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等 | 数字新闻学的崛起：2021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
摘要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尝试以此为基础归纳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总体而言，数字新闻学新范式的崛起显著地推动了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体现出了三种基本趋势。第一，新闻学研究正逐渐超越技术工具论的视角，而融入了更多思辨逻辑，体现出了技术哲学和媒介生态学思维日益深入的影响。第二，对“以数字为背景”的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是新闻学研究最具理论活力的范畴，印证了数字新闻学在理念上对经典新闻学，尤其是新闻社会学范式的延续。第三，现有的新闻学研究体系对规范理论的探讨是不充分的，数字新闻伦理研究尚未很好地融入数字新闻学的一般性理论体系，这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数字新闻学；数字新闻；研究综述；新闻学
2021年，新闻学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呈现出繁荣态势，这主要得益于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新范式的崛起。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年度主流英文期刊上刊登的新闻学研究论文进行主题聚类，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形式把握观察周期内新闻学文献的语词、摘要和主题的自然分布及其语义关联，尝试梳理新闻学在过去一年理论发展的脉络。
根据最新的2020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我们从传播学大类的SSCI收录的92种期刊中选取影响因子排名前五的新闻类期刊作为文献来源，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进行期刊检索并获取其发表于2021的所有文献的信息数据，检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最终，获取用于分析的英文论文（剔除书评和编辑部文章）为687篇，其中包含Digital Journalism（135篇）、Journalism（200篇）、Journalism Practice（191篇）、Journalism Studies（115篇）和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46篇）。
基于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文本，我们使用了当前文本挖掘领域常用的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推测研究文献的主题分布（具体操作过程和代码参见链接）。为了便于解释和主题命名，我们首先从文献数据中提炼出18个子主题，并将其大致归纳为技术、行业、规范、实践、参与和社会的六个研究主题，以此为线索回瞰过去一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知识图景。不难发现，数字技术和文化的兴起，正在全球范围内变革新闻业的制度、组织形式、生产实践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并进而改变了新闻学研究的风貌。
一、技术引领的新闻创新
（一）新闻与媒体创新
在数字新闻时代，作为“类型”（genres）的新闻以全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出现，“传统”与“创新”的话语时刻处于关乎新闻业“持续与转型”讨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闻创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沉浸式新闻、结构化新闻、数据新闻、自动化新闻、新闻游戏、虚拟或增强现实新闻，等等。Carlos Lopezosa等人回顾了近五年（2015-2020年）关于数字新闻新形式的学术文献，发现该领域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以“交互性”（interactivity）为关键词的新闻研究最多，其次是结构化新闻、沉浸式新闻和视觉新闻，虚拟或增强现实新闻较少；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新闻新形式的特点和用途，自动化技术的前景，对读者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伦理和规范问题。研究还指出以数字技术为重要载体的新闻创新实践将主要影响新闻的四个面向：信息和内容、受众、方法和资源，以及新闻媒体公司。当前来看，从组织内部和外部探照和反思新闻创新的行动者应对创新的需求、态度和实践的研究尤为显要。Patrick Ferrucci和Gregory Perreault试图从数字记者的角度考察新闻编辑室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化，以及如何感知技术创新对实践的影响，发现大多数记者认为创新只是市场驱动下（主要是为吸引年轻受众）而由管理者决定实施的，对实现新闻的规范目标并无益处。研究者借用“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论解释记者对创新的轻视乃至抵抗的现象，认为新闻业固有专业主义文化导致这个领域难以拥抱技术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创新）似乎以牺牲现有从业者为代价，他们缺乏必需的核心竞争力，甚或没有利用创新来实现理想的想法”。
JoséValero-Pastor等人则将观察视角上移至数字新闻媒体的管理层，基于对美国和西班牙的两家纯数字新闻媒体（Quartz和El Confidencial）的观察和访谈，探讨“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促进新闻创新，即管理者鼓励专业人员理解变革的紧迫性，识别商业目标并主动接受它们，以此培养组织内部的创造力和协作文化。随着“变革型领导”越来越被重视，传统新闻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亦将从中获益。在日益网络化的新闻领域，组织之间的协作和分享成为解决媒体创新的具体方案。Mijke Slot考察荷兰新闻场域中不同组织参与者应对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方式，通过访问新闻领域相关管理者、创业者和研究者并进行定性主题分析，发现所有组织都有非常高的创新需求，传统媒体（incumbents）主要从竞争的角度看待创新，其创新的过程是内向型的（introvert），较少向组织外部寻求创新项目；而新的竞争者或更小的组织被认为更加外向（extravert），对协作创新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多方参与者在创新项目中的合作并不多见，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散漫的实践，而非实际的目标”。
（二）社交平台与可供性
