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鑫 刘钊宁丨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与共享

摘 要   战略传播既源于一个国家的战略部署，又直接影响着该国战略的实施推进。从历史来看，战略传播自诞生以来就与作为国家战略核心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现代化凝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制度特色、社会文化与历史传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关于自身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部署。因此，要理解与推进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就应当回到当前中国的核心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上来。基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充分且精准的概括说明。据此，本文尝试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之间的密切关联，阐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义，并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部署，探讨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具体建设方向。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党的二十大；战略传播

一、引论

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是近年来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点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说明，加强战略传播工作、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已然成为当前关乎我国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所谓“战略传播”，一般指特定主体为实现战略目标对传播的有目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起，战略传播开始被愈加广泛地应用于指代一国政府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的传播活动，成为了后冷战初期——全球格局进入重组阶段的热门概念。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格局再度发生剧烈变化，战略传播也随之再度备受关注，上升到了国家决策层话语体系的高度。为何战略传播的兴起总是同全球格局的变动相伴相生？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在变局中，战略传播是一个国家维持并扩大影响力、占据并巩固主动权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曾经作为西方战略部署重点的苏东剧变解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欢呼着“历史的终结”，然而，变动与重构中的新秩序很快给了这些“胜利者”新的闷头一击——“9•11”事件让“胜利者”们意识到历史尚未终结，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也绝非从此一劳永逸、固若金汤。为了在“文明的冲突”中巩固并扩张其既有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全球战略部署，开始建立其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也就此进入了这些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可见，为西方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打下催产素的并非是外在的冲突，而是西方继续维护其全球地位与利益的内在需求：为了巩固其核心地位并凭此维持其特殊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须尽可能减少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与冲突，并将更多国家拉入以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换言之，西方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使其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获得接受与认可——无论是通过“硬力量”还是“软实力”，这就要求西方必须拿出一整套“普世”的制度方案与意识形态——如此，曾经在冷战时期被用以进行利益扩张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现代化”，再度成为了西方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中的核心话语工具。现代化既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目标。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或模式，现代化是战略传播的核心内容；而作为一种发展目标，现代化又是战略传播的原始动力——西方国家对外输出其现代化模式与意识形态的过程，本身就是其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战略传播的意义所在。可以说，现代化是战略传播诞生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战略传播底层逻辑与理念的来源，也是认识和理解战略传播所无法回避的核心概念。

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斗争日渐激烈，西方也加紧了对新兴大国的打压以维护自身既有利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正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的必然要求。如上文所述，现代化是理解战略传播的重要窗口，要认识并应对西方战略传播的汹涌攻势，就需要认识西方现代化的逻辑；同样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也应当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充分理解基础之上。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反复出现了11次的重要关键词，便是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对当前我国整体战略部署的精准概括。

据此，本文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与总体目标，对以下问题展开探讨：第一，现代化道路与战略传播模式的内在关系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联系又是什么，即战略传播之“中国特色”从何而来？第二，建设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意在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因在哪些方面形塑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而这一体系对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何作用，即战略传播之“中国特色”有何意义？第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什么样的战略传播体系能够承担上述功能，即战略传播之“中国特色”如何实现？在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相关研究提供新界定、新理解与新框架的同时，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未来的建设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特色何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一）现代化与战略传播

根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的考证，“现代化”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现代”（modern）一词直接源于moderne或modernus，词根源于拉丁语modo，在15世纪之前该词只是用于指涉“当前”“现在”的抽象概念，自16世纪起逐渐具有了界定性与历史性的意涵，到17世纪才真正成为一个专门指涉特定时期的历史概念，“现代化”也便开始专门用于指代“自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迄今为止进行着的由西方而逐渐波及整个世界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

对于何为现代化，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包括社会结构变迁论、工业化论、科学技术变迁论、社会行为变迁论、文化变迁论、社会整体变迁论等在内的多种理论，但普遍都将现代化视为一个总体性范畴：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现代化界定为“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布莱克（Cyril Edwin Black）也认为“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合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联”；而这一总体性范畴的核心便是“经济现代化”或“工业化”。

