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诠释到具身：虚拟现实技术对新闻真实的再生产
摘要 新闻真实长期以来是围绕着新闻工作者及其新闻报道而言的，受众的身体作为影响真实的一个基本维度还未得到充分重视。身体感官调节着受众对新闻真实的判断，从身体出发考察新闻真实可以发现，新闻生产中的媒介使用及“求真”过程正包含着对受众“具身性”不断回归的过程。本文指出，在虚拟现实技术出现之前，基于受众视角的新闻真实是一种诠释真实，也即新闻受众通过对文字、照片、动态的影像等人工物的转译所达至的理解真实，而虚拟现实技术则通过赋予受众“具身主体性”，从情境全景化与感官综合化两个层面开创了新闻的具身真实。具身真实使受众成为新闻的参与者、体验者以及建构者，并将新闻的真实观从“以事实为中心”调整至“以受众的体验为中心”。
关键词 虚拟现实技术; VR新闻; 新闻真实; 诠释真实; 具身真实
真实是新闻合法性的来源。新闻生产因致力于揭示真实而体现出其专业性，也因能够对真实性负责而拥有其权威性。近年来，随着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在新闻领域的渗透，仿真进入到真实的讨论框架之中。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仿真技术产生三维空间的技术，它通过模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令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沉浸感。仿真的核心并不在“仿”，而在于“真”，它能够通过对现实的模拟，带来切实的存在感，从而深度介入人们对真实的感知与判断。这一情形为新闻真实带来了新的研究议题。
一、新闻真实及其受众身体维度
真实作为新闻的首要原则，它要求新闻工作应以事实为准绳，辨明真相，以使新闻报道与真相相符合。[1]从实践层面来说，新闻真实主要用以规范新闻工作者，它是新闻人的伦理准则，正如曹聚仁指出“求真实乃是新闻工作者的目标，正如以规定圆，以矩定方，有着最高的标准”[2]。在研究层面上看，对新闻真实的讨论主要以认识论为核心，对“新闻报道与真相相符合”的可能性进行哲学和学理上的论证，并进而延伸至“新闻真实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新闻工作者为何要对真实负责”等本体论与价值论的探讨。总的来说，新闻真实长期以来是围绕着新闻工作者及其新闻报道而言的，近年来在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下，受众作为新闻传受中的一环才开始受到重视。首先出现的转向是从“过程”及“场域”的视角出发，把新闻受众视为新闻求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例如，有研究指出，随着参与式文化的兴起，新闻事实已逐渐从“作为产品的知识”（knowledge-as-product）转变为“作为过程的知识”(knowledge-as-process)。[3]新闻真实是一个不断逼近真实的过程，社论、博客、互联网的意见在配合新闻报道接近真相中均发挥着作用。[4]夏倩芳在梳理了新闻专业权威从客观性到透明性的转变后指出，将公众纳入到新闻真实的建构中，有助于矫正和对抗新闻报道者自身的主观偏见，真相应该是报道者与公众共享和对话的集体知识。[5] 其次，在过程论的基础上，新闻真实的研究视野又悄然发生着从新闻工作者到新闻受众的转向。例如操瑞青把受众信任提高到“新闻生命”的重要位置，他认为真实不过是赢得受众信任的必要条件，只要受众信任，那么新闻真实就有了合法性。[6]李玮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新闻真实最终来看就是一个受众如何“接受”的问题，因而可以把新闻生产视角的“新闻何以为真”转换为新闻接受视角的“新闻何以为假”。[7]杨保军更是强调，新闻真实实现的归宿在于新闻收受主体，只有收受主体认为新闻是真实的，相信新闻是真实的，新闻才有可能产生作为真实新闻的效应。以新闻收受主体来理解新闻真实，对整个新闻活动至关重要。[8]
