的推广。在《论语》思想向朝鲜和日本的创新扩散过程中，汉学博士、遣唐使和留学生等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古代智库雏形的另一种形式是幕府制度。幕府制度产生于战国时期，在明清时期达到发展顶峰。晚清阶段的幕府开始出现现代化转向。不仅如此，幕府制度对思想库的构成也进行了大胆创新。李鸿章幕府吸引新式人才从事翻译和外事工作，同时引进洋人做幕僚。总理衙门所属的同文馆还举行了“游历使”的选拔考试，派遣12名中国人游历俄国、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回国后，游历使整理了大量关于欧美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考察资料，为清王朝的救亡图存提供改革方案。
自汉唐起，到明清再到近代时期，中国虽未出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但是智库雏形类机构始终存在。这些机构的传播主体和范围在持续扩大，由跨区域传播走向跨国界传播。同时，传播主体也由官员、幕府扩展到民间：政府推动和发力，同时吸收民间元素，关注对普通公众的思想启蒙。可以说，中国古代智库型机构的传播是中国智库全球传播的历史渊源，也为当代中国智库的全球传播埋下了种子。
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产品
基于对历史渊源的分析，中国智库的全球传播形式可分为三种。一是以智库型人才为传播主体，采用游学、游说外交等形式传播思想和理念，进而影响决策。二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通过双方派遣外交大使，实现智库型机构与他国政界和学界的互动。三是以跨国教育为载体。通过吸引留学生、留学僧等跨文化传播主体来华，推动中国思想和文化产品“走出去”。中国古代的智库雏形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对外传播体系和实践纲领，但其丰富的实践值得当代智库借鉴。
中国智库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前中国智库的全球传播能力仍然欠缺，其体制机制、传播理念和方法仍存在问题。比如，中国智库更为强调政策影响力，甚至认为智库产品是“机密文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智库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
中国智库的全球传播需要明确以下内容。传播目标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诸如环境保护、全球性传染病、军事安全、恐怖主义等全球性议题，中国智库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积极发声。传播理念是提倡平等互动。中国智库的全球传播强调，在全球公共话语空间中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平等互动；传播主体要开放多元。除了政府智库，要大力发展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积极推进民间智库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制机制创新。传播内容方面，要努力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产品。中国曾推出过具有全球传播力的思想公共产品，比如被译成多种语言的《孙子兵法》。该书中的“五事”思想以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策略传播思想，已成为世界公共思想产品的一部分。未来，还需对全球性思想公共产品进一步挖掘。传播对象是多元主体。中国智库应当积极与他国政界、学界、媒体、智库、民众等多元主体互动，不断丰富智库全球传播的行动者网络。
推进多元化的全球传播
经历百余年的发展，西方智库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仍具有学习和改进空间。目前，中国智库中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数量较少，影响力较小。反观我国古代智库雏形的机构建设，“养老制度”提供了智库与各级退休官员群体间的融通渠道，这与旋转门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古代智库雏形机构通过打造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百家争鸣，实现了不同思想流派间的良性竞争。这些都对智库发展具有启示。
中国智库全球传播的路径涉及以下方面。首先，客观评估后疫情时代的传播格局与现状。其次，优化传播渠道。中国智库要利用全球化传播的新媒体，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主动发声和设置议程。同时，注重利益的共识传播，在多方共通的语义空间中进行传播。比如，中国古代的“游学”促进了不同流派思想的交融，也促进了不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互动。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更需要不同国家智库专家的思想交流，在求同存异的进程中实现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最后，中国智库要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在参与解决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运用中国智慧，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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