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也是战场上牺牲的红军最高领导人

权威出版物《中共党史风云人物》一书中曾这样高度评价贺昌：贺昌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青年运动卓越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党务工作者，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中最年轻有为精通多种领导工作的英才。

“精通多种领导工作的英才”，这个评价很高，这样的措辞也很罕见，可见贺昌能力之超群。

1906年1月19日，贺昌出生于山西省柳林县柳林镇一个士绅家庭。1913年至1918年，贺昌在柳林镇小学就读。1918年，贺昌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吕梁贺昌中学的前身）读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19年冬，贺昌随父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21年5月加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山西第一批青年团员之一。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贺昌被推举为书记，同年转为党员。他参加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的罢工斗争，还有力声援了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3年8月。贺昌赴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所领导的太原地区团的工作受到会议的称赞。会议决议中指出：太原是唯一与中央有密切关系的地方团组织。

团的二大之后，党组织将贺昌留在上海团中央工作。不久，又送他到上海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派他到平津地区从事工人运动。

1923年11月，贺昌参加了湖南水口山矿工人罢工斗争。1924年2月，他被派往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和安源团地委执行委员。1925年春，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工农部长。北伐战争中，贺昌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往武汉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贺昌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他才21岁，是党史上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我党早期的重要活动，几乎都有贺昌的影子。

他是数次重要武装起义的亲历者，曾作为周恩来的党内军事助手参加了南昌起义，是南昌起义的前敌军委委员。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败后，贺昌与李立三等转移到香港，积极筹划了广州起义。

贺昌作为中央巡视员，组织策划了醴陵暴动，并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组织发动了平江起义。此间，他在湘鄂赣边区对井冈山上的红四军发展方向和战略战术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受到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的重视。

1929年春，贺昌被派往香港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是南方局事实上的一把手。这段时间，他指导了广西左江和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与邓小平等发动了百色起义。

1930年春，贺昌又任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他领导的北方局执行了“左”倾错误，发动各地盲目举行武装斗争，给党的工作带来损失。他很快认识了错误，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纠正错误。

1931年9月，贺昌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兴国县委书记，领导兴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他是县委书记的模范，在整顿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完成扩红任务上树立了标杆。

1932年2月，调离兴国县委后，贺昌担任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旋任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5月，任红五军政治委员。6月，代理了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3年4月，贺昌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军委总抚恤委员会主任。

1934年5月至9月，贺昌再次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贺昌对邓小平的帮助很大，曾提携当时落难的邓小平东山再起，在红军中任要职。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写道：“贺昌在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父亲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两人非常熟悉。父亲这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同志们也对此很是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

他是红军政治工作的能手，协助王稼祥开展红军政治工作，积极筹备并开好有影响力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上，贺昌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口号。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继续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然而，形势越来越恶劣，贺昌亲自率领一支队伍在会昌附近与敌人周旋。环境的艰苦，频繁的战斗，令他常常几天几夜不能合眼，有次在夜间转移时，由于马失前蹄，他摔坏了右腿，但是他仍然咬紧牙关，指挥战斗。

1935年2月中旬，留下来的红军队伍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只好决定分头突围。这时，部队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饭了。贺昌不顾自己腿伤严重、行动不便的困难，下令杀掉赣南军区特意送给他的军马，给突围的战士们充饥。

3月3日下午，贺昌率领七十团两个营（实为五个连）作为第一梯队首先行动，指挥部队向外冲杀。经过激烈的搏杀，贺昌率队渡过会昌河，到达天门嶂，遭到国民党军包围合击，部队被打散，伤亡十分惨重，贺昌临危不惧，指挥大家且战且退。战斗中，贺昌重伤数处，依然坚持抵抗，镇定地向敌人射击……当他的子弹快用光的时候，一群敌人向他扑来，贺昌使尽全身力气高呼“红军万岁”，把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胸膛……

贺昌就这样血洒沙场，以身殉国，年仅29岁。

他曾是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两次代理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牺牲前是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战场上牺牲的红军最高领导人，没有之一。

贺昌牺牲后，大家都无比悲痛。4月份，冲出敌人包围圈的陈毅在《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中沉痛地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贺昌的夫人黄慕兰，是个秀外慧中的美女，也是我党早期隐蔽战线的巾帼英雄。

作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黄慕兰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演绎了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

黄慕兰生于1907年，去世于2017年，享年110岁，是最长寿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