数字技术所塑造的社交平台为新闻使用、新闻消费和情感互动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而“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使用，以此理解在社交媒体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或机会如何限制或促进人们的行动。从“新闻使用”来看，研究者对“使用”（use）、“用户”（user）等术语的启用暗示着将新闻受众视作“主动接受者”，而不是赋予他们生产内容的角色，实际上受众也只能以平台所允许的方式“主动”（接受）。Bente Kalsnes等人在考察挪威传统的与超党派的媒体行动者的在脸书上的新闻内容及其使用的关系研究中，以这些方式衡量新闻用户参与的程度，发现政治议题尤其是负面新闻在国家选举期间引发了最多的用户参与，超党派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虽然影响力有限，但借助脸书的分享功能获得了惊人的曝光度；同时，一种新的超越既定功能的“个人分享”方式（即在新闻评论区标记朋友以提醒其阅读）正在发生，这种“微妙而不显眼的”用户参与方式对于追求吸引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生产者的意义尚有待探究。
针对社交媒体的“偶遇新闻消费”（incidental news consumption）现象，Adrian Vergara等人采用眼动跟踪方法探索用户与脸书内容的视觉交互的机制，研究揭示被试者在社交媒体中“偶遇”新闻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受到平台算法、注意模式和视觉刺激等机制的影响：一方面，社交平台的算法通过操控新闻如何出现以及谁能接触，在新闻偶遇中扮演着“算法把关人”（algorithmic gate keepers）的关键角色；另一方面，对新闻的偶遇消费可能与个体对多模态刺激相对浅层的处理过程有关，而且新闻消费不完全由主题的相关性引发，也受到视觉刺激的影响。研究认为，“偶遇消费”概念的合理性存疑，因为其暗含了用户偶然接触新闻时所具有的行为相似性，这与该研究所发现的用户多样化的新闻交互模式的结论相左。
随着数字新闻学研究出现“情感转向”（affective/emotionalturn），社交平台的可供性被解读为强化公众感知政治极化和媒体偏见的情感燃料。SturmWilkerson等人在探索超党派政治新闻与受众参与关系的研究中，引入了“情感可供性”（affective affordance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基于表示离散情感（discrete emotions）的技术功能用语的情感关系设定（relational enactment of feeling）”，研究者将“脸书表情”（Facebook Reactions）视为一种情感可供性：使受众能够藉由平台预先设定的、有限的情感选项表达与内容相关的感受。他们发现，情绪化内容最有可能引发情绪反应，并激发受众对超党派媒体内容的分享和评论，然而自由派和保守派在风格和情感诉求上的显著差异，可能使政治话语的参与者一步极化。
（三）算法新闻与新闻选择
算法作为新的技术元素形塑数字新闻的产品形态和生产流程已成事实，新闻受众如何认知和接受算法嵌入的新闻（业）尤为关键，其中对算法新闻可信度与新闻选择的研究较为深入。Anja Wlker和Thomas Powell调查了欧洲新闻读者对自动化新闻（automated journalism）的看法，证实了公众对人工、自动化和组合生产信息和来源的可信度感知并无明显差异，仅在体育类新闻中，自动化内容比人工内容被认为更可信。Wonseok Jang等人采用实验法进一步考察了人类作者与算法的关系如何决定算法生产新闻的说服力，再次证实由人类、拟人化算法和算法生产的新闻具有相同的新闻可信度。基于此，实验结果还显示与阅读算法新闻的参与者相比，阅读人工和人性化算法新闻的参与者对故事表现出更大的情感卷入。尤其当人类作者与人性化算法形成“伙伴-朋友”关系，而不是“仆人-主人”关系时，参与者认为新闻是更可信的，其情感卷入也更强。
然而，算法环境下受众潜在的新闻选择机制仍不明朗。Wlker和Powell的研究已经发现自动化新闻的可信度感知并不影响读者的新闻选择，表明新闻消费与否不能依据对新闻可信度的评估来预测。因此，其他的新闻特质变量（如可读性）对选择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索。GlenJoris等人关注新闻受众如何理解算法“新闻推荐器”（news recommender），并为其区分了三种新闻选择机制，即内容的相似度、协同相似度和内容的多样性。前两者分别通过用户自身以及相似用户的新闻使用情况来推荐新闻，后者旨在增加新闻内容的多样性来推荐异质性的新闻内容。这一项基于芬兰新闻受众的社会调查显示，受众通常更偏好于基于内容相似性的新闻推荐，这正迎合了为人们提供感兴趣新闻的商业逻辑，但却不利于民主社会“观点自由市场”的建立。因此，呼吁开发“个性化多样性”（personalized diversity）的公共服务算法，利用基于相似性的新闻推荐的个性化优势，渐进推动新闻消费的多样化。
二、技术视野下的新闻业变迁
（一）媒体市场：从宏观结构到微观举措
在全球范围内，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已经从广告收入向读者收入转移，传统媒体通过数字订阅、捐赠、会员等方式营收，数字读者收入（digital reader revenue）市场正在形成之中并不断扩大。当在平台公司还在专注于向广告商出售受众注意力时，西方经济体的新闻出版商已经开始对数字新闻内容收费，以提振疲弱的收入。Myllylahti的研究描绘了过去十年以数字订阅为核心的读者收入市场的结构及其演变，揭示少数几家拥有全球受众的大型新闻出版商如何主导市场，并通过与谷歌、脸书等平台建立的新型合作关系——平台支付（platform payments）进一步固化了现有的媒体市场结构，即加强“赢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和国内新闻品牌）并削弱“输家”（包括地方性新闻出版商和独立新闻机构）。
鉴于此，为应对这股数字化浪潮对地方新闻业的冲击，尤其在北欧媒体市场，独立的、小规模的地方性报纸开始积极寻求连锁或集团化出路，通过建立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降低成本，融入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驱动的未来。Helle Sjvaag等研究者深度访谈了挪威西南部城市媒体并购案中的报纸编辑，分析作为“代理”的地方报纸与作为“委托人”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以阐明企业所有权对合并后的报纸市场的潜在影响：就战略匹配（strategic fit）而言，尽管全面推行“数字优先”（digital first）战略可能降低印刷版的重要性，但合并有助于报纸数字产品的货币化；然而，在组织适应性（organisational fit）方面存在隐忧，公司决策者可能倾向于为所有报纸制定标准化的模式，而不是满足个别新闻编辑室的特殊要求。
合并与收购模式为传统媒体的“数字化生存”提供了宏观的解决方案，而从微观层面（如订阅的营销策略）探讨读者收入市场结构转型的研究并不多见。对于美国新闻业，大部分数字新闻采用免费增值（freemium）模式，以至于订阅策略取向的报纸陷入流量与生存的两难境地。为了考察报纸如何构建其对订阅者的价值主张，Efrat Nechushtai和Lior Zalmanson对美国报纸网站上发布的订阅促销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许多新闻机构不仅向读者承诺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还将新闻作为一种多维产品进行营销：有的报纸强调了情感和人际相关的收益，如建立或强化社会关系；有的报纸则将规范性效益，如促进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为广泛的社会目标做出贡献等，作为说服读者订阅的理由。媒体机构的营销策略体现了重新包装一个传统产品的努力，以期适应数字新闻市场日益激烈的注意力竞争和生存游戏。
（二）品牌策略：新闻的“品牌”与品牌的“新闻”