上述观点肯定了受众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能动地参与到新闻真实中来的，阿兰·巴迪欧指出，只有主体性本身才能检验并描述什么才是与真实的相遇。[9]这意味着，尽管新闻工作者应对真实负责，但新闻“真不真”“如何真”却并非是由他们单方面说了算的。不过，在已有的研究中，受众主要是使用经验认知与逻辑推理等智性活动来鉴别新闻真假的理性主体，受众的感官身体在新闻真实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如刘海龙指出，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识，传播是精神交往与互动，基本和身体无关。[10] 但麦克卢汉却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报刊上运作的形象，仿佛是仔细刻在公众感觉系统上的纹身。[11] 而早在报刊新闻时期，李普曼就敏锐地提及“为了使远处的情形不至于成为在注意力边缘上摇曳的模糊事物，就应该把它转换成图像，使人能够看到产生认同感的机会，否则就只能使很少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兴趣”[12]。激活身体感官能够给受众提供“目击感”和“临场感”，从而影响其对真实的判断。因此，仅用理性的受众来讨论新闻真实是不够的，梅洛-庞蒂指出，人并不是一个精神和一个身体，而是一个合同于身体的精神。[13] 受众的感官身体潜在地调节着人对新闻的知觉，它应该被带回到新闻生产与新闻真实的讨论之中。
新闻要令受众见证“真实”，就需要克服跨时空传输中各类足以产生不确定性的“间距”，如因陌生感带来的间距，记者与受众的间距，而克服间距的有效方法在于唤起受众的临场感（presence）。比尔·科瓦奇认为，媒体不必把自己的工作想象为把“真相”传递给被动的受众，并为此感到棘手，新闻媒体的工作就是给这群复杂且充满活力的公众需要的东西，以便他们从中发现真相。[14] 上个世纪90年代记者解海龙的新闻照片《我要上学》之所以被全国人民所关注，源于照片中的女孩有一双乖巧而惹人心疼的大眼睛，她手握着铅笔，睁大眼睛看着黑板的形象征服了观者的心。在这张新闻照片中，“大眼睛女孩”是作为被凝视的客体身体而存在的，但同时，观众对她的身体凝视激活了自己作为经验主体的身体，由此而产生“见证感”与“共情感”，这正是由视觉感官的具象真实唤起了“贫困失学”的真实本身。
可见，激活身体感官能够有效地勾连受众与新闻之间的关系。人对真实的认知是建立在感官基础之上的，即便是心智的运行，也无法脱离感官知觉这一基本的生理结构，中文构词如“体认”“体验”“体悟”正是对身体在认知中的中心地位的肯定，这里的“体”是指动态的具身化的身体，是感官敞开的富有生机的身体，因此，体验等构词最基本的涵义在于亲身经历所带来的“直接性”的收获，这种直接性是先于解释、处理或传达而存在的。[15] 身体感官的重要性使得对感觉对象的“保真”成了传播的重要目标，视觉媒介因此具有重要的优势。在所有的身体感官中，视觉是典型的远距离感知的经验方式，它既能够克服因经验对象的陌生性而导致的认知困境，同时也能缩小因语言的抽象性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正如李普曼指出，同一个词语在记者和读者的头脑中是否能唤起同一个想象，这是谁都没把握的事。[16] 视觉媒介不仅能够为语言提供真实性的佐证，还能够填充对真相的认知，从而有效地拉近受众与报道对象之间的距离，使受众产生临场感。因此，如果从身体出发来考察新闻真实的理念与实践，就可以发现，新闻生产中的媒介使用及“求真”过程正包含着对受众“具身性”不断召唤和回归的过程，因此也是推动“人与新闻”之间诠释之真与具身之真融合的过程。
二、诠释真实：受众离身条件下的新闻真实
诠释真实是在诠释学关系中所形成的对真实的判断，它发生于受众离身在场（absent-presence）的状态之中，所谓离身是指受众不在新闻的现场，而在场是指经过技术的中介与调节，使人们能够远程地“观看”现场所发生的故事，比如通过记者的文字、新闻的照片、动态的影像等等。按照唐·伊德对“人-技术-世界”关系的分类，诠释学关系是“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也即人的视觉终端在经由技术中介的人工物之上，必须通过对人工物的解码才能够理解文本。这点对应到新闻中，是指新闻受众与文字、照片、影像等媒介技术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也即一种基于转译的解释关系。阅读报刊新闻是最典型的诠释学模式，读者所阅读的新闻文本是由文字符号所构成的，读者要理解新闻，必须将文字转译成新闻内容，假设读者不认识字，那么新闻文本就等同于符号的迷阵。同样，观看新闻照片也是一种诠释学模式，尽管照片比文字直观，但观看照片时，视觉的知觉对象是照片这一人工物，而非被知觉的对象本身。因此，新闻照片或者新闻影像的观看者需要尽可能地置身于新闻工作者的视角，从而形成一种观看上的交互关系，即观看者的视角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要以新闻工作者的视角为前提。因此，如果观者在观看中理解了照片，那么这种理解是基于诠释学意义上所产生的透明而不是知觉本身的“直接”透明。[17]