从上述观点来看，现代化似乎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即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正在或需要经历的过程，它拥有统一的模式，最终也会走向统一的结果——这种认识并非是一种天然共识，而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带来的认知惯性。经典现代化理论于20世纪50-70年代在西方兴起，以一批理论专著的集中出版问世为标志：包括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列维（Marion Levy）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走向现代：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以及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不仅作为特定历史进程的现代化本身是普遍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经验也是普遍的。布莱克认为现代化的特殊意义源于其“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现代性”。罗斯托用“增长阶段论”将人类的现代史归纳为一套普遍的线性进程，以增长阶段的先后来解释世界范围内的发达与欠发达现象，并提出西方国家由于地理、自然资源、贸易机会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多方面优势，最先发展出了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起飞前提条件”，而其他国家则一般需要受到“较先进社会”的外部入侵才能够解体传统社会，开启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罗斯托看来，西方国家凭借“天然优势”率先找到了现代化的普遍路径，并因此“先进”，而后再作为外部力量“帮助”其他国家开启这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在此过程中，哪怕是侵略都变得合理起来。亨廷顿将“传统”和“现代”相对立，便也将现代化归结为一种普遍的线性模式，他认为现代化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美英等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也就是美英曾经经历的过程。可见，在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们眼中，现代化是一条线性的历史进程，这条线性进程也是唯一确定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现了这条路并完成了现代化，而广大其他国家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在先发国家的帮助下早日同“传统”脱钩，实现现代化，质言之，即放弃自己的制度与传统，全盘接受西方先发国家的改造，即使这种改造是一种“侵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西方的发展模式成为了现代化的标杆，“现代化=西方化”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共识”。

然而，从现实来看，已然成为“共识”的西式现代化经验并未能让广大后发国家享受到现代化的红利，以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为例：在时间上，作为西式现代化的先行者，拉美国家“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在结果上成了现代化的落伍者，对此国际上也流行着“拉美病”“拉美陷阱”等说法用以描述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困局，对此，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秘书长卡琳娜•巴特雅尼（Karina Batthyány）如此反思道：“过去30年里，‘现代化’一词在拉美被技术官僚垄断，以推动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施……拉美实施了由‘华盛顿共识’强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现代化计划’，却经历了一个外围化的过程。”历史和实践已然证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绝非如经典现代化理论描述的那般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二之选——这其实也很显然，如果西式现代化模式真的是如“终极答案”一般好，又何须经典现代化理论如此卖力鼓吹呢？

既然西方的发展模式并非是现代化的终极答案，那么为何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们又能如此成功地将“现代化=西方化”打造成一种“共识”呢？有学者指出，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们未能意识到“现代化”概念的意识形态力量，或者故意掩盖了现代化背后的不平等现象——相较于“未能意识到”，“故意掩盖”应该更符合事实，因为经典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战后美苏意识形态冲突不断激化的产物，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的标题就可见一斑。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局部“热战”外，还展开了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方位冷战，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正是双方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亦即双方的主要争取对象。面对已得到较充分验证与推广的“苏联模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亟需将自身的发展模式抽象化为一整套理论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用以对抗“苏联模式”的强大影响，经典现代化理论便应运而生。不同于“苏联模式”，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们强调西方发展模式的“普世性”：他们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把自己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抽象总结成一整套现代性，并将其定义成“现代”的唯一形态，以图说服其他国家放弃自身既有制度与历史传统，按照“普世”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唯一的“现代”。如此，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推崇现代化背后的意识形态便被有意隐去了。