在媒体市场的语境中，新闻媒体机构或企业也可作为“品牌”而为社会所识别或认知，由此定然引发针对商业逻辑与新闻理想的矛盾之争。其中“新闻品牌”（news brands）与“品牌新闻”（brand journalism）并非争辩焦点的两面，但却始终与平台竞争、战略沟通、新闻标准或专业规范等问题缠绕在一起。为了探讨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新闻品牌，Victoria Chen和Paromita Pain检验了报纸出版商使用脸书作为新闻分发平台对其品牌意识和品牌忠诚度的效应，研究表明平台与报纸的关系是互惠的，双方均有助于对方品牌忠诚度的建立，可是平台的品牌效应主要倾注于重要的或精英的报纸，而较小的或不知名的报纸受益甚浅。此外，由于读者习惯于从平台而不是新闻网站上获取新闻，这可能会造成他们对新闻品牌产生某种虚幻的忠诚。新闻媒体使用社交平台引发的另一个担忧是，技术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新闻品牌认同，继而影响新闻编辑室的标准及其内容生产。在Juliane Lischka关于社交媒体新闻制作逻辑的研究中，新闻编辑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脸书新闻动态（Facebook News Feed）的算法逻辑，以最大化受众参与的方式选择和编辑新闻。与此同时，新闻品牌类似于一种企业或新闻编辑室文化，启发从业者新闻应该被如何处理和编辑，其与传统新闻标准构成了相关联的价值体系，指引着社交媒体编辑的新闻决策：二者的功能在于为严重的用户参与导向设定界限，以避免过度迎合用户偏好并向新闻娱乐化转变。
非媒体组织以新闻为导向进行内容创作或寻求与新闻机构合作，“品牌新闻”应运而生，其在内容、语言和设计上与新闻媒体越来越来相似，这有可能破坏专业新闻的理念和规范。Michael Serazio深度访谈了美国从事原生广告和内容营销管理和实践的从业者，试图了解他们所信奉的专业原则，以及从传统编辑职业转向商业的适应性。研究认为，品牌新闻威胁到美国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石，例如客观性已成为追逐企业赞助的新闻机构的一种可销售商品，这一建立公众信任的最重要的工具正因私利而被出卖。当受众已经很难区分“真”新闻和“假”新闻，他们便会降低对新闻的重视，公民基础为此进一步破裂。品牌新闻也被视为战略沟通的工具，代表和合法化组织的利益，旨在改善品牌形象，建立客户关系或促进销售，但却模糊了新闻与战略沟通之间的界限。Thomas Koch等人以品牌记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工作惯例、职业角色感知以及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分析发现大多数品牌记者追求自主的工作流程以及公正和平衡的报道，但当主题与客户利益和需求相关时，这种准新闻（quasi-journalistic）方式通常会遭到破坏；同时，他们还身处介于新闻与公关的灰色地带中扮演一种混合角色（hybrid role），但对公关利益的考量可能优先于新闻规范和价值。
三、数字时代的新闻规范
（一）倡导性新闻：从客观到激进主义
数字时代的新闻环境和制度正在经历更迭，新闻（学）的概念化也在发生改变且尚无定论。例如，与“客观性”相对立的“倡导性”（advocacy）概念及其新闻实践的变化已经成为数字新闻研究的新议题，尤其是社会运动或冲突语境下的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定义有助于重新审视新闻客观性，以寻找新的替代性框架。
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也称为“鼓吹性新闻”，经常与少数族裔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其中黑人报刊（Black press）通常被认为是一类倡导性媒体，一直以来推动非裔美国人的社会政治进步，直到近年来却出现新闻娱乐化的趋势。Miya Fayne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的方法调查黑人报刊编辑及其读者，区分了倡导性新闻的两种不同类型：硬倡导和软倡导。前者是对这一概念的传统解释即有赖于政治内容的存在，如政治激进主义的报道，后者通过娱乐提供非裔美国人的正面报道，并增加他们生活的表征。硬倡导依旧是黑人报刊的重要功能，但如果编辑将名流置于更大的社区利益之上，并降低硬新闻的比例，娱乐可能会压制政治思想，限制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参与。因此，可取的做法是在保证硬新闻的基础上提供娱乐内容，而不是用后者取代前者。
Rana Arafat采用数字民族志的方式观察流亡海外的叙利亚记者如何保持与祖国的联系，以及如何在遥远的地方倡导跨国人权和政治改革，并通过深度访谈调查这些倡导实践如何塑造流亡记者的角色认知。研究发现，“海外倡导新闻”（diaspora advocacy journalism）挑战了传统新闻范式，因为记者的角色已经超越了常规的新闻活动，并扩展至请愿、建立跨国团结、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开展机构工作等实践。流亡记者将叙利亚政府和政府控制的媒体称为“对手”，却拒绝将他们工作归类为“激进主义”，而是在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框架内将其定义为“倡导”。由此可见，新闻记者既是“把关人”又是“倡导者”的身份认知将会成为新闻实践和研究的新常态。
新闻教育领域也在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新闻教育工作者试图在课堂上平衡传统客观性与倡导性。Sheila Peuchaud发现在涉及种族、性别和媒体的课堂中，客观性和倡导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出现在个人、人际和结构层面。不少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讲师对高级新闻学课程中传统的客观性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但他们也没有彻底接受激进主义或倡导活动。研究认为，新闻教育如果对媒体呈现和重塑权力的方式缺乏批判性意识，可能会滑入培养学生生产服务于强化现有的权力结构的媒体产品的陷阱，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理论工具，以理解当前不平等的根源，并提出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二）有限的规范：透明性与可信度
新闻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从新闻编辑室的“黑箱”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度被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准则由于难以实现，而成为媒体机构与受众之间的障碍。透明性（transparency）则通过“解释和展示新闻是如何制作的”，日渐发展成为一种现代的新闻规范，以解决媒体与受众脆弱关系背后的可信度问题。过去一年，透明性和可信度之间的（有限的）积极关系被更多的研究所证明。尤其对于美国的新闻业而言，恢复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有助于激励他们的新闻消费和社会参与，以重塑媒体促进民主社会的根基。Gina Masullo等人聚焦于特定透明性形式对媒体可信度评估的影响，并实施了三组实验以测试新闻报道中“透明框”的效果。研究发现，在报道中添加解释记者如何报道新闻的文本框，可能作为一种认知启发或思维捷径，对于提高人们对新闻媒体可信度评估具有一定潜力，但这个“框”必须足够突显才能产生效果，且效果也不具有普遍性。
然而，透明性的影响路径或链条可能更长，为此研究者关注可信度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对于受众新闻参与的意义。Alexander Curry和Natalie Stroud对1182名美国人进行了2（透明性元素）×3（新闻话题）的在线新闻实验，证实了增加透明度（通过向新闻消费者提供关于故事的写作原因和方式、作者细节等信息）可以有效地增加可信度评估，并间接影响受众的新闻参与意向。研究还发现，无论是新闻主题还是参与者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没有调节透明性的效果，由此启发在美国媒体信任处于极端分化的当下，新闻机构提高新闻透明性，亦不必担心消极意识形态的反弹，或更多政治话题的差异化影响。
