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在深圳经历的那些客家特有的习俗都消失了…… | 乡愁里的深圳
“乡愁里的深圳”系列
我出生在深圳龙华的大船坑村。
家乡有客家话童谣，大致是这样的:“月光光，照地堂，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渣打渣，学整遮(修伞)，整遮又冇铁，学打铁，铁生镥(锈)，学劏猪，劏猪食(亏)了本，学卖粉，粉臭潲，学卖纽(袄)，蹓蹓转，学卖碗，碗笃(底)深，学卖针，针笃屈(穿弯或钝了)，阿弥陀佛”。
这是一首戏谑别人的儿歌，一代传一代又一批传一批地唱，并伴随着孩童的成长。我大约五六岁甚至更大一些，和弟弟及其他小伙伴，当时无上幼儿园的，就常唱着这些歌在房前屋后转，在巷头村尾追逐玩耍，大人忙活是不管我们的。
玩风车，玩玻珠，打棋乐(陀螺)，打哔叭筒(以甜酸仔或小湿纸团为子弹的土汽枪)，打弹弓，捉迷藏，放纸鸢等。玩得疯了，把个鞭炮插进一坨牛粪里点上火，立刻炸飞，“一鸣惊人”。
玩累了饿了就找东西吃，比如番薯、花生、炒黄豆麦豆，甚至萝卜干、咸菜干等。有时到菜园砍甘蔗、摘木瓜等，反正能吃的都找吃。春天，拔过花生的地里经雨水淋浸也有遗漏的花生发芽裂拱开来，挖了吃。夏天，摘荔枝、龙眼吃。秋天，把未熟的柿子埋进田水里浸十天八天也能吃。冬天的稻田犁地翻晒后，找了柴火、番薯或芋仔，筑泥窑烧红火埋好，不要忘了放好青叶作生熟指示，再在田野村边“走鬼”几圈，待见青叶烤酥脆了，薯、芋也好吃了。
还有春耕时节，大人在秋冬作物收成后，如番薯地、马玲薯地、花生地等放水耙田，往往涌出好多“土狗”(蝼蛄)，鸭子抢着吃，孩童抢着捡，回家油炸后吃那真叫美味。如蜂蛹、水蟥蛭、竹壳虫等这些小动物油爆后吃不但补身，据说还能治小儿夜尿症。回忆起孩童的乡间天地，有的是“儿童急走追黄蝶”(杨万里诗)，“狗仔戆戆逐飞鸟”(俚语)的情景，虽然是土里土气土脑筋，而这正是天然的儿童乐园。
在客家话里，去外婆家叫“挪姐婆”。儿时最乐意出门的事莫过“挪姐婆”。妈妈探娘家那一天，先买好一块品相好看的猪肉或抓一个鸡或鸭装进“箩格”(竹丝编织的礼篮)，让我换件好一点的衣服，就往姐婆家走。其实从我懂事前，姐婆已过世，我并无印象，所以探的是舅舅家。
大船坑村到石岩官田村并不近，有十多里路且不好走，全部是山路甚至是田唇圳壆。有时是山空水静无人语，只有母子的说话声。有时远处不知那个山头传来一连串的鹧鸪啼叫声。有时遇上路边的山稔仔熟了，又大又黑又甜，自然顺手摘上几把带给表弟们吃。口渴了，我从野草丛中拗一根粗粗的鲁基草茎，抽去茎心成了吸管，从路边山泉水中猛吸几口，那叫清凉。
摘山稔仔的童儿。资料照片
记得石龙仔与水黄田地界要翻过一处叫“牛支峡”的山坳，坳前坳后互不见人，坳顶是一处刀劈下来般的山峡，大声叫一下会引来清脆的回音。妈妈说不用怕，过了坳就快到姐婆家。其实此话是哄我的，过了“牛支峡”还要走很长的一段公路。这里路两边也是果园田地，但车辆声，人说话声，男人驶牛的吆喝声，甚至鸡啼狗叫声都混杂成一种人气生气，让人开心。
母子往往日头正顶时候才到舅舅家。他家孩子有三男二女，比我略小。但我几乎没见过表妹，舅娘说妹仔人胆小害羞怕见生人，早就藏起来了。然后我随表弟去果园，他家桃、李、芒果、菠萝、乌榄较多，与我家沙梨、柿子多不同。最显著的是那棵杨桃树，客家话又叫“酸楞”(酸敛)，树荫遮下几亩地之大，四季都结果且甜口不酸，是舅舅家的“摇钱树”。因为每年可收摘杨桃十多担，购买咸淡物品、当家零用都靠它。
记忆中官田村很大，村门坪前有一排晒谷禾町，禾町后是一片鱼塘，水面数十亩宽，放养着成群结队的鹅、鸭游弋在数块绿色水浮莲之间。池塘宽阔处，几个男童拿着小石片小瓦片玩水上漂，如镜的水面划出一圈圈涟漪。此村屋村道规整有序，建筑多为青砖黛瓦，横竖巷道及排污渠大多为粗麻石铺成。其中横巷每户间还拦有腿脚高的石条供养猪、养狗、养鸡鹅鸭等用。
几乎每次我从舅舅家出来，猪狗鹅鸭齐叫，不知道它们是欺善怕恶还是迎客送客。最可恨的是禾町边几只巨大的狮头鹅，一时昂头“哦，哦，哦”高叫着向人示威，一时伏低脖颈向着人的屁股脚跟窜来，特别是联想起有人家小男孩睡着了“小九九”被鹅嫲吃掉的故事，直让我提心吊胆快步离开。