被隐去的不只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输出，还有以西方为核心的一整套不平等国际秩序。同“苏联模式”对抗并非西式现代化的终极意义——冷战结束后，西方对其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输出也并未伴随着其所声称的“历史的终结”而终止。历史远未终结，西方仍需要通过现代性输出来维持和巩固以其为核心的不平等国际秩序。恩格斯在《1847年的运动》中用“现代化”指代资本主义化，而西方的现代化输出的本质正是让其他国家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将其他国家拉入以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西方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基础，借由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与国际分工，核心国家便能使广大边缘国家成为其利润剥削和风险转移的对象——广大第三世界成为了西方彻头彻尾的依附者，长期畸形的单一出口经济让这些国家深陷慢性危机，被迫对国内劳动力进行超额剥削，造成了更深的贫穷与落后。然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加入体系，正是希望能够接受西方的现代性改造，摆脱贫穷与落后，实现现代化，不想却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这种悖论怪象越是离谱可笑，鼓吹者们便越要加紧优化自己的对外传播策略，调用更多的资源与手段加强推广。

除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外，同期兴起的发展理论、国际传播理论也是西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广者。然而，单纯的理论产出显然难以满足推广需求，西式现代化的对外输出需要更加多样化、系统化的传播手段。在后冷战国际局势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战略传播”应运而生。“战略”一词的现代含义最早见于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指“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这一概念被引申至诸多领域，用于指代为达到某种总体目标而对特定行动的综合运用。而战略传播最早由曼海姆（Jarol B. Manheim）于1991年作为公共关系的升维概念提出；2001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开始用战略传播指代国家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宣传活动的总和；200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战略传播执行路线图》，将战略传播界定为“通过运用彼此协调的信息、主题、计划、项目和行动，同时综合运用国家实力的其他要素，来创造、强化和维持有利于增进美国国家利益和实现美国国家目标的条件”；2012年美国《国家战略传播框架》（修订版）将战略传播定义为“通过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信息运作等多重手段，针对特定受众精心设计传播和接触活动”。可见，战略传播必然不可能是单一孤立的传播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架构，质言之即“体系”。如今，战略传播体系已然成为美国的“国家八大实力”之一，是美国的系统化全球战略，是维护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其现有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

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是西式现代化对外输出的必然产物。美国政府在《国家战略传播框架》中明确指出，开展战略传播就是为了“推广普世价值”“维护我们（美国）的全球合法性与支撑我们（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战略传播体系从构建到实施，也始终服务于其现代化发展与输出的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被西式现代化所不断形塑。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美国战略传播体系拥有三大目标：第一，加强内部团结以完成对外扩张动员；第二，强化国际同盟关系；第三，削弱分化非盟友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可见，对外扩张是美国战略传播体系的核心目的，巩固同盟关系、打击非同盟国家则是其实现扩张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就是依靠攻击抹黑进而瓦解他国政治与社会制度，以自身现代化模式与制度取而代之：从“阿拉伯之春”中美国政府对利比亚输出的“现代化”民选制度，到近十年来美国对缅甸输出的“新生代政治”；从对华抹黑捏造的“锐实力论”，到俄乌冲突中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对俄方账号的大范围禁言——居高临下的强行灌输、无视事实的抹黑捏造、肆无忌惮的封号禁言，种种行径无不体现着美国战略传播体系“以我为尊”的中心主义立场与“唯我独尊”的排他观念。这种中心主义和排他观念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逻辑：资本主义从本质上就助长了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资本主义现代化就诞生和发展于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和主客体对立的环境中——从圈地运动到三角贸易，从对内的阶级剥削到对外的殖民掠夺。从这种现代化模式中生长出来的西方战略传播，自然便是强行灌输、抹黑捏造、大搞一言堂的行家里手。