为了更准确把握透明性与新闻参与之间因果关联的有限性，Jason Peifer和Jared Meisinger采用2（透明性）×2（来源）×2（主题）被试间实验设计，经过有调节的中介检验部分证实了基于信息披露的透明性的价值，并强调了透明性效应由媒体重要性感知所划分的边界条件：对新闻报道上下文信息的披露有助于提高信息的可信度，而可信度的提高则进一步影响受众的新闻参与；然而，可信度的中介效应受到感知媒体重要性的调节，即受众感知媒体越重要，透明性的间接影响新闻参与的效果最强。这说明透明性并非“灵丹妙药”，仅强调透明性原则似乎不足以促进新闻可信度、公众信任和新闻参与，未来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努力探讨什么样的透明性、在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
四、作为实践的数字新闻
（一）记者角色及其报道实践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的形塑与改造是生态性的。记者作为这一行业的关键行动者，其行动模式与内容书写逻辑在这一生态性的转变之下面临着新的变化和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不确定、不平衡和不平等的新闻实践语境下，对记者的角色认同和职业规范的讨论较多。
金融危机之后，财经或商业记者被认为应该发挥更积极的监督作用，以一种方向或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形式，帮助决策者和广泛公众应对新的市场趋势的机遇和风险。Nadine Strauβ在一项研究中观察到，大多数财经记者在“可持续金融”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记录员、情报员和教育者，而未能扮演本应充当的“监督者”（watchdog）的角色。考虑到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由专业金融新闻机构主导的针对金融精英的事件驱动型新闻，往往使记者陷入道德两难的境地（moral dilemma），一方面要履行记者的职业责任，以客观和中立的方式报告市场趋势，另一方面又要警惕为该行业诸多未经证实的说辞提供一个“漂绿”（green washing）的平台。
在艺术新闻领域，Kelsey Whipple和Renita Coleman分析了美国新闻中与女性音乐家相关的主题和修辞，试图理解女性记者在对抗或延续对女性音乐家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认为，女记者和男记者一样，在延续陈规定型观念方面负有同样的责任，这表明职业社会化对刻板的女性形象的结构性压制，超越了不断变化的社会习俗、道德要求和新闻编辑部日益多样化的影响。因为在男性主导的组织中，被社会化的女记者习惯于像男性一样书写，而这样的惯习与偏见是隐形的、难以被察觉的。
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记者在社会实践中角色认知也得到了较多关注。基于对叙利亚媒体从业人者的访谈，Omar Al-Ghazzi运用“情感距离”（affective proximity）的概念来解释媒体从业者与他们所参与和表现事件之间的想象空间，通过分析“革命”的话语，激进主义和新闻之间不断变化的界限，以及暴力的经历来理解国家苦难下的新闻实践。研究启示，对全球新闻中的情感的研究应该被放置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而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塑造了新闻业的角色和表现方式。Hon Sophia S. Balod与Michael Hameleers则研究菲律宾的记者在应对错误/虚假信息（mis- and disinformation）时的职业角色，发现传播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被认为更重要，记者倾向于将自己视作真相的斗士和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同时，在确定影响这些预期角色实现障碍的基础上，记者将错误/虚假信息视为新闻（作为一种实践和机构）变革所面临的挑战。
（二）社区新闻与实践社区
“社区”（community）作为一种本地化的新闻实践，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与方向。Nick Mathews提出了社区“守护者”（caretaker）的新闻角色概念，基于对美国密西西比州移民执法突袭行动报道的文本分析，试图揭示小型新闻机构为其社区提供的内容服务和独特功能。当地周报充当社区的“守护者”，维护了社区声誉，保护了地方当局以及处于事件中心的企业和居民，展现了一种“突出社区积极品质的日常新闻”。在社区新闻的语境下，守护者的角色通常不在“日常”而是在危机时刻突显，而且新闻机构不仅保护社会精英，还保护整个社区及其在外界和众多普通公民中的声誉。
数字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公民参与到记者制作、传播和分发新闻的过程之中。公民新闻已成为新闻消费者提供和接受有价值信息，以及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这些活动被描述为，对公共领域的讨论做出贡献的个体，生产简单信息、聚合、报告或意见的实践形式。Deborah S. Chung和Seungahn Nah调查了美国社区报纸如何吸引社区成员，以及编辑如何看待公民参与和协作实践的挑战。研究显示，美国新闻界的读者参与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参与的机会也更多，其中尤以在社交媒体上传照片和新闻提示最有成效。然而，此类公民参与也被证明是一把复杂的“双刃剑”，公民协作虽然使得大量新闻被整合并发展成有意义的社区故事，但同时也带来了伦理和规范等方面的问题。
在当前媒体环境下，新闻工作者需要更新他们的技能经验和日常工作，以便跟上动态变化中的新闻业的发展。“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被定义为“一个具有共享的关切、问题集，或对特定主题热情的社群，通过持续的互动增强社群成员在该领域的知识和专长”。与本地化的、线下社区的新闻实践不同，Anja Salzmann等人考察了一个专注于移动新闻的全球网络社区“Mojo Community”，从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的“实践社区”概念出发，探讨在新闻实践中以创新和变革为旨趣的社区形成的领域、结构和角色。该社区最初由专业记者发起，并逐渐吸引新闻以外的行动者，他们基于对视觉新闻和内容生产的移动技术的共同兴趣，在社交媒体空间和年会聚集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社区成员均认为，移动新闻作为一种的新的新闻实践的正在迅速演进，并打破现有的惯例和组织结构。
（三）广电新闻的转型实践
数字技术创新、受众细分以及丰富的媒体实践现状对传统广播电视新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迫使传统机构对数字环境快速做出反应。数字革命在改变新闻机构内容生产与分发方式的同时，也引发了组织结构与受众关系等更深层面的变革。Víctor García-Perdom通过观察哥伦比亚两大电视新闻机构（Caracol TV和Citytv）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视频吸引电视观众，发现社交媒体尤其是Facebook，正在改变新闻机构对网络视频和观众参与的传统观念，社交媒体不仅在视频分发与受众参与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还通过改变视频内容制作方式和衡量标准对新闻机构的决策产生影响；此外，研究还探讨了新闻机构内部的传统力量和来自数字平台的技术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在另一项研究中，Víctor García-Perdom更加深入地探讨了电视、网络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者指出，尽管新闻从业者对整合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充满热情，但由于数字化改革植根于传统媒体实践，传统与在线媒体之间复杂的组织安排制约了数字技术的采用、电视媒体网络化的过渡，以及在线内容的制作，两类媒体之间并不平衡的关系，造成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进程缓慢。
