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铜”现象，谈进城农民“家族人”到“社会人”的痛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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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描述的“收铜”现象并非偶然——我们现在常常可以看到城市里活跃着以老乡关系为纽带的犯罪团伙。更广的看，尽管新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着对底层人群的道德宣扬，但必须承认，在当下中国，一贯是勤劳、朴实、善良形象的农民进城后却成了社会治安的最大隐患人群，社会治安的好坏与这些流动人口的比例高度相关。

这个现象可以有很多视角分析，都会有其道理。我的一个看法是，这很大程度是“家族人”到“社会人”的道德转型过程的痛苦，是这个过程缺乏组织的缘  故。          

冯友兰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家族制度的伦理价值，每个人都被要求按照家族人的道德标准行事。一个人做的事情必须有益于家族在本地的存续，对人的好坏评价是由他对家族的贡献和生活圈子的影响力决定的。因此，一个如小铁匠这样的勤劳 、孝顺、友爱乡邻的人是个道德楷模；而总在村里偷鸡的“一撮毛”就是公认的恶人。这一评价是用口碑表现的，但有实际利益奖惩为约束保障——小铁匠可以娶到村里的姑娘，而一撮毛的父母就不能指望自己儿子能娶到媳妇。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农耕人有着很强的家族人意识，认为自己做事应该符合家族的利益和荣誉，这个道德约束构成了农村有序运行的基础，也造就了中国传统农民的良好形象，直至今天仍然是当下农村的主要道德资源。

而现代社会的道德是以社会人的标准建立的。一个社会人意识到在自己、家族之上还存在一个社会，它是一个整体，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自己做事应该符合整个社会的好处，而不仅是符合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人的道德标准。

当农村人来到城里，离开了家族人的村风乡俗约束，却又没有内化的社会人道德约束，就成了一个道德上无法自省的人。更糟糕的是，家族人道德还在此时起了反作用，衣锦还乡、带个媳妇回家光宗耀祖之类的念头激励着他们违背社会人的要求：无论小铁匠还是一撮毛都成了肆无忌惮的社会恶人。而家乡人还秉持家族人的道德，忽视他们的子弟在外部世界的作为，多以他们对家里的贡献作为评价——“他厉害，帮家里盖了新瓦房”——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后面年轻人出去犯罪的欲望。因此，在当代社会的农村里，社会人道德缺失与家族人道德的紧约束就成了农民在外犯罪的道德背景。

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要求农民实现从家族人到社会人的道德转型，转型过程中的不匹配自然需要付出代价。现在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对社会治安的破坏，以及牢里吃公家饭的农民就是这一代价的表现。

我想，如果辅以一个被灌注了社会人道德的组织体系来引领农村的个体转型，应该能降低这一过程的社会成本，也能使很多农村年轻人避免牢狱痛苦。因此，农村的“去组织化”进程的利弊值得进一步思考。

      铸剑老文，作于N年前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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