战略传播既是现代化实施与输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又在这一过程中被持续形塑。现代化从来就没有通用普世的标准答案，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的现代化模式必然带着其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西方强调鼓吹的完美且唯一的现代化模式，本质上是其维持既有不平等国际秩序、进而维护其特权利益的政治修辞，由此产生的战略传播体系，作为其现代化模式对外推广输出的工具，便自然遵从服膺于这一整套逻辑。可以说，一国战略传播体系的最终形态与核心特色，从根本上来源于该国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现代化，就有什么样的战略传播体系。面对西方的战略传播攻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非上策，因为这只能是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式的被动反制，导致始终受制于人。一国之战略传播体系，理应生发于该国的发展道路与核心战略，生发于该国的现代化模式，而非对他国的简单照搬模仿。当前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也理应完全区别于西方的战略传播活动，理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产生和发展——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之“中国特色”，也正源于此处。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关键在于“中国特色”——我们要构建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完全不同于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以功利和霸权目标为核心的战略传播。对于当前我国亟需构建的战略传播体系而言，中国特色何以可能？又体现在何处？这一切都要从中国式现代化谈起。

作为一个舶来概念，“现代化”同中国发生关联最早见于旅行家克莱顿在1914年所著《东方正在现代化》一书，国人对“现代化”的首次明确使用则见于1926年柳克述所撰《新土耳其》。这一时期不论是克莱顿还是柳克述，其用“现代化”所指代的都是西化的意涵，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的大论争中，“现代化”才逐渐区别并取代了西化，初步具有了去西方化的语境和意涵：张奚若区分了现代化与西化，指出“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但西化不能包括现代化；瞿秋白也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概念；1933年《申报月刊》还在当年7月专门出版了一期“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国人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逐渐将舶来的“现代化”从西化意涵中剥离出来，转变为一个用于指涉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社会发展之过程的本土化概念。与此同时，在概念论争之外，国人也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最终历史给出了答案——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

早在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中，罗吟圃就已经明确将中国现代化同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而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将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也逐渐从其旧有舶来语境中脱离出来：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以“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概括了当时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具体内涵与总体布局，但由于此时尚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与特殊性还未得到广泛关注。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应地，中国特色也开始得到更充分的关注。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表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同时，邓小平还在此前“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即中国式现代化还应覆盖政治、文化等方面，而非只是经济上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雏形也就此诞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入了新时代。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找到并确定了真正适合自己、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也逐渐成型。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建设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凝练而精准的概括描述，本文将其核心总结为“一个本质、五大特征”：所谓一个本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上，区别于传统现代化所指涉的西化、资本主义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延续和推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谓“五大特征”则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人的协调、资源财富的协调、物质与精神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国家间的协调，这五大特征共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与共享特质，同西式现代化的充满对立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其形成与发展基于中国自身的国情与实践，具有不可复制性，其社会主义本质与共建共享特质也严格区别于西式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而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时空旅行，又是其超越原始含义、同“西化”脱钩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击碎了西方现代性的“完美”神话与“普世”迷思，证明了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自身国情出发、基于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经验又是具有普遍性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的：“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正是在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中得到了构建的可能性：所谓“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即区别于传统战略传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战略传播活动及其相关诸要素的有机组合。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赋予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与共建共享理念决定了其传播活动是开放、平等且包容的，而非造谣抹黑与蓄意攻击；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普遍性赋予了其充分的发展潜力与战略高度，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历史使命并非只是针对某些国家的蓄意抹黑攻击进行反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传递独立自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理念，同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展开全局战略高度层面的话语斗争，寻求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开放、多元、和谐的国际新秩序。而上述种种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真实可信的成功经验，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强大说服力。