对于如何缓解传统广播电视新闻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与压力，苏珊·格林伯格（Susan Greenberg）于2007年提出“慢新闻”（slow journalism）的概念，以应对当代主流媒体中普遍存在的快节奏新闻状态。Janet Fulton和Paul Scott将观察视线聚焦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远程社区项目（Remote Communities Project），针对如何理解“慢新闻”这一问题与来自该机构的记者、制片人和经纪人进行讨论，以思考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实践带来的冲击。研究揭示，新闻从业者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去深度挖掘社区故事，以促进深度调查、面对面交流、真实客观等新闻业基本价值实践的回归。
（四）协作网络与权力关系
在数字时代，新型新闻协作关系和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实践不再被物理空间所局限，并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实现跨境或跨地区的协作。在Annett Heft和Stefan Baack关于跨境新闻实践案例的研究中，记者个体可作为“中介”推动跨国或跨境协作关系网络的形成，依托网络增强自身实践能力与跨境工作经验，但从业者所属的组织结构与背景也决定了不同成员的工作参与程度，其中的权力运作也可能滋生出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与竞争现状。除了在跨境协作中提供基础网络支持，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也发挥出其对新闻业的建设性作用，Jose A. García-Avilés在关于西班牙新闻机构管理者如何应对疫情下新闻实践的研究中发现，虚拟网络空间重新配置了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关系，使新闻编辑室中人员的协作网络更加紧密和复杂，塑造出了新型的新闻实践方式与通信协议。同样地，美国费城的地方新闻媒体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也采取虚拟空间协作方式，以地方社区为中心调控各媒体组织节点内部及之间的信息流通，以满足社区信息需求。
数字化虽为新闻实践带来了虚拟协作环境与新的协作方式，但新闻从业者所能提供的信息与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Milda Malling指出，新闻从业者的多元社会关系与其潜在的社会网络的权力结构，反映在新闻从业者所能够获取和选择的新闻线索之中，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尤其体现在政治领域的新闻实践中：一方面，这种多元化的社交关系能为新闻从业者提供报道捷径；另一方面，也可能引致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失衡。类似地，有关权力介入政治领域中的媒体实践也引发诸多关注，如Swati Maheshwari与Colin Sparks关于印度大选中媒体与政治精英成员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Ross Tapsell对菲律宾总统如何管理控制媒体方式的考察，均揭示出政治与媒体场域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如Gino Canella在关于新闻权力研究中的论述所指：新闻从来都不是中立的，真相从来都不是无私的。新闻从业者的认知实践深受其工作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中所嵌入的动态权力的影响，数字媒体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使新闻记者的真相报道复杂化，甚至颠覆新闻惯例，并重新定义这一领域。
五、数字新闻参与及其挑战
（一）舆论及媒体偏见
数字新闻业为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塑造了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然而消极的意见环境、“有偏见”的新闻生态以及对媒体偏见的感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体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妨害或改进了公共意见表达空间和新闻参与实践。过去一年，新闻学研究者对舆论与媒体偏见的微妙关系表示热切关注。
新闻网站的用户评论是公共参与和意见表达的直接表现形式，个体对意见气候的感知通过影响李普曼所谓的“脑海中的图像”，可能会助长舆论的极化。为了阐明新闻评论对个体意见的影响，Eun-Ju Lee等人通过对韩国的新闻用户进行被试间实验，考察了用户评论可能影响新闻用户个人意见的两种不同的认知途径：感知公众意见和感知新闻立场。结果证实，接触用户评论不仅影响了参与者对舆论环境的感知，也影响了他们对新闻立场的感知。以评论为形式的新闻参与凸显了网络新闻日益模糊的边界问题，经常被极端言论和情绪所淹没的新闻评论区更是为新闻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闻媒体反映并塑造了舆论，但研究者对其如何描绘舆论却知之甚少。为了考察新闻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公众中存在的多种观点，Kathleen Beckers和Patricia Moy对传统媒体的日常和选举期间的新闻进行内容分析，区分了五种不同的舆论描述（portrayals）：民意调查、随机采访、推断、抗议和社交媒体引用。由此发现，新闻记者通常以单一方式代表公众及其意见，描绘他们所理解的“大多数意见”；当舆论以多种方式被描绘时，并非以一个更复杂或微妙的故事呈现，而多是以推断舆论的方式与其他描述的简单组合。
正是由于不能描绘公众对政治结果的多样性观点，新闻媒体经常被指责是有偏见的。在另一项定量调查研究中，Kathleen Beckers等人进一步探究比利时的记者是如何感知舆论的，通过将记者的舆论感知和基于调查获取的关于“真实”民意的证据，与记者们提供的定性解释相结合，发现记者对舆论的感知有系统性的右翼偏见，认为公众比实际情况更加保守。即使记者明确自己中间偏左的立场，但在感知舆论时却过度补偿和高估了其与舆论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在新闻制作中陷入自身与受众的偏好之间左右为难。反过来，当公众认识到媒体偏见时，他们可能会“纠正”在公共领域中所感知到的“错误”的影响。为此，Alcides Velasquez等人测试了群体意识、媒体偏见感知、选择性接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现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媒体偏见感知和选择性接触的链式中介效应，表明群体意识可能驱动着拉美裔美国人的纠正行为，对有偏见的移民报道的感知促使他们寻求态度一致的信息，进而影响其政治参与和行动，这一结论可以推广至其他边缘或少数群体。
（二）公众信任与虚假信息
过往的信任研究文献多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不断精细化媒体信任（trust）和可信度（reliability）的操作化和衡量标准。尽管普通公民作为“信托人”（trustors）被放置于信任研究的中心，但却鲜有从受者的视野去理解新闻媒体信任。
