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这是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广泛流行着的一句民谣，不但人民群众在传，就连军公教人员也在传，甚至是国民党军政系统的衮衮诸公中，也不乏有人在以此为口头禅。

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人财物出了最大的力气，四川人民渴望抗战之后能恢复民生，重建家园。可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却悍然发动内战，进一步加强了对四川人民的掠夺，全川社会经济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城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化。

1946年底，在重庆的四千多名被裁撤下来的非嫡系云、贵、川、康籍军官，因为衣食无着，老婆孩子都要饿死了，在“精神堡垒”前，两次举行绝食请愿，包围重庆行营和重庆警备司令部，喊出了“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口号。

这个“精神堡垒”，就是今天重庆最著名的地标建筑解放碑。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施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在市中心修了一座碉楼风格的纪念碑，称之为“精神堡垒”，周遭还有六块标语牌，上书24个大字：

重庆“精神堡垒”（今解放碑）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书法是真不错，提的口号也震天响，可问题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国民党，早已忘记和背叛了初心。说是“全民党”，自认为超越阶级，可实际上它的阶级基础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日益缩小，甚至连曾作为反共同盟者的民族资产阶级也被抛弃，只代表占据中国总人口极少数的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必然实行“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寡头政治，“民生主义”都成了仇视工农和发展官僚垄断资本的挂羊头卖狗肉。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曾于1940年上半年，先后访问了重庆和延安。

在重庆，蒋介石对陈嘉庚殷勤备至，仅招待费就用了8万块，再加两万都够研究核武器的经费了。当时重庆一斗米（15斤）10块钱，重庆的大学生伙食费也不过每月二斗三升米，8万元够多少孩子吃一年的了？

当然，在蒋介石看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陈嘉庚是海外最大的金主，也是他的死忠铁粉。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陈嘉庚就开始为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提供资金援助。抗战爆发后，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华人资本家之一，陈嘉庚身先士卒，带头捐款新加坡币一千万元，带动华人华侨积极支持国内抗战，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担任主席，总会年募款一亿六干多万元。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年时间里，作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后带动了15亿元的捐赠资金，简直就是财神爷！

陈嘉庚在重庆

陈嘉庚对蒋介石也是推崇备至，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

但是一到重庆，跟国民党亲密接触之后，陈嘉庚就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污腐败，官倒横行，嘴里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

有鉴于此，陈嘉庚提出来，想去延安看看。蒋介石再三劝说，国民党方面的“老朋友”们更是“语重心长”，延安一毛不拔，共产党没有人性，资本家怎么可能跟共产党是同路人？

到了延安，虽然有心理准备，陈嘉庚仍然被这里的一切吓了一大跳。满身补丁的毛泽东，请陈嘉庚吃的大场面，不过是顿白菜豆腐杂粮饭。最耀眼，也是最“硬”的一道菜，仅是炖了一碗鸡汤。还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有贵客远道而来，不许咱家毛主席太寒酸，丢了解放区老百姓的脸，友情赞助的，否则每月津贴只有5块钱的毛泽东，连这碗鸡汤都请不起！

就这还是“特殊待遇”，美国记者斯诺前些年来的时候，在毛泽东这里吃的“国宴”，也不过是一碗炒白菜和一碟西红柿炒辣椒，连点荤腥儿都没有。

延安社会各界欢迎陈嘉庚

陈嘉庚还发现毛泽东非常的平易近人。

一次，他正和毛泽东说着话，几个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学生大大咧咧就走了过来。也不敬礼，也不鞠躬，只是简单打个招呼，便坐下参与讨论，完全是无拘无束。

还有一次，在毛泽东的办公室谈话。说是办公室好听，其实也是卧室，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和一条长板凳。因为各方面来的人多，椅子和凳子都坐满了。有一位勤务兵对今天的话题也很感兴趣，要来听一听，可他来晚了，没位置了。瞅瞅只有毛泽东身边还有少许空隙，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干脆笑着走过去，坐在毛泽东身边，把毛主席往边上使劲挤了挤。毛泽东不以为忤，反而笑着看了小战士一眼，没说什么，把身子挪了挪。

再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主席的穿着打扮，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扔在延安街头，根本看不出来差异。只是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路人，凡是认识毛泽东的，都会跟他打招呼，有的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农民们语无顾忌，竟然畅谈国事，毛泽东都能认真倾听。

毛泽东和陕北老乡在一起

陈嘉庚这趟回国，在重庆待了六十多天，在延安只待了八天，却让他感触深刻。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蒋介石和毛泽东，前后有两段完全不一样的评价。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有国统区，陈嘉庚先生说： 

“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须三十几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感忧虑。”

几乎就是绝望的态度了，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就要亡国灭种，就要完蛋了？幸好遇到了共产党，认识了毛泽东，通过毛泽东看到了完全不同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另一条道路，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所以陈嘉庚又说了：

“我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正在读书。其实此人已45岁了，而且做了好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中国有句老话，人比人得死，货币货得扔，陈嘉庚这话里话外，你懂的。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这里还有个知识点，毛泽东同志是湖南人，陈嘉庚先生是福建人，后者毕生说一口外地人很难听懂的闽南话，他们要实现有效交流，必须借助翻译，既懂闽南话，也懂“国语”，两位在延安的女子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女同学，马来亚华侨廖冰和福建人邓寿雨。

北平（今北京）解放后，要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这也是陈嘉庚先生的夙愿，所以毛泽东同志给他写信，请他参加会议，共商国是。可陈嘉庚先生也有顾虑，给毛泽东同志回信，说自己“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

周恩来同志看到这封信大笑，说有庄明理啊！

大家知道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吗？这就是时任马来亚庄明理任槟城汽车司机公会主席的庄明理先生，配合陈嘉庚先生搞起来的。

1961年，陈嘉庚先生去世前，遗言也是留给庄明理先生的，然后转述给周总理。 

一届政协会议上的陈嘉庚（左）、庄明理

陈嘉庚先生的遗言，一共三点： 

“一、是自己身后的事，死后不要火化，希望运回集美安葬； 

二、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是国家前途。中国有两派，旧的一派是国民党，这一派很坏；新的是共产党，她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人都有一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 

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集友银行是集美学校的校产。每年都有股息和红利，厦门、上海两所集友银行，也是校产，它们赚钱不多，只要不亏本就可以。学校要继续办下去。” 

别的不说，仅仅是看国民党反动派，那是看的真准，哪怕是蒋介石那一代老国民党死绝了，现在这个“丐帮”版本的国民党，不还是“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明天就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了，而今天则是苏联解体30周年。

看百年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国共都曾“以俄为师”，苏共和国民党的历史都比我党悠久，说起来他们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大师哥，可结果苏联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国民党也差不多完蛋了，是真的一蟹不如一蟹，原因何在？

我个人认为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新路，也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是既不同于中国国民党，也不同苏联共产党的一条艰险之路，因为这条路需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稍有懈怠，累了停下来了打盹了，如果不及时赶上来，就会是下一个国民党或苏共，所以你必须“永远在路上”，还必须“献了青春献子孙”，争取去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难最难的是一辈子如此。

1958年，毛泽东与群众在一起

也许我们曾经不理解他，但终有一天，你会理解他，会照着他的榜样跟上去，或者停步之后，想明白了，再继续走下去，因为毛泽东曾经明白无误地告诫过我们：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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