因此，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之中国特色，绝非强行标新立异，也并非只是一套虚幻的话语修辞或文字游戏，它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之特色，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使得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成为可能，并具有充足的发展潜力；而强调“中国特色”，不仅是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更是要破旧立新，同既有的不平等秩序与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以求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三、战略何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充足的构建潜力与发展动力，那么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究竟所为何求？显然，这理应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所为何求。抛去“西化”“资本主义化”等被强加的外衣，现代化本身代表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发展状况，而这种发展状况在不同国家或民族，会体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西式现代化代表的是西方当前的文明形态，经典现代化理论与西方战略传播体系将其鼓吹成人类唯一的文明形态，然而历史和现实都已充分证明，历史远没有终结，依靠剥削和掠夺支撑起来的西式现代化也绝无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在过去一百余年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的道路上创造了一系列伟大历史成就，并探索出一条经过历史检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正在开创并即将开创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明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两个关键词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是“创造”，即首先需要足够充分的建设与积累，并且能经够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这说到底是发展问题，如何统筹发展中的多方力量、协调多方资源呢？在这一过程中，包含多样化传播手段、作为多方力量资源之协调者的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其二便是“形态”，建设与积累能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但如果离开了话语和理论的抽象归纳与描述界定，便只能算一种“发展状态”，不可能拥有一种能够被描述、被验证、被实践的确定“形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创造的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既要发展自身又要造福世界，这就决定了这种形态不仅需要被描述，还需要被对外表述出去。也就是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来就不只是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关，更关乎意识形态。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的国际秩序日渐遭受质疑和挑战。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以及地缘文化论的三大困境注定了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崩溃，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就已对此作出预言。五十年后的今天，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曾经预言的世界体系之衰落已然成为现实。当曾经的榜样愈加衰落混乱，当完美的“现代性”被逐渐祛魅，当西方不再是理想且唯一的人类文明形态，在大变局中，人类将走往何处？世界将通向何方？有人关注到了世界格局中变化的力量对比，寄希望于新兴国家能够取代既有的霸权中心，重构世界的秩序。力量对比的变化固然重要，这是世界局势变动发展的重要表现，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史，世界格局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来都不是新鲜事，每一次国家间的兴衰更替也的确会带来世界秩序的重构：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中心到两次工业革命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世界格局与秩序始终在不断变化，但本质上却永远只是一个新的霸权中心取代了旧的霸权中心，“铁打的霸权，流水的强国”。因此，仅仅寄希望于国家力量的兴衰变化，显然不足以带来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真正能够左右当今世界未来走向的，并不是“国家之争”，而是“理念之争”“道路之争”。要想真正重构全球秩序，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需要反对和打破的并不只是现有的霸权中心，而是这种以霸权为核心的制度与模式，并以新理念、新道路取代它——这也正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乎意识形态的真正原因所在。

沃勒斯坦将上述这种理念与道路之争归结为“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之间的斗争：在沃勒斯坦的语境中，所谓达沃斯精神就是资本主义大国制度模式与意识形态，由资本主义大国发起维持的达沃斯论坛而得名；而阿雷格里港精神就是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性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由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得名。沃勒斯坦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周期律，也意识到了需要反对的不是现有霸权而是霸权所扎根的体制，但他抱有期望的取代性力量——阿雷格里港精神，从现实来看目前也还只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霸权国家的运动或思潮，却未能指明人类该通向何方，更未能提供一种经过验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当前资本主义霸权兴起而兴的阿雷格里港精神，或许最终也会随着现有资本主义霸权衰落而无声退去。架空于现实之外的观念与道路只能是脆弱的空想，新理念、新道路必须建立在经过历史和现实充分验证的发展实践之上。纵观当今世界，这种彻底区别于旧制度旧模式、并且经得起验证的新理念、新道路不在别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

既然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一种新理念、新道路，那么为何人类文明新形态还尚且只是“将来时”呢？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仍在建设发展中，还未能完全实现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一种道路在探索形成后，既需要通过归纳总结进行描述，也需要同旧秩序、旧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先破后才能立。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许多傲人的发展成就，也形成了一系列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但对于正在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描述与表述，有待继续探索和创新。换句话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与“挨饿”，但还未解决“挨骂”问题。我们的制度与道路创造了许多伟大成就，却始终不被西方理解与认可，目前我们尚不能打破旧的秩序与意识形态，想要“立”便更加困难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出去，必须从“破”到“立”，只有在同旧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与文明形态的斗争中，才能开辟人类发展的新道路，才能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便是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之根本所在。