为了考察公众如何概念化新闻媒体信任，Erik Knudsen等人使用半监督文本分析技术对在线调查内容进行主题建模，发现被调查的挪威公民对新闻媒体信任的理解可以分为四类不同的主题，即真实性、彻底性和专业性、偏见、独立性和客观性。这些主题与学术和专业语境下对媒体信任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一致的，唯独公众对偏见的描述在新闻记者或学者的观察中鲜有涉及。研究指出，察觉媒体偏见的人对民主的满意度越低，表明了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这种联系可能与反精英主义有关，因为新闻媒体通常被视为权威精英的一部分，从而介入“精英”和“人民”之间的敌对关系。在Karen McIntyre和Meghan Sobel Cohen的媒介信任研究中，以公众为标准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挖掘，媒体及政治信任的关系被再次印证。研究者通过对卢旺达首都城市居民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发现受过教育的年轻公众高度信任当地新闻媒体，尤其是国营媒体。研究强调，媒体信任的框架应该从公众角度看待媒体信任，并考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为信任本身就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两种信任之间可能存在内在关联；同时，深入思考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信任概念，重视媒体保护和推动国家的良善意图，而不仅仅是对媒体表现的准确性、责任和独立性等既有规范的判断。
新闻受众对媒体或新闻内容的信任不仅与媒体表现或对政治文化的态度有关，还受到新闻参与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其中，“信任关系”（trusted ties）在虚假信息或假新闻传播中的作用已经在Pere Masip等人关于新闻参与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基于6个焦点小组的研究结果显示，Whats App平台用户参与的是新闻话题或新闻故事，而不考虑特定的媒体品牌或新闻机构。平台的社交可供性使得新闻发送者成为决定用户如何参与和信任媒体内容的关键要素：发送者-接收者的关系纽带强化新闻的可信度和社交“背书”（social endorsement）。但值得担忧的是，用户习惯于阅读、信任或转发朋友分享的故事，而不会核实收到的潜在假新闻，继而分享并放大了虚假信息的影响范围。为应对假新闻、极化和其他问题而提出重建信任的策略，Sue Robinson等人在探讨信任与新闻素养之间的联系时引入了“倾听素养”（listening literacies）的概念，其理念是在新闻交流中，所有参与者在制作、分享或消费新闻时都必须注意信息交流的动态。其关键在于，将受众放置于新闻的中心倾听公众的需求，关注以社区为中心的动态，进行本地化的新闻素养（生产）实践，以建立信任项目并消除虚假信息。
（三）在线新闻评论：积极或消极的参与
在线新闻的评论区可被视为全球新闻机构最广泛采用的“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形式之一，因为其内容生产由媒体和他们的受众共同完成。关于新闻评论的参与形式、内容和社会后果等研究虽寥寥可数，却已然生长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
新闻中的错误信息和新闻评论中的不文明行为是影响在线社会互动的两个突出问题。Ji Won Kim和Gina Masullo Chen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保计划为背景，探讨了社交媒体上新闻评论的语气（文明或不文明）和内容（纠正或强化错误信息）对感知评论和新闻故事可信性的影响。实验结果揭示了评论语气在影响可信度感知方面的价值：参与者认为文明的评论比不文明的评论更可信；同时，参与者认为纠正新闻中错误信息的评论，比强化错误信息的评论更可信。然而，在评论的语气和内容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人们在判断评论的可信度时单独考虑这两个因素。Anders Sundnes Løvlie等人对挪威四家报纸的在线评论版块的贡献者进行定性和定量调查，以期了解用户如何表达和解释参与在线讨论所经历的“反弹”（repercussions）影响即消极反馈（如招致骚扰、威胁等）。研究考察了性别、匿名性、对编辑控制的态度和议题争议是否与这些经验有关，发现除了性别，其余三个维度都展现了显著的相关性，说明匿名评论者和对严格编辑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及对争议性问题（如移民和伊斯教）评论，均增加了经历“反弹”的可能性。
相较于民主背景下的经验观察，目前研究者对威权语境下新闻评论的参与方式、原因和效果知之甚少。Florian Toepfl和Anna Litvinenko将威权政治下批判评论的公众被理论化为“投入性制度”（input institutions），后者以“响应式”或“咨询式”的专制治理形式促进公民的反馈。批判评论被认为对威权政体的领导者制造了风险，但也带来了超越风险的收益。经过对三个威权国家（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46家新闻机构在7个平台上的评论环境的观察，揭示大量的批判评论公众积极参与了政治生活，而且其中相当比例的公众由国家统治精英监控下的新闻机构扶植和培养。然而，藉由国家控制的平台，政治精英们可以轻易地屏蔽或严格审查发表批判评论的公众。
六、新闻与社会的紧张关系
（一）冲突：框架选择和记者实践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性制度同时对社会稳定、冲突构成影响，其本身的实践也受到相应社会环境的制约。Chunyan Wu和Jian Xiao调查了从1949年到2009年，英国国家日报如何构建所谓“藏-中冲突”，通过内容分析与定性框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表明报道框架在近50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变。在冷战时期，报道反映了反共意识形态；在后冷战时期，它使用人权框架将中国政府描述为人权侵犯者，其归因于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内部或外部新闻因素，展现了新闻框架如何成为记者构建现实的工具。另外，与构建冲突的报道框架相对应，和平新闻框架的崛起也成为研究对象，并被作为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和积极社会建构的方式。如Mathew Charles分析具有情感素养的新闻报道经由讲述边缘群体故事，以促进社会凝聚力，为社区内的冲突和解奠定基础，体现了报道理想主义对于社会现实的引领，“随着记者成为和平代理人，在哥伦比亚的地方新闻业预计将成为一股变革力量”。
此外，还有研究聚焦冲突作为媒体报道的环境，揭示社会对新闻的形塑。其中，冲突成为揭示新闻媒体和记者隐含困境的重要维度，体现在报道内容上则可能显示新闻报道客观规范、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差距。Tania Ouariachi等人聚焦于叙利亚的冲突性环境对于记者报道实践的影响，一方面指出冲突的危机环境为公民新闻带来爆炸式的增长，公民越来越作为新闻贡献者被得以重视，因为他们能够提供专业记者无法访问或无法收集的内容，而处于冲突环境中的叙利亚公民也通过培训，获取在紧急环境下向外界传递事实的能力，以“唤醒世界让其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战争成为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进行新闻报道实践的破坏性中介，记者在制作新闻时受到心理和身体暴力威胁，会导致其客观性愿景与实际报道存在差距，利用记者作为“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nunity）的概念，强调了新闻与解释、文化、情感、偶然性、集体记忆、危机和视觉性的交叉。Britt Christensen等则关注在国际新闻机构和媒体公司工作的冲突报道记者，调查揭示了数字工具如何帮助专业记者无法接近现场时与信源沟通交流，像Whats App这样的加密通讯应用程序在提升沟通、保护潜在来源和验证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编辑室也作为一个更加微观的冲突性环境影响着新闻记者实践，Anja Salzmann等人研究了传统媒体面临新闻业的视觉化和移动新闻的变革，使许多新闻记者不得不改变工作方式，学习使用新工具，分析了记者的心态变化因素和过程。Manuel Goyanes等人的研究也提出新闻工作的实践和结构条件为新闻编辑室冲突的出现提供了肥沃土壤，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者之间差距的加剧等，重在考察塑造这些冲突的结构性和个体性因素，以指导新闻媒体内部调解策略。冲突环境对于报道实践的影响，反映了数字技术可供性作用，以及媒体报道框架和专业范式背后的复杂因素，展现出数字新闻报道实践本身的社会意义和研究价值。
