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 游丹怡丨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摘 要 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也会推动现代化。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与推动力量;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运用,应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继续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应对全球传播体系转型的中国方案。在新的征程上,应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与发展方向,让新闻传播事业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关键词 党的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而进行的理论概括,而且是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实践要求。2023年2月7日,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新闻传播事业作为现代社会的新生事物,是新闻传播活动现代化的结果。历史地看,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代化道路不同,从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同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发展,承继古代中国悠久新闻传播传统,在不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新时代新征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下,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对于展望未来新闻传播事业如何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理论阐释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他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需要将其置放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深入理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以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为主要依据,可将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探索(19世纪中叶-1949年)、初步建设(1949-1978年)、全面展开(1978-2012年)、融合突破(2012年至今)。
(一)早期探索时期(19世纪中叶-1949年)
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诞生却晚至19世纪。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诞生于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一方面是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以“凝聚价值共识”为先,意在通过传播活动实现社会整合与秩序构建,形成强劲的文化向心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以政治传播为主,服务政治是古代新闻传播的核心价值,由此形成了以官报为主、政治性新闻占主流的特点,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所承继的政治传统,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是在华外报的出现带来了现代报纸的理念、技术与模板。1815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和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外国人办中文报刊之先河。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已有20种。1839年,林则徐受命前往广东禁烟,为“采访夷情,知其虚实”,组织专人翻译外报,辑录为《澳门新闻纸》,开译报先河。到19世纪70年代,国人始正式办报,随即出现了戊戌变法前后及辛亥革命前的两次办报高潮。
两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兴起离不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与尝试。“现代化”作为外来概念,早期在华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就是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报刊,如《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上海泰晤士报》等。鸦片战争的失利迫使古老中国打开大门,被动卷入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在中国办起现代商业、金融、交通、工厂等。在西方“奇技淫巧”的刺激下,晚清洋务派试图借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发展工商业,开启中国“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然而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理念肢解了现代化的整体性,这种有限的现代化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认识到必须变法图强,他们同时认识到现代报业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能启发民智“设报达聪”,且能“去塞求通”“有益于国事”,也即创办现代报业不仅是改革变法、开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还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工具。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主要办报力量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由此掀起。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分化为改良派与革命派两股力量,加之清末新政允许民间办报,有限度开放报禁,兴起了以两派论争的政论性报刊为主的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相较于“中体西用”对现代化的肢解,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在“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尝试虽然更进一步,却又陷入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误区,割裂了现代化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联系,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现代化的唯一目标。
自洋务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尝试接连失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带来了新的转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经列宁系统化论述的“办报建党”理念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各地早期党组织均积极践行“办报建党”理念,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创建无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在助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现代化”的讨论开始频繁出现在报刊上,这一社会科学新词汇迅速得到普及,且由于国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中国的“现代化”理念从一开始就鲜明地体现出以“建设现代化国家”为中心目标和整体关怀的思想特征。瞿秋白、蔡和森、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人也参与到“现代化”概念的使用与话语构建中,积极表达政治主张,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也是自觉运用“现代化”概念的先行者。1922年,蔡和森在《向导》上撰文指出,“民族独立”是当时孙中山中德俄三国联盟计划的基础,中国的“近代化”需要“能对他平等待遇和承认他有完全统治权的强国的帮助”,也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前提。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核心论题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和方式。有研究者指出这次讨论具有唯物史观渗透的左翼思想背景,实际上围绕着中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展开,这些讨论对启发国人现代化意识、推动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自19世纪中叶至1949年,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探索,现代新闻传播成为“现代化”概念在中国流播的主要载体。从“中体西用”的片面认识到割裂传统的“西化”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思考,新闻传播事业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尝试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无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现代化重要前提的民族独立得以实现,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初步建设阶段(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真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也随之迎来发展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现代化具备了坚定的领导力量与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历来具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工作从革命转向建设,新闻传播事业也随着中心工作的转移开始“除旧布新”。
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2年底率先完成。因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了对国统区旧有新闻传播事业的接管、接收及改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一方面继续有步骤地进行旧有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和改造,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体系,并不断调整改革,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新闻传播事业管理体制。在业务方面,新闻传播事业也配合中心工作的转移,遵循新中国文化事业建设总体规划与党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具体指示积极开展业务探索,不断改革进步,积累工作经验,继承党和人民新闻传播事业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事业始终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推进各项工作,团结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因为缺少建设全国性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经验,加之“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建设曾一度师法苏联。通过大量引进和翻译出版苏联新闻工作相关书籍和刊物,成规模地派遣中央、地方新闻干部到苏联实地考察,派遣留学生,以及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新闻代表团,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但是,在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和失误。1956年后,新闻传播事业开始了对苏联经验的反思与改革,以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为起点,全国新闻业掀起了新闻改革的浪潮,使新闻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开启了“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道路的新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也在党的领导下,继承优良传统,作为“联系群众的有力武器”,紧密围绕“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开展工作,并在对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反思中开始初步探索切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道路。