然而这些吵杂的事并不影响我妈对娘家的眷恋，在回家的路上妈讲了不少过去的事情，其中讲到在“走日本时”的艰难日子。有一次听说日本鬼子要来了，全村人都跑出去躲藏，妈妈当时正生着一场大病，身体虚弱不能走动，只有外婆陪着在柴草屋中侥幸躲避，母女俩相依为命渡过这一劫数。
客家货郎雕塑。资料图片
妈妈对娘家的感情影响了我们对舅舅家的态度。舅舅名叫叶益谦，人很勤朴，个子不高大，常挑一担货物经大船坑到观澜圩卖，当路过我家门口就进屋从茶缸或水缸中舀几大碗水喝了就继续赶路。对此我印象特深刻，并很敬重他，所以我与表弟一家感情较好并常有来往。妈妈和外婆都不识字，妈妈常讲到外婆为人好，还特别明事理讲情义。“吃上吃下靠自家”是她的口头禅，在村中有一定威望，亚娘叔婆有事没事都找她。母女同心，妈妈与外婆是同一类人，她的言行又影响我们一代人。几十年过去了，探外婆已成了久远的记忆。
记得大约六七岁，上小学前后，正是50年代农村土改后又实行初级社时期。我的二姐支援海南岛垦荒几年后回到家乡并带回一笔劳工钱，可能如数交给了爷爷或父亲，家里买回一头大黑牛，加上原有一头黄牛，共有两头耕牛。在没有机械化的时代，耕牛是农村重要的生产工具，是农民的好帮手。而放牛是家中一件不可缺的功夫，我常陪着父亲去放牛。或有时一头牛在耕驶，我就帮忙看着另一头牛。农村孩子不管哪家都要放牛的，又叫“掌牛仔”。
掌牛仔要知牛性子，否则要吃亏的。初次放牛，我牵着牛绳子，那牛不听使唤，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在前面拉着牛绳，牛不走；转到牛后，牛脚向着我乱踢，真气人！然后，我拿上一条小竹枝向牛屁股猛抽一下，并喝一声“快走”。牛终于走动了，这样来回几次，牛就听话了。只要有牛绳牵，有牛鞭在手，我就能让牛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或要快要慢都乖乖走动了。因为常牵着它吃草或给它喂草，对它表示友好，甚至向牛说几句“牛话”，我慢慢和牛相好起来了。我常把牛喂得饱饱的，肥肥的。有时爬上牛背坐着或站着走，那叫爽快。
有一次，我牵着牛过新围河的一道约二三尺宽、一丈多长的石板桥，我在前，牛在后，牛犹豫过不去，一步一回头。原来石板又硬又滑，牛蹄对石板，硬碰硬，滑对滑，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河里。这时我看着牛，牛看着我，都不知道是我担心牛，还是牛担心我，我和牛的生命已连在一起了。后来牛还是跟着我慢慢过了桥。
记得过新年，很多孩子不愿意去放牛，而我也跟随大人去放牛，生怕牛饿着。后来在田地里，看见驶牛人犁田或耙田时抽打牛屁股，我反而感到心疼！再后来上学了，课堂上或看书时讲到“牛”字，蛮牛牛性、做牛做马、鞭打快牛、对牛弹琴、牛郎织女；牵着牛鼻子，夏雨隔牛背，牛耕田马吃谷，初生牛犊不怕虎，牛不喝水按不下牛头低，既要牛耕田又不让牛吃草，贪吃一根草摔死一头牛，等等词语和句子，我都感到特别容易领会，或者又有更多的理解。这，正可能因为我放过牛。正所谓“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而放牛郎最知牛性。
乡村中最大、最普遍、最隆重的祭拜活动莫过于清明节扫墓了。扫墓也叫“拜山”。我大约四五岁，以及更大一些，我常跟随父亲、哥哥，以及堂伯、堂兄弟姊妹一齐去拜山。在“高级社”甚至“公社化”前，田地、山林还属个人的。我家的祖坟建在自家的果园里，地名叫“旱窝”。果园经过祖父、父亲两代开垦种植已有一定规模，洒下多少汗水我不知道。尤其沙梨、柿子等果木种得比较多，果品又好，父亲说自家的沙梨、柿子在观澜、石龙、香港街市卖很受欢迎。水果是家中每年的重要收入来源。
我家祖坟建在这里都说是风水宝地，尤其是我家生了多名男孙，并以“添、丁、发、财”起名，极令村里人羡慕，我也有此感受。因此，我家拜山也特别的重视，每年清明节非拜不可。就是后来有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我家也是照拜不误的。记得每年清明节前，各家各户已准备好各种祭拜用品，如香枝、油烛、炮仗、纸钱等。祭拜的当天还要宰杀煮熟一个雄鸡，如今多为“红烧乳猪”。拜时还要带上你想得到的烟、酒、茶果等，最有特色的就是春天艾叶、鸡屎藤叶制成的糯米粄。糯米粄内包裹有花生、芝麻甜馅，吃起来香甜有加，那才叫家乡的味道，相信老祖宗吃了也是不忘子孙孝心的。
记得