（二）社会抗议与政治运动：影响力和制约因素
新闻媒体在社会抗议与政治运动中，有时表现出对社会抗议中暴力冲突的奇观报道范式和对运动的边缘化，左右了社会参与的态度。RachelR.Mourao等人借助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研究迈克·布朗被警察枪杀事件所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相关报纸报道，阐释了新闻框架（journalistic frames）与抗议运动的倡导框架（advocacy frames）之间的关系，其中倡导框架来自抗议者的官方沟通和社交媒体对话。研究显示出媒体将集体行动描述为奇观的报道模式，延续了暴力和越轨行为的“抗议范式”。随着时间推移，新闻记者逐渐以更主题化的报道为抗议诉求提供空间。然而，虽然记者引入了包括“种族”“警察军事化”等倡导框架，但由于“合法化”新闻框架出现的低频率，还是很难将这些倡导框架明确为抗议者议程的一部分。研究展现了美国全国和地方报纸媒体依然在通过框架选择和对倡导框架的遗漏来边缘化抗议者。
Rachel R. Mourao和Danielle K. Kilgo在最新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BLM运动媒体报道与社交媒体抗议活动的关系，指出“新闻的合法化故事可以增加对运动的支持，而正是这种支持有能力扩大BLM的在线影响力”，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对抗议内容的参与取决于态度的转变，这直接受到记者愿意就抗议运动中的不满和要求发表深度文章的影响。研究展现了新闻媒体遵循新闻生产的规范和常规，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与前互联网时代抗议范式研究人员所概述的过程没有太大不同。Yotam Ophir等人也指出媒体对社会抗议活动的构架可以影响舆论和政府反应，并关注到一个媒体突出的政治框架（political frame），其可被称为“特朗普对抗议活动的处理不当所造成的政治后果”。Summer Harlow等研究者聚焦新媒体平台，考察了脸书用户参与度和报纸抗议报道之间的关系，发现和记者比其他人更能使某些抗议运动合法化一样，记者和用户的社交媒体行为也能在群体中发挥作用，以引起对某些运动的更多关注，反映了社交媒体上社会斗争的等级制度。
媒体在社会抗议中的角色取决于其所在的更大的政治和媒体系统。Lindita Camaja对影响因素的考虑则更加细致，考察了黑山共和国新闻媒体对2019年反政权抗议活动的报道，探讨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围绕有争议民主转型轨迹的媒体表现。借助“政治平行结构”（political parallelism）和“媒体工具化”（media instrumentalization）概念，阐明了在两极化的媒体系统中，媒体抗议活动报道的结构与个体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彰显了个人层面意识形态和新闻文化的作用。研究强调，在抗议框架上施加的结构性压力，不仅来源于管理层和编辑，即记者们被要求使用政府正式的信息补贴，还受制于内部同事和外部信源，比如与政府接近的记者会被反对派领导人拒绝提供信息。
（三）危机新闻：业态与职能
新闻制度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结构性和突发性的危机环境对新闻业造成的损害。新闻业显然被认为是出现危机已久的行业，表露出媒体利润下滑、裁员甚至倒闭等一系列症候。Nikolas Dawson等人分析澳大利亚新闻业就业市场数据，聚焦新闻业供求问题，证实了新闻业危机的存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状况的明显恶化，并发现新闻业性别不平等加剧，以及伴随着这些危机，新闻业对技能尤其是新媒体技能的需求明显在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在疫情中遭受的危机，也造成了新闻媒体广告的进一步枯竭，这对地方媒体的影响尤其严重。反过来，地方媒体新闻业利润下滑也为当地社会带来影响。Richard Jones认为地方新闻的关键规范性职能之一是法庭报道，亦即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核心部分，而媒体财务危机削弱了法庭记者的报道能力，建议政策制定者通过公共资金提供支持。新闻业危机是新闻与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互动的体现，进一步凸显其业态发展与社会稳定（尤其是地方媒体与社区稳定）的动态关系，与前述媒体边缘化抗议活动的论调形成呼应。
社会危机形塑新闻媒体报道，对媒体履行规范性角色产生影响。Phillip Santos对2018年津巴布韦大选期间的媒体报道进行框架和修辞分析，发现政治危机很容易使新闻媒体两极分化，并诱使媒体在报道时采取积极的党派姿态，将意识形态作为默认框架，说服受众接受其立场，对媒体履行规范性角色的能力产生负面效应。值得一提的是，Craig T. Robertson聚焦了新闻受众这个第三维度，其同时也是理解社会与新闻媒体动态的中介化角色。研究通过新闻受众访谈，调查他们对疫情危机下新闻媒体的态度，强调语境对于新闻定义的影响——新冠肺炎大流行促成对新闻媒体更高依赖程度，而受访者在生活中的感受塑造了对新闻和新闻工作的看法。
新闻报道层面的危机叙事和引导应对，延伸出新闻建构社会危机和履行促使社会危机解决的两条道路。Kozakowska和Wilk对茶党的民粹主义新闻文本进行研究，分析民粹新闻如何塑造新闻价值以激发公民参与，其中危机修辞被视为吸引读者关注的重要手段，并从这些价值建构中看到新闻消费的新趋势，提醒“民粹主义交际逻辑”逐渐殖民社交媒体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对新闻业在社会危机中进行调节和提供希望表示期待。Metin Ersoy等人聚焦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媒体报道，强调和平新闻对于减少和预防卫生危机的作用。由于和平新闻有助于诊断出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背后是否存在某种类型的暴力（直接的、结构性或文化的），并提供解决方案，因此可以营建“最有利的政治气氛”，帮助受众对问题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友好解决问题的兴趣，但也对媒体的社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此外，还有研究关注了新闻在帮助大众理解社会犯罪问题方面的功能。Janine Little注意到澳大利亚父母弑子犯罪具有较高发生率，认为新闻界有及时予以解释的公共使命。研究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分析弑婴罪案报道，发现既有报道受到社会传统性别文化影响，塑造出参与谋杀的继父和养父“被剥夺权力人”的形象，并将其与失败的国家儿童保护机构相提并论，建议记者更多地与弑婴学术研究者合作以增加原因复杂性解释。
（四）社会表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在新闻学语境下，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研究试图解释媒体如何塑造共同意识的过程，并形成或撕裂将群体或组织联合起来的社会纽带。研究者主要从媒体实践或实践对象层面，探讨新闻与表征对象（如性别、种族或宗教）之间的不均衡的互动及影响。
