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的律师，人民的记者

今天的舆论环境下，”律师“和“记者”的含义都有点被“污名化”了，人们提起“律师”和“记者”，第一反应似乎就是那些在微博上阴阳怪气煽动舆论，鼓吹私有化，鼓吹“废除死刑”的“公知”们。

实际上，百年之前，中国”律师“和”记者“的先驱们，并不是这个样子。

1923年，有一位叫做施洋的律师被北洋军阀杀害了，年仅34岁。

施洋短暂的一生，不鼓吹“废除死刑”，不替资本家打官司，不替富人喊冤，不替杀人犯洗脱罪名，不讨论什么“海洋法”、“大陆法”，不扯什么“西方宪政”……

他专门为穷人说话，为无产阶级发声，他亲自组织工人运动，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他高呼“劳工万岁”，他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死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他是中国共产党员。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施洋先后组织或参与领导了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等数十次工人运动。特别是1923年施洋参与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1923年2月7日晚，施洋被逮捕下狱，在狱中他被问为何参与运动时？他答道：“我为国民一分子，爱国是国民天职”。

2月15日清晨，施洋在洪山脚下英勇就义。刑场上，他慷慨激昂，面对军警和民众大声疾呼：“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正正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身中两弹，仍高呼“劳工万岁！”

吴佩孚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定他的罪，只能将他秘密杀害在武昌洪山。

1923年8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汉口人力车夫为表达对施洋的哀思，在各码头设祭，数千车夫跪地痛哭并扶灵位游行，场面悲壮。

“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遗臭万年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这是董必武同志缅怀施洋烈士的题词。

施洋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问我：‘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我说：‘挣了一些钱都接济穷苦工人、车马夫们了。’”施洋的一生即是如此，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接济穷人和为工人运动奔走，自己却一贫如洗，“床头金尽，柜无半斗存粮”。

在那个年代的大环境下，施洋律师不做军阀、资本家们的讼棍，却做那些身无半文的中国劳工的“法律顾问”，无偿维护劳工权益，他还创办多所平民学校，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带领工人冲锋在前，不计个人安危。他说：”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个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制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教员同志说他是“劳工的律师”，高度评价说：“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1926年，有一位名动四海的大记者被张作霖杀害，罪名是“宣传赤化”，他叫做邵飘萍。

他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他还是是著名新闻人、湖南吐槽王、《湘江评论》主笔的老师和领路人。

他同样是一个共产主义党人，他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是无产阶级的记者，是人民的笔杆子。

他是《京报》的创始人，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

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这有利于打破外国通讯社和报纸对我国舆论的操纵。

1918年10月，邵飘萍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1919年10月，得到“新闻研究院”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这名单中有毛润之、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

他把毕生的力量，都用于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他们的卖国嘴脸。他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反阶级压迫的先驱和斗士。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飘萍在《京报》上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

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上连篇著文，强烈谴责西方帝国主义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指出英、日等国政府应负杀人罪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的口号。他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

邵飘萍还《京报》上发表《中国今后之趋势》一文，相当深刻地分析了所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他指出，被帝国主义、军阀、政客指为“赤化”的“祸源”的广东革命政府，其“治绩为全国第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

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6年4月26日凌晨，京师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随后，他被押送到天桥刑场。

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他的一位著名学生曾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他还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