由于诠释学的透明感发生在受众经过媒介技术调节（mediation）下对文本与所指之间差异的转化过程中，因此，技术的差别显然会影响到受众对认识对象的理解，也即不同的技术在调节文本及其所指之间的清晰度上是有差异的。因此，新闻生产的过程实际上正是通过不同的媒介物来揭示真实、反映真实以及展现真实的过程，尤其随着媒介技术的进化，新闻文本的保真度以及新闻采编所能开拓的真实边界均经历着不断地革新。一方面，机器镜头不断突破肉眼的局限，在新闻采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近年出品的纪录片《荒野间谍》，把摄像头安装在智能机器动物身上，通过机器动物的“卧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视角突破。而如今遍布城市的移动设备如无人机、手机、监控摄像等更是构成了“新闻眼”的延伸，这些视觉的机器“义肢”能够抵达人的肉眼所无法抵达之处，观看到肉眼所“难见之真”和“未见之真”。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图形技术以及AI技术的发展，图像正越来越逼真。如今通过人工智能上色技术能够使百年前的黑白影像变成彩色，这极大地增加了视觉上的真实感，克服了历史间距所造成的理解障碍，进一步增进了文本的“保真度”。
诠释真实是一种理解真实，其优势在于加达默尔所提出的“视界融合”的效果观，也即新闻受众将记者“原初的视界”与自己“现今的视界”交融在一起，从而使受众能够超越自己原来的视界，为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带来可能。[18] 新闻真实性就是沟通记者“原初视界”与受众“现今视界”的桥梁，总的来说，伴随着视觉技术的进化，新闻的真实性是在不断革新中的。只不过，受众离身状态下的远程在场，仍是一种不彻底和不完整的在场，离身的视觉接触使视觉真实、体验真实与经验真实均处于弱连接的状态。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兴视觉技术虽然将远方带到了人的面前，但是一个人在屏幕中所看到的内容或情境，是无法构成其真实处境的。约翰·伯格说，注视一件东西，就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触摸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中。[19] 在报纸与屏幕中所能注视到的事物，只是二维的平面展现，新闻受众并不能与其构建成共在的三维关系，这解释了为何观众在观看战争新闻时即便感到恐惧和不适，但仍然能够起身喝杯水，愉快地接个电话。更何况，技术作为人工物，自发明以来就被广泛地用于视觉迷惑、视觉引导甚至是视觉作假。正如维利里奥对摄影的评论：摄影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一种艺术，其中“精神”主导着机械技术，并且解译结果。[20] 一切影像都是人为的，其隐含着创作者的意图。身体离身在场使亲眼所见的“真实”，只是一种经由新闻工作者的筛选和建构才得以传播的“真实”，是一种“诱使”下的“真实”，也是一种通过对人工物的转译才获得的“真实”。这种“求真”上的双重不确定使VR新闻的出现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
三、具身真实：虚拟现实技术与具身性的实现