(三)全面展开阶段(1978-2012年)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迎来了重大转折。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站在时代潮头,把握时代脉搏,发出时代强音,引领时代进步。1978年5月,《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转发该文,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随后陆续转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思想先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明确目标,擘画蓝图,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重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船。
在历史转折的时期,新闻传播事业也面临重大转型。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为适应改革开放与全面现代化的要求,党对新闻传播事业进行改革和调整。新闻传播事业根据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的部署,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宣传报道的比重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经常开展讨论,尤其是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典型报道和深度报道,生动、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历史转折的伟大进程,成为有力引导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舆论力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对新闻传播事业也有了新的需求和要求,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播事业兼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双重属性得到承认,新闻传播事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方式、新闻观念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底,财政部同意《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新闻单位试行企业化管理,自此“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作为新闻媒体经营管理的基本操作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报纸、广播、电视等都开始迅速恢复与发展,尤其是1983年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发展方针,极大加速了基层广播事业的发展,广播电视节目的覆盖率大幅提升。
新技术的影响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越来越重要。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与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媒体异军突起、蓬勃发展,舆论影响越来越凸显,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2007年10月,人民网等新闻网站对十七大进行了全景式报道,第一次对党代会开幕式进行网络直播,直播在开幕当天迅速攀升到各大网站访问量第一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与改革不断深化,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更加重视国际化发展,国际新闻与对外报道空前活跃,时效性大为增强,国际传播新渠道不断扩展。如《中国日报》(1981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等的创办,从整体上增强了对外报道的力量,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面推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立足于新的历史定位,有力推进市场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在信息化持续发展与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的历史机遇期,不断促进自身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四)融合突破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也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开展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传播技术不断革新的大背景下,新闻传播事业与时代同频共振,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探索自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漫漫,新闻传播事业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继续探索创新,向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目标迈进。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探索历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交织,新闻传播事业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的重要力量。承继古代新闻传播实践的政治传统,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在内忧外患中萌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以1949年为正式起点,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体系建立为标志,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开始紧紧围绕国家现代化建设,探索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而迸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不断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更加自信自强,记录时代变革,凝聚团结伟力,为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有力舆论支持。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新闻传播事业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指引下继续守正创新,更好履行职责使命。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探索历程既是选择与探索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道路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体现,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还包含中国共产党对所领导的新闻、宣传、舆论等传播领域工作的实践与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的反映,是“超越新闻范畴、连接传媒与政治、连通政党与群众的广义新闻观”,而非局限于“新闻专业或职业范畴的新闻观念”。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支撑,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承继古代中国新闻传播的政治传统,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殊语境下始终具备鲜明的政治逻辑与意识形态色彩,并深度嵌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体到新闻舆论工作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论逻辑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下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探索,坚持“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舆论工作实践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理论意蕴与实践内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从词源来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全国拨乱反正及新闻界回归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探索中首次出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名词的出现本身就是在新闻舆论工作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是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已经通过“办报建党”开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新闻舆论工作中的运用,通过报刊等新闻手段介绍新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也在这一时期成型。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明确党报需要具备“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及刘少奇对华北日报记者团的讲话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发展的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使新闻传播事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及应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得到深化与拓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正式提出,在把握新闻传播事业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对新闻传播事业如何更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提出了更为深入、具体与系统化的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也达到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提出了关于新闻传播事业地位、作用和工作方针的新论断,突出党性原则的核心地位,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强调创新,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极大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探索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指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将现代化窄化到“器物”层面或认为“西化”是现代化唯一道路等错误认识均招致探索的失败。历史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随后又进一步指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尤其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强调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等对党和国家新闻传播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之源,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新的突破。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但现代化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也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卷入现代化进程有早晚之别,在早发社会,现代化是“由工业化引发的‘内生’事件”,在晚发社会则是“由传播引发的‘外发’事件”。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现代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一度被当作现代化的唯一范本,因而现代化被视为中国寻求富强独立之路的同时也成为“以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然而传统与现代并非截然对立,相反,传统必定是不同民族现代化概念中的一部分,“开始于不同体制和不同基础的现代化,必定同时受到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导引,通过传统的信仰和实践,现代化道路被规定,被给予意义,被给予合法性。传统帮助人们承担革新,并反过来受到这些革新的影响,遂使现代化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冲突与合作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焕发新的生机及活力,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有深刻阐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同样要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中,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印刷报纸的国家,虽然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的诞生晚于西方,但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融通与高度契合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样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发展的肥沃土壤与不竭源泉。譬如,中华文化素来有强烈的秩序主义情结,而传播与秩序密切相关,由此“传播成就秩序”成为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形成特有的功能与目标追求,即通过促进社会的“上下通达”实现秩序、凝聚共识。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诞生之初,时人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深受此影响:国家强弱与通塞有关,正宜广开言路,多设报馆,“去塞求通”。而在当下也能为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充分理解新闻舆论工作“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功能定位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经验教训。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的根与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一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精神力量。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闻舆论工作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要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呈现出更为深厚的理论底色与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现实逻辑