在Andrea D. Wenzel的研究中，通过结合民族志观察和访谈的方式，以美国公共媒体一项旨在改变白人（whiteness）文化而增加有色人种代表的项目为背景，对新闻场域中传统客观性及其中心化白人的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研究指出，传统上新闻编辑室中白人领导者和编辑居多的状况依然明显。在信源选择上，如果记者不加批判地从与权威有关的机构（如大学里的教授）中选择新闻来源，而不是在社区中寻找多元化的专家，这些新闻报道往往会导致过度代表的白人声音被进一步扩大。而在社区参与实践方面，记者们被认为达成了一种维持“中心-边缘”关系的合谋，他们的报道仅仅是“关于”（about）社区而不是“为”（for）社区而报道，他们在“我们的自己网格”中潜在地代表和定位“其他文化”。
新闻记者对其他文化或种族群体的表征实践不仅受到传统惯习的影响，还与记者自身的政治身份和价值观念直接勾连。Ozan Asik关注的是土耳其记者如何想象与表征库尔德人的“他者”角色。研究发现，政治影响新闻制作的方式比过去的研究所承认的更复杂、多变和非线性，记者对库尔德问题的解释以及他们对相关新闻的报道都带有个体政治信仰与价值观的烙印，记者的世界观之间或冲突或一致。政治世界观、政治经验和政治背景这三个因素主导着新闻生产的各个阶段，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记者采取何种策略对库尔德人进行表征，这一选择过程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因此，要求将主流新闻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为竞争激烈的新闻领域的记者赋予积极、动态和战略性的角色，使其以符合个人世界观的方式来生产新闻。
当群体的宗教身份与职业地位均处于社会边缘时，新闻媒体的表征缺位可能更加严重。Muhammad Ittefaq等人发现，全球的环卫工人在新闻媒体和社会中正在被边缘化。尤其当这些工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例如巴基斯坦）中属于宗教少数群体时，这种歧视会被进一步放大。在社会表征和社会认同的理论框架下，研究者阐明了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对基督教环卫工人的表征现状，被访者认为缺乏媒体代表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这可能是大多数人（即穆斯林）选择避免与他们接触的结果。虽然媒体逻辑（media logic）更关注广泛影响公众的问题，但亦负有责任让边缘的宗教少数群体进入主流视野，更毋论在他们本身就被指派必要的公共服务任务并对媒体怀有合理期望。
七、结语
综观2021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主流脉络，不难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趋势。
第一，对于数字时代的新闻、新闻实践和新闻业的研究，正逐渐超越技术工具论的视角，而融入了更多思辨逻辑，体现出了技术哲学和媒介生态学思维对新闻学日益深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将对数字技术的批判性反思融入从前提（premise）、设计（design）到推论（deduction）的全部环节，这些研究的结论相较过去也更加“激进”，有一些甚至鲜明地指向了对传统新闻学理论的颠覆和重构（比如关于新闻规范的大量研究）。尽管限于篇幅，我们并未对过去一年新闻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做出比较，但仍可透过观察得知，在国际学界，新闻学长期以来“从属于”传播学，因而相应地主要由来自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资源主导的状况，业已发生显著的改变。思辨性及至批判性色彩的增强，令新闻学研究不断提出根植于自身独特性的新概念和新理论，而在形式上越来越少体现为“以新闻为经验检验已有传播理论”，这在客观上提升了新闻学相对于传播学的独立性。这实际上也是数字新闻学新范式的崛起带来的一个总体性的结果。
第二，对“以数字为背景”的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是新闻学研究最具理论潜力的研究范畴之一，这体现出数字新闻学在理念上对经典新闻学，尤其是新闻社会学范式的延续。从本文所分析和解读的文献来看，有约三分之一是“理论外向型”的，即直接探讨数字新闻业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影响的。其中，新闻与社会参与、舆论、社会运动以及总体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主流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议题；这些研究的结论则在更大范围揭示了以新闻（业）为中介的社会认识论相较以往的巨大变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对数字新闻（业）介入社会变迁的新方式的解释，是数字新闻学体系完善、理论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对这一议题的深入考察要求研究者对核心概念拥有基本共识，并有意愿跳出“向内阐释”的理论“舒适区”，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检验既有理论，甚至对理论本身做出批判性的反思。这也表明，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新闻学的范式创新仍然遵循着同类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从“本体论”到“社会学”再到“批判理论”的成长路径。
第三，现有的新闻学研究体系对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与前文提到的“新闻规范”是不同的）的探讨是不充分的，大量以数字时代新问题或新现象为起点的研究，其理论化的路径和对解释经验材料的方法，往往缺少对伦理维度的充分考量（而对伦理问题的重视恰是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特点）。以经验主义为底色的欧美新闻学研究传统对于“先验”的知识始终持有审慎的态度，从而使得新闻伦理研究往往“自成体系”，与新闻学一般性理论体系关系疏离。既有的为数不多的关注伦理的研究，也倾向于将核心议题界定为“数字媒介伦理”或“数字伦理”，较少将新闻作为一种公共信息产品天然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基本前提。这表明至少在当下，数字新闻伦理研究与数字新闻规范理论的发展仍然处于脱节状况，亦即学界对于形形色色的新新闻实践的“应然”面向未予足够的重视。对这一“缺失”的弥补，或许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新闻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杨惠涵，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刘璇，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排版/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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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2022年第2期目录
胡泳等 | 元宇宙作为媒介：传播的“复得”与“复失”
陈昌凤等 | “新闻”的再定义：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
彭兰 | 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