与以往的传播技术形成分界之处在于，虚拟现实技术使受众获得了介入到新闻情境中的“具身的主体性”，也即出现了技术与人之间的具身关系。“具身的主体性”源自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与笛卡尔持有的身心二元论不同，梅洛-庞蒂以身体主体取代了纯粹的意识主体，他指出，心灵不是依据自身，而是依据身体进行思考的。身体是心灵诞生的空间，心灵与身体的复合才能形成一种自主的秩序，因此，认识的根据并非笛卡尔所说的“心灵的看”，而是基于身心一体的且始终处于活动中的“身体的看”。[21] 唐·伊德在梅洛-庞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技术具身性的概念，他指出，技术具身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技术融入人的经验中，人通过这些技术来知觉，并由此转化知觉和身体的感觉。[22] 因此，技术与人的具身关系就是指技术与人的知觉之间的同构关系，比如人通过望远镜来观看天体，人的视觉知觉就在望远镜的技术具身下得到了提升，同时，技术在具身关系中是透明的，它既中介于人的知觉，又在中介中退隐其身，令使用者时常忘了它的存在，按唐·伊德的分类可以表示为“（技术-人）-世界”的关系。
虚拟现实技术是以仿真为核心的具身性技术，它对于新闻的意义在于，它首次推动了新闻受众从“离身在场”到“具身在场”的转向。由此，孙玮所言“主流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实践，把身体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23] 这一情形，终于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中获得了突破。当然，应当承认，由于发展的历程较短，大多数VR新闻目前还很难称得上已完全实现技术具身，只能说正处于“准具身”向“具身”的开发进程中。全景视频是当前VR新闻的主流，它们是由虚拟现实摄像机拍摄而成，形成一个受众可以360度观看周围环境的球形视频，部分的全景视频受众在电脑或手机上就能观看，而有些则需要佩戴头显。通过屏幕观看的全景视频并非是完全的虚拟现实，因而也还未达到完全的技术具身。但佩戴头显且具备交互式功能的VR新闻，在具身性上则更为彻底，受众可以通过头显和手柄的具身直接调动多态感官来感知新闻。比如受众想看到身后的人，只需要扭头，而不是通过滑动鼠标；可以互动，比如拉开抽屉、捡起物品、打开房门；有触觉反馈，如通过手柄的震动产生击中目标的感觉等等。作为新闻的再生产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满足了受众用自己的眼和耳来观看和倾听的需求，这改变了受众对新闻的认知方式，并从情境全景化与感官综合化两个层面开创了新闻的具身真实。
（一）情境全景化
新闻故事总是发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但在虚拟现实技术出现之前，具象的情境很难实现远距离传输，于是，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作为原作的“此时此地”的真实性就因传播的复制而发生了折损。[24] 传播依赖于抽象，而抽象必然意味着对原作的压缩。但虚拟现实技术却对此进行了弥补，凭借对情境的完整复现，“此时此地”成为了可以沉浸和体验的对象，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全景技术来完成的。相比而言，传统的绘画、照片、电影、电脑屏幕都是平面的，有特定大小的幅面，人只能在外面观赏和操作，因此很容易受到框架外的视觉干扰而出戏。全景意味着全方面包围受众的视觉，屏幕的框架消失了，视觉连续了，人仿佛置身于现场。[25] 全景使视觉信息的传输从平面走向立体，从二维走向三维，这使新闻作为现实的“摹本”体现出了更高维的真实，正如W.J.T.米歇尔指出，数字复制完全不会损害到生动性或逼真性，而且还可以对原始材料进行改善，从而使数字复制品比原件本身听起来、看起来更像原件。[26] 同时，“此时此地”的“此时”也在VR中得到了“复活”，VR新闻创造了独属体验者的“时间流”，当体验者带上头显沉浸于新闻场景中的时候，新闻的经验时间与外在的客观时间就产生了分离，VR使新闻的“此时”被剥离出客观时间之外，成为在虚拟中得到充分展示，可供人们反复经历的独立存在。