从现实逻辑来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两个大局”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全球新闻传播业态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汇,既为中国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与此同时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仍然面临“多样化挑战”“市场逐利性挑战”“敌对势力渗透遏制挑战”“新媒体新技术挑战”等多种风险挑战。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全球新闻业处于转型与巨变之中:互联网已经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重塑社会的底层结构性力量,极大影响了数字时代的传播方式与舆论生态;传播技术革新速度不断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涌现与运用为新闻传播业的未来带来更多变数,例如Dall-E、ChatGPT迅速成为全球热点,已经初步展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层面的变革性潜力;传统新闻业的边界逐渐消融,“后新闻业时代”到来,新闻生产方式、分发方式、消费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既带来挑战,也蕴藏机遇。新时代十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迅速发展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党对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媒体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国际传播事业稳步前进,对外传播能力不断提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与推动力量,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断改革创新应对各种挑战,通过顽强斗争继续开创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新局面。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取得的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为接下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指明了一条科学、清晰、可感可行的康庄大道。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更具体阐述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报告中所强调的“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等重要论述就是着眼于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前进方向更为清晰。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人民性相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长期以来,党性原则始终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最重要的原则。只有坚持党性原则,党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始终紧紧围绕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贯彻到新闻舆论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其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党性人民性相统一。人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好连接党和人民的“桥梁”角色,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凝聚人民群众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必须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事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的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确保党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理解新闻现象、指导新闻实践,不断总结中国具体的新闻工作实践规律,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的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事业要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也保证党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三)更好发挥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新闻传播事业现代化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要不断改革创新,更好发挥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首先,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面对信息革命带来的传播方式与舆论格局的巨变,媒体融合发展成为新闻舆论工作领域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主流媒体积极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在内容生产、渠道拓展、平台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媒体融合不断深入,经由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而来的新型主流媒体在社会化传播的全媒体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定位,成为数字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须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推进新闻工作创新,加快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的强大助力。
其次,要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构建最大“同心圆”。随着媒体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不断推进,主流舆论格局必然发生深刻的改变,网上网下舆论逐渐合二为一,国内舆论与对外传播需要协同发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应把握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的复杂形势,成为沟通协商、凝聚共识的平台,发挥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功能,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四)着力发展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中国自身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还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内在要求,这不仅是要增强国际话语权,抓住全球传播秩序调整的机遇期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中国式现代化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是要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偏见,为世界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首先,要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不平衡的全球传播秩序正在松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初步形成以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为引领、各类媒体广泛参与的对外传播格局,积极探索国际传播策略与语态,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但当前国际舆论场中“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舆论场上不能缺少中国声音。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要抓住全球传播秩序调整的机遇期,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注重国际传播实效,更为主动地在国际舆论场上亮明自己的观点,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其次,要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帝国主义扩张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呈现的种种现实,使得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内化于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化”一词为“现代化”所取代,中国开始尝试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核心要义及其伟大实践,从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故事。
四、结语
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从历史逻辑来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现代化的探索与进程相互交织,新闻传播事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进程中也在不断探索与实现自身的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支撑着新闻传播事业更为主动而深入地嵌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要通过“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续创新发展;从现实逻辑来看,基于“两个大局”交汇激荡、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严峻复杂、全球新闻传播体系转型巨变等现实趋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了对新闻传播事业未来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事业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好地发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推动作用,着力发展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彰显其继承中国传统、扎根社会现实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论逻辑反映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现实逻辑则突出其作为全球新闻传播体系一环的新闻传播事业普遍特征。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发生基础,理论逻辑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提炼与深化,现实逻辑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未来展望。应通过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与发展方向,以新闻传播事业的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游丹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3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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