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62

文 | 刘梦龙

一转眼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44个年头了，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他始终能照亮前进的道路。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他一生中创造的经典范例众多，而今天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962年的对印斗争。这场斗争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时机，手段，力度都极具毛泽东风格的典范，也是毛泽东对今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遗产之一。

1962年的中国的内外环境都面临着很大困难，作为新中国掌舵人的毛泽东正要迎来一个关键点。在外部，中国和美苏交恶，国防压力空前巨大。在内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人心浮动。这种局面，过去有很多人归咎于主席，但我们现在看，这两大困境其实都很难避免。

我们先来谈国际大环境。中美矛盾无庸多语，抗美援朝战争在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在亚洲试图构建新殖民主义秩序，扶持国内反动派就已经埋下了远因，完全可以看做是解放战争的延续。其实，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不是造成了中美决裂，反而它的胜利是把中美矛盾从短促爆发，调整为长期的有限对抗，使中美有了缓和的余地。

中苏交恶是最具争议性的，但实际上也不可避免。随着中国的国力恢复，中苏不可能长期维持不对等的关系。更不用说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判断失误其实已经决定了两者最终的分手。不过，中苏交恶并非完全是对抗，双方在对峙的同时在第三世界抗击美国的问题上始终保持了灵活的默契。当时冷战的总体局势是北约强而华约弱，尤其在远东，中苏只有协作才能和美国保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微妙平衡。

这种状态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判断力。虽然在短期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却使中国不至于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如果从后世的角度看，中国如果投美，本就相对弱势的苏联很可能只有冒险一搏，而中国如果完全捆绑在苏联的战车上，还是没能力打破美国的封锁，反而可能一起失去冷战。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冷战那个不可思议的结局，但当时来看，冷战的平衡是异常脆弱的。打破这种脆弱平衡，不是走向冷战的终结，而很可能走向鱼死网破，共同毁灭。相对的中国这颗砝码在远东又太重，如果投下势必打破整体的平衡，反而它悬而不决能才能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关键不是要去依靠谁，而是让自己需要被依靠，这就是毛泽东的智慧。

在国内，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这段困难时期的原因很多，天灾人祸，尤其是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缺乏经验导致的盲目冒进，当然这也和严峻的外部压力有关。但我们客观的看，这是新中国在建国十年高速工业化和人口迅速恢复造成的环境压力在特殊条件下的矛盾集中爆发。它揭开了成绩背后新中国初期工业化建设存在的薄弱处，近十年高歌猛进下隐藏的重重问题。包括农业现代化，城乡人口结构，工农业轻重配比等等，这时都迫切需要调整。

应该说，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人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恰恰相反，就和毛泽东说的那样，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到了1962年，经过十年的和平，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可也积累了众多问题，而独立自主的战略抉择就意味着要自己挑起担子。我们今天总说要韬光养晦，要争取时间，1962年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这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长途的旅者，疲累爆发，到了要喘口气，想一想未来方向的时候。

从常理来说，62年不是一个适合打仗的年份，尤其是中印之间当时还是以合作关系为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中印矛盾都有相似之处。和中美这样的主要矛盾相比，中印方向从来不是战略重点，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彼此的冲突都难以发力。同为二战后建立的第三世界大国，建国后中印是长期合作的，包括印度支持中国恢复西藏主权，中国支持印度开展国际不结盟运动等，周恩来多次访印而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领导人也多次访问中国，双方关系并不差。

作为印度的开国领导人，尼赫鲁也做出和毛泽东类似的选择。当时的印度也试图在美苏之间开辟一条独立道路。相比处于冷战前沿，要同时力抗苏美的中国，印度的国际战略环境始终都更好，在南亚次大陆也没有真正的敌手，它的问题主要在国内。

中印之间作为最经常被人比较的后发大国，有高度相似性，但也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双方不同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共同决定的。同为文明古国，但中国是长期大一统的国家，而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还是由英国人实现的。中国革命是推翻了作为列强代理人的国内反动派而实现的，而印度则是全盘接收了旧帝国的遗产。

表面上看印度建国的起点要优于中国，中国革命的性质注定了中国要长期对抗列强的恶意，印度借着老东家的关系则能左右逢源。但相应的，中国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浴火重生，而印度的发展就不避免要背负旧世界的枷锁，使其在国内建设上面临更大阻力。以英国培养的精英为主，长期和英印当局斗而不破的国大党也不像百战余生的共党一样有一支钢铁般组织纪律性的干部队伍。

1960年代，中印边境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在印度。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印度军队的半独立状态，印度上层继承自英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野心，但其中的关键还是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上层借外部矛盾维护内部团结，推动国内改革的做法。

这是印度这个国家的胎里病，不外乎是尼赫鲁时代，更具威望的开国领袖能相对制约，但也不能根治。尼赫鲁等人想对印度进行改造，中印边界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方向，就成了他们树立强硬形象的最佳场所。印度的上层特别是印军的记忆乃至灵魂实际上是英国人塑造的，而中国的忍让也自然成为一种软弱。