情境的全景化为新闻工作人员带来了叙事的新思路，CNN的Farkas指出，VR新闻更适合围绕环境中存在的东西来展开叙述，而不是依赖拍摄顺序、构图、缩放甚至编辑来增加特定故事的能量。[27] 因此，在独特的环境或特别的场合中所发生的新闻就构成了VR新闻的优势内容，比如自然风光、体育赛事、政治竞选、军事战场等环境或者一些凭借人的肉眼无法接触到的情境都可以在VR中得到真实的展现。新华网启动线上AR/VR频道后，首先开发的即为低空跳伞、赛龙舟、直击高考现场等围绕独特的情境来叙事的VR全景视频，近几年来，《人民日报》等媒体均采用VR/AR来报道两会，观众可以跟随记者一起走入人民大会堂，感受两会的现场氛围，获得了直击现场的真实感。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发布了一段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肺部的3D视频，通过360VR扫描影像展示了一名男性的肺部大面积损伤的过程，使观众的肉眼进入到被观看者的身体，立体且清晰地观看了病人肺部感染后的发展全过程，这与原本只能通过文字描述或从黑白色的肺部影像中来诠释并想象的新冠形象完全不同。
（二）感官综合化
具身化的状态是指当人处于特定的情境中时，身体感官是敞开于这一情境的，因此对情境中所发生的一切具有直接及自动的知觉。而虚拟现实正是通过模拟视觉、听觉、触觉等身体感官而带给人独有的临场感和沉浸感。VR以视觉为中心组织建构物理对象，比如，3D头显的真实感源于其视野接近于人眼约120度的视觉范围，并能够提供3D环绕技术为两眼提供不同的成像，从而带来真实的3D深度知觉，在进行头部和身体移动时，视野场景能够以相应的速率刷新，从而保持与在现实世界中一致。[28] 这里的一致是指，虚拟现实与现实世界一样，其世界是静止的，它追随观看者的头部运动和身体运动发生变化，因此，观者能够体会到主体能动的自由意志，从而与电视机前的旁观者身份产生质的区别。不仅如此，身体的知觉能力也在VR具身下得到了提升与转化，在虚拟现实中，人既可以以第一人称视角鸟瞰新闻现场，也可以观察局部细节，从而既“深入于现场之内，也超然于现场之外”，形成了“望远镜”与“显微镜”协作的视角，从而突破了肉身与肉眼的局限。
在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之前，记者的“眼”构成了受众“观看”的前提，事实呈现的角度受制于记者对客观事实的判断，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将观看的主动权交给受众，令他们突破记者的视角去观看事实，并综合调动身体感官来体验事实，完成了从观看到体验的转变，从而能够激发出自我参与的真实感。当前，大部分的VR新闻受众是以“旁观者”身份进入到情境之中的，也有少量能够以“当事人”的身份角色来经历新闻事件。比如，《卫报》的VR新闻作品《6×9》，受众将自己作为被监禁者的化身进入到狭小逼仄的单人监狱，并随着新闻的推进感受到长期监禁后的精神状态以及对社交的渴求；[29] BBC开发的《1943：柏林闪电战》则设置了以战地记者的视角来体验战争现场的环节，受众能够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重走轰炸中的旅程。另外，不少VR新闻作品同时设置了游戏互动以及创造环节，如《江西日报》开发的VR作品《第一枪》，游客能够在互动游戏中加深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认知；BBC开发的《Make Noise》，体验者可通过与作品中的叙述者一起哼唱与呼喊，穿越一系列代表着各阶段女权斗争的色彩缤纷的世界，从而获得“用自己的声音改变世界”的力量感。S.Shyam Sundar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虚拟现实与使用照片的新闻文本相比，能够给受众带来更好的临场感、参与感与现实感，并且在新闻可信度的感知（perceived source credibility）、新闻故事的分享意愿（story-sharing intention）以及共情（feelings of empathy）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30] 可以预见，对于强调积极体验的建设性新闻、寓教于乐的文教类新闻而言，虚拟现实技术都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四、新闻真实的再生产：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与局限
具身认知理论表明，人的认知源自头脑、身体与环境之间的耦合交互作用。[31] 因此，具身真实与诠释真实并非是两元对立的关系，具身真实是对诠释真实的修正和补充，它肯定了受众身体在场所开拓的全新的真实边界，将身体视为经验外部世界的基本媒介，强调了身体在亲历真实、体验真实以及实践真实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以激发自我真实感为优势的技术，虚拟现实促成了新闻真实如下的转向：首先，虚拟现实是通过“以虚证实”“借假修真”的方式来激发受众真实的体验。虚拟现实在本体论意义上并不真实，但在人的认知经验上却是真实的，它凭借信息化的生产方式营造出了“去实体化”的仿真情境，令受众以“具身的主体性”与VR新闻发生交互，从而在独一无二的体验中复现了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独属于原作的灵韵，以及有关“此时此地”在感知上的真实性。其次，虚拟现实使受众以具身在场的方式体验新闻，从以往二维屏幕中的“观看”转变为三维空间中的“共在”，从以视觉为主导的媒介体验转变为以多感官激活为特征的全景沉浸，从而使受众成为新闻的参与者、体验者以及建构者，而非仅仅是信息终端的阅读者、观看者和讨论者，由此开创了亲身参与和实践的真实。最后，虚拟现实也改造了新闻的真实观，在技术与人的具身关系中，真实是在新闻参与中被体验出来的，这使新闻的客观性理念让位于真实是相对的主观性事实。在具身关系中，真实是敞开的、多元的、不确定的，它建立在受众的个人体验以及感受之上，因而是富于感性的真实，也是独属于受众个人体验的真实。
翟振明指出，虚拟现实是比人工智能更具颠覆性的技术。[32] 人工智能能够提高新闻生产效率、促成人机协作并推动新闻自动化的生产，但虚拟现实却打通了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使信息世界与真实世界发生交织与互构，这既为新闻求真带来了突破，但也可能导致新的遮蔽。应当审慎面对的是，虚拟现实情境并不能同等于客观环境，受众的“具身性”在场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在现实环境中围观或参与新闻事件。虚拟现实技术在模拟感官以及生成幻觉上的技术特性容易使受众沉浸于感官满足这一端。鲍德里亚指出，高保真技术带来的超级真实使真实变成一个令人眩晕的精确性幻觉，神奇的技术拟真将使人们在四面被围的气氛拟真中被剥夺细微的分析性感知。[33] 对感官知觉的倚重，往往令受众处于应接不暇的感官冲击之中，从而挤压了分析、思辨和想象的余地。如常江所言，在VR新闻中，“体验价值”比“新闻价值”更重要，“视觉的逻辑”则僭越了“新闻的逻辑”。[34] 因此，当受众具身于VR新闻中时，面对变动不居的新闻景象，若要从“可见真实”上升到“可知真实”，并从中提炼出真相，仅仅依靠感官的满足与感性的捕捉显然是不够的。以记者工作进行对照，记者要为公众报道真相，绝非凭借“在现场”就可以完成，记者的“新闻眼”作为一种透辟的观察力，是长期养成的专业能力与素养，这能够帮助他们在繁复的材料和流动的信息中整理出正确的新闻，并凝练出揭示真实的最优视角。但反观VR新闻，尽管其展现出了细节精准的全息图景，但全息的通常也是零碎的，更是缺乏重点的，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将使真实的价值停留在受众“见过”“体验过”“操作过”之上，而难以抵达更深层次的对整体性真实的认知。
总之，受众具身在场是新闻真实在理念上以及实践上的颠覆性突破，它使置身于现场的“目击”作为独家、一手、权威的信息来源，从新闻记者转向新闻受众，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新闻的真实性。具身在场也是受众“自己了解”（see-it-for-yourself）新闻的新方式，他们能够参与到新闻的协同生产之中，并由此带来个性化的见解、看法、讨论，并推动问题的解决。如尼基·厄舍所说，在一定程度上，这已经成为当下新闻输出的开放性伦理。[35] 如今，伴随着移动VR的开发以及VR与社交网络的结合，VR新闻将日益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参与文化之中，受众在新闻真实中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彰显，在此基础上，推进受众与新闻之间具身关系与诠释关系的有机融合，或将成为虚拟现实技术在新闻应用上的新方向。
版式编辑/兰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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