为了让“完美的现代性”成为世界共识，西方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们在数十年里花费了大力气，产出了一系列理论，打造了一整套对外传播体系。相应地，要想让中国式现代化走出去，就必须重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重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对外宣介。或许会有人质疑，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出去”，同曾经西方对其现代化模式的输出推广，似乎并无不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有潜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步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探索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发展道路的、独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模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模式或许是不能够被彻底搬运复制的，但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曾经鼓吹的“唯一的现代性”幻象，证明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完全可以从自身国情条件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理念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不是为了向其他国家灌输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而是依据中国的经验与智慧，对外推广中国立足自身国情与历史实现现代化的普世性理念。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之所以必要且重要，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依托：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统筹与协调机制，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定型并走出去的通道。质言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意义。

四、体系何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现代化与战略传播体系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战略传播体系在被现代化模式形塑的同时，也同样具有对于后者的反作用力，推动其完善。在西方战略传播体系的反作用下，西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被掩盖进而日渐固化：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被归因为“市场规律”“天赋与努力的作用”，社会两极分化愈加严重；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文化霸权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先进文化”，文化霸权便愈加横行肆虐；以西方为主导的、充斥着剥削与不平等现象的全球生产价值链，被美化为“国际分工”，支配者乐享支配，依附者愿做依附；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留下的诸多环境问题与责任被推卸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身上，环境的破坏者们一边坐享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成果，一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他人；以一己之私利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被洗白成了“反对暴政”“追求自由民主”，战争与暴行从未停息甚至愈演愈烈。

传播从来不是单纯的工具，战略传播体系的传播活动愈是频繁广泛，相应的现代化模式便愈被巩固加强。西方战略传播体系通过美化包装为西式现代化提供合法性证明，巩固和加强了西式现代化；相应地，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反作用力。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就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构建，从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反作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站位与高度。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历史性任务，因而我们需要认识到构建完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长期性与全局性：一方面，需要始终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同国家各项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将国家的战略目标作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活动的核心指南；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及其活动的规划运行，需要既具有全局性，拥有调动多方传播资源的思维，同时也兼具统筹性，能够在多主体间开展沟通协调工作；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战略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战略传播后备人才的教育，以满足战略传播工作的长期性要求。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勾勒了基本框架，决定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是一个囊括了政策传播、文化传播、科学传播、国际传播等多样化传播类型的综合系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首先要立足国内，面向国内的人民群众，区别于以往单纯对外的战略传播模式。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一方面需要站在全局性高度做好国家战略的对内宣传与阐释工作，这种战略的宣传与阐释不能只在“庙堂之高”角度来解读，需要借助基层融媒体、多元自媒体以及专家学者、意见领袖的力量，结合各地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阐释答疑；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新闻、评论文章、影视作品等多样化载体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组织与动员工作，充当中国式现代化的“脚手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要在助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守好精神文明阵线，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与侵略。资本支持、技术控制、规则垄断与话语操纵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西方文化霸权依托互联网的圈层结构与不对称性，借助上述四种手段垄断国际社会的发声权与话语权，压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因此，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要尤其做好文化传播工作，传播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认同，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守住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成熟而专业的环境传播与科学传播体系，将环境传播作为一种认知途径和干预手段，宣传新发展理念，培育公民环保意识，通过舆论引导助力现实中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就要将中国式现代化彻底区别于以往依靠剥削掠夺之现代化的模式，主动且有力地传播到国际社会，敢于亮剑，敢于同现存不平等秩序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本质特征，决定了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全局性的、历史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核心战略的高度与站位进行统一规划部署。深入学习和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解和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根本起点。坚持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高度与站位，保持战略传播工作同国家总体战略布局的紧密结合，打造一个以政策传播、文化传播、科学传播、国际传播为基本框架的传播系统，是当前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总体规划。而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具体建设措施，则需要在上述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我国战略传播工作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加以完善。

作者：虞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4；刘钊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3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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