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40年| 没有送礼，没有拉关系，我花五毛钱考上了大学，还“偶遇”了邓小平
1977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正在生产队里出工的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公社去一趟。
当时我在四川省广元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插队，已有三个年头。从队里到公社有十几里山路，一路上都在揣摩究竟是什么事叫上了我。
刚过去的一年是中华民族大悲大喜的一年，从年初总理去世，到四五事件爆发，被文革折腾了十年的人民已是压抑不住了；而吉林的陨石雨和唐山大地震，也似乎印证了天怒人怨的说法；九月毛逝世，给人感觉中国的前途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终于金秋十月，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一举铲除，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正如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这大快人心的消息时模仿的电影《创业》中周挺杉的台词：“解放啦！”
当然，坚冰虽已打破，寒流却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两个凡是”的政策，依然延续着极左路线的做法。所以就出现了极为荒谬的现象：一边在揭批“四人帮”，一边仍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方面极左路线已被人们唾弃，另一方面文革的许多做法仍在执行。
具体到我们这些已在广阔天地接受了好几年“再教育”的知青来说，锻炼的年限已够，自然盼望着能有机会改变命运。招兵一般是当地回乡知青的事，招工当时还没有什么消息，而自己最希望的读书，因76年的招生推迟进行，刚有一点风声传闻，说执行了好几年的“推荐”政策会有变化，会不会……
一跨进公社办公室，领导就发话了：“今年的大学、中专招生计划下来了。”（心里一喜，果然是……）“你们大队有一个绵阳××学校的指标，让徐××去。你去帮他搞一下材料，办理手续。”
一瓢冷水兜头泼下——如若不知道倒也罢了，命运偏偏如此残酷：刚让你得知你最盼望的消息，立马就剥夺掉你的奢望。而且还要你去干最痛苦的事——为他人做嫁衣裳！
在招生方面，一切都没改变，从张铁生时代延续下来的所谓“推荐上大学”的政策依旧执行。在这个幌子下，仅有的几个指标被层层瓜分，名额成了当权者手中的筹码，想让谁去就让谁去，没关系没靠山的免谈。徐××何德何能？全大队十几个下乡知青，几十个回乡知青，好事为什么偏偏落到他头上？谁都明白这是因为他父亲是公社干部，全大队唯一一个吃皇粮的。无须理由，不由分说，不管你接受“再教育”的态度如何端正，表现再努力，统统没有用处。我在这三年中老老实实在队里干活，从来没有到其他大队、公社的知青中去“串队”（知青之间相互来往玩耍，自然不出工），很少去公社、区里赶场（即北方的赶集），连远在成都的家才回过两次。其中有一年的工分簿上是全勤（未缺过一天），这在知青中绝对是个奇迹！但这些有什么用呢？以前天真地认为，至少会把消息公布出来，大家先报个名吧。没料想当头的轻飘飘一句话，名额就给了他们自己的子弟，你连吭一声的资格都没有！
强忍着自己无法表达的愿望，开始在大队、公社、区里奔波，替人家搞材料，办手续，把别人送进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那种心情可想而知。“凭什么？凭什么？大中专就是这样上的吗？”如此这番，我们平头老百姓的子女何日能见青天？以前听说过的许多传言都逐渐浮上了脑海：哪位知青为招工送了多少礼，哪位知青的家长为其招生请了谁谁谁的客，甚至还有哪位女知青付出了什么代价……后来有报纸证实，就在四川某地，上大学的指标已经排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今年你的儿子去，明年轮到我的女儿。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教育革命”！
春寒过去，进入了割麦子、插秧、种玉米的“双抢”大忙季节，在繁忙的农活中用劳动麻醉自己的神经，在冥冥中期盼命运之神的降临。虽然很渺茫，但好消息还是在不断传来，毕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已经垮台，极左路线正在被纠正。从文艺界最先发出信号，继《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老片恢复上映后，大批文革前的优秀作品重获新生，“八亿人民八台戏”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冤假错案在逐渐平反，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搞生产了，再也不必担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荒唐罪名……国家在一天天好转，个人的命运也会好起来的。只是觉得步子太慢，不够解气过瘾，希望能够有一双巨手把前进的车轮推得更快一些。
7月的一天，广播里传来消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小平同志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这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之事。但大家在欣喜之余，都并没有料想到这位三落三起的小个子，能够给整个中华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命运，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们依旧顶着烈日在稻田里薅秧除草，期盼着丰收后能够多分些大米细粮，少吃些包谷。而京城里发生的事情是多年后才知道的：小平复出后第一件事便是主管教育科技工作，8月4日，在他提议下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不用“推荐”，无须“批准” ……高考制度恢复了。