1962年，其实先奔着战争去的是印度人自己。至少在战后的反思里，印度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从60年开始，印度就推动了激进而不顾现实的边境冲突策略，并且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就像吹大的气球，最后一扎就破。这种政策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极具印度式的唯心风格。而这种政策能通过是得到整个印度军政界也包括尼赫鲁本人同意的。而相对的，中国军队的反击准备也将近一年时间，至少在战役开始前半年，前线的物资储备就开始筹划了。

1962年对印反击战的战况无需多说，著名的庞国兴战斗组充分说明了两军在战斗力，战斗意志上的代差。而这场斗争的高明之处则很多。

从时间来说，对印自卫反击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一致的。中国反击的节点是10月20日，两天后美国宣布海上封锁古巴，在11月21日中方宣布收兵，而前一天古巴导弹危机宣告结束。这很有趣，毛泽东不可能未卜先知冷战危机的最高潮会在这年底到来，中国军队的物资储备也开始于年初的。但不打无把握之战和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则是典型毛泽东式战争的风格。

斗争的主动性，或者说致人而不致于人一直是毛泽东强调的，用他的话，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对印斗争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突然收兵和后撤。对这种做法，很多人难以接受，但这样做确实使斗争被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场斗争始终围绕一个中心，中印矛盾是次要矛盾，目的是暂时性的解决矛盾而不是制造新的矛盾。中国追求的不是一次彻底性的解决，这是当时的国力和国际环境都做不到的。但通过一次猛烈打击，形成长期性的威慑是次要方向平静下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我们应该强调，能做到这样如臂使指的斗争也只有毛泽东和他一手打造令行禁止的人民军队可以做到。

在1962年，面对内外困境，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用一场迅猛短促的打击至少收到了三个效果。为西南地区赢得了长时间的稳定，这是最直接的后果。震慑了东南地区，当时台湾方面的国光计划最初就预定在62年底进行登陆。这场边境战争实际上使得中国避免了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战争风险。

这场战争与其说打的是印度，不如说同时也向当时因为国内困难而蠢蠢欲动的美苏都显示了中国的恢复状况。最后，这场痛快淋漓的胜利无疑也一扫阴霾，振奋了国内人心，使国民从不久前的困难中振作起来，对外斗争和社会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场斗争最巧妙的就是向我们展示了怎么通过间接路线来实现正面冲突难以解决的问题，让次要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做贡献。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之前，国内也有很强烈的意见主张继续对印忍让，其主要担忧包括冲突持续造成的国力分散影响国内恢复，破坏两国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造成孤立。

从结果看，这场战争显然实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意图。中国在短促打击后的一系列做法，并没有恶化中国的国家环境，反而向外界展示了国力，在敏感时期保证了国家安全，甚至赢得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印度由于受到强烈打击，国内政治开始混乱，尼赫鲁的政治生涯就此告终，他之后的继承者更没有他的水准，而经此一役印度政府威望大损，国内的各种改革更加趋向于妥协，而中印的矛盾也趋向缓和。

相反，如果当时没有打这场战争，西南局势很可能陷入更大规模的动荡乃至波及国内。一旦表现出国内的虚弱，反而可能会和东南甚至西北联动起来，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最终更不利于国内经济的恢复。 

实际上，这场战争，毛泽东和尼赫鲁都做出来相似的判断。那就是中印之间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不是全面战争而是一场局部冲突，双方也意图利用这场冲突为国内改革作背书。结果，显然是毛泽东棋高一着。这场战争，印度实际上输掉了很多东西，而中国则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两年后的1964年，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四年后的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又使原子弹具备了实战打击能力，至此，中国的国防安全有了定海神针。也是在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研究，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问世。到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化工业发展，大量化肥厂陆续投产，至此，中国的粮口袋也安全了。最终在1972年，也就是十年后，尼克松访华，这标志着中国在冷战中走出了最危险的处境。这一切，正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用一次次斗争赢来的。

我们每次谈到斗争时，总喜欢提到毛泽东著名的论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本人的实践最好体现了这段话。团结不是苟且偷安，退让是因为矛盾有主次，力量有限难以分散。但无原则的退让只会让次要矛盾干扰主要矛盾的解决。相反，妥善解决次要矛盾，才更能集中力量，更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美国人从朝鲜打到越南，不但没有爆发世界大战，最后还打来了尼克松。

实际上，我们再看62年的战争，我们当然不能机械的再去复制它。这场战争本身是在国力限制下的权宜之计，在我们今天国力明显增长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变化。但我们确实还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一方面美国这样的强敌依然是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复兴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是国内仍然问题众多，需要持续发展来解决。而中印矛盾作为次要矛盾，一旦处置不好，反而会影响两个主要问题的解决。

在今天这样的微妙时刻，我们确实应该回头来看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年胜利的关键是什么，是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要把主动权抓在手里。当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所应该想的不是怎么挨打，而是让它发展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当然，解决问题有很多选项，中国人也并不好战，但无疑中国人是敢于斗争的。几十年来，我们以斗争来求和平，而毛泽东则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斯人虽去，他的智慧将始终引导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