乡下消息闭塞，当时秋收已过，生产队又全体拉上水库工地。我接到家里一封告知父亲生病的信件，连忙爬山路到区上，乘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县里，再坐一夜的火车赶回成都家中。见父亲安好，刚松了口气（当时还不敢声张此事，家里只能把我“骗”回来），得知恢复高考之事，真是又惊又喜，喜的自然是机会来了，惊的是仅剩个把月时间，能够考出什么水平？
政策一改，风气大变，十多年来鄙视知识不读书的现象倒了个个，昔日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顿时扬眉吐气，老师们主动给大家补习上课，把文革前的高考试卷拿出来分析炫耀。民间到处传抄着各种题目，一本教材被借来借去。家里通过关系联系到了四川大学去听了一次课，生平首次见识了阶梯教室，第二次就改到了川大放电影的大礼堂里上课，凭票入座，周边站满了人，足足有好几千吧！那种渴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场面是如此壮观，令人终身铭记。后来在著名的四川美院画派77级画家、与油画《父亲》作者罗中立齐名的程丛林笔下的《1978年×月×日 夏》中，重温了那种摄人心魄的震撼！（程丛林的成名作是描写四川武斗场面的《1968年×月×日 雪》，同样是具有震撼力的大场面制作。）
复习了十多天，我还是得到乡下去报名考试（户口在那里啊），于是又返回生产队。独自一人在煤油灯下啃书本，无法提问，无人商讨，在充满希望和丧失自信的交错中迎来了命运的挑战。唯一使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报名时人人只需交上五毛钱，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到准考证，不必塞包袱送礼，无须拉关系走后门，用不着阿谀奉承、低三下四，有了这种感觉，即使没考上，心里也是舒坦的！
两天的考试一晃就结束了，要说有什么印象，那就是考题的难度确实是比想象的浅了很多，让人感慨万千——“大革文化命”的结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祸害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份让如今的初中生都笑话的试卷，真实地告诫我们国家再不能荒唐下去了！
考完了继续回水库背土筑坝，虽说没有把握，但心情是畅快了一些。记得是在元旦左右接到了上县里体检的通知，全区首批十个人，比较一下自己还是有希望吧。虽然已基本跳出农门，但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回队里出工，直到临近春节还没有等来消息，只得先回成都家里过年，也许要年后才发通知了。
1978年2月5日，农历腊月廿八，我陪和我在一个生产队下乡的本地知青到成都市里玩。上午逛了武侯祠，下午到杜甫草堂，突然发现不让进了，门口一些人窃窃私语：小平要来！除省委机关发了几百张票，其余的不给进。
我猛然想起：前两天公布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次出访缅甸、尼泊尔，这应该是访缅后中途回四川过春节。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趁着时间尚早，警备不算严，我们分头悄悄混了进去。不久，就见军警纷纷就位，戒备森严起来。
过了一两个钟头，门口传来一阵爆发的掌声，“来了！来了！”只见大门口停下一排红旗轿车，一位神采奕奕的小个子健步走了进来。人们自觉地在过道两旁站好，好在人不多，只站了一两排，人人都有近距离接近的机会，伸伸手就可以握上。但大伙儿当时都没那种念头，也不做声，只是拼命地拍巴掌。小平同志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频频点头。等到他和随行人员进了杜甫诗意画房间参观，大家又在门口重新排好，等着下一次的欢迎。
从缅甸回国的邓小平来到成都。1978年，资料照片
当时的小平刚复出半年，虽排名第三，但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正是如日中天之时！首次出访，回家乡过年，自然是精神焕发，红光满面。后随夫人卓琳，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还有一位高个子，身着绿军装，精神矍铄，满面笑容，就是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许那时他们已经商讨过农村联产承包的事宜，一场大规模的解决中华民族吃饭问题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如今回想起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单靠一两个人的英明决断，如同指望上帝降临一样，其实是不正常的，我们应当依靠制度的保障。但在当时的确是时势造英雄，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没有小平这样德高望重、深孚民心的领袖，以非凡的气魄果断地拨乱反正，厉行改革，我们的国家要走上快速发展的大道肯定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也正是当年的错误太荒唐了，所以当小平推出的许多如今看来很正常很自然的改革措施，都能够使老百姓深受其益，难怪人心大振，众望所归呢！
一次次地接受大家的欢迎，时间长了，能看出卓琳等人略显疲惫，在一旁休息了（难为是在出访中途）。而小平依然精神饱满，兴趣盎然，健步穿行在杜甫草堂的庭院廊房之间，和身边人谈笑风生。而观众们也默默地跟随、排队、鼓掌，也许那时的人还不够开放、大胆，没有人去上前握手、索取签名、合影留念，只听到固执的掌声一遍遍地响起……
第二天，我收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第三天，是1978年春节。
（本文原题《难忘的1977》，经作者授权刊发。除署名外，本文所配图片为1973年中国知青下放的“圣地”延安。哈里森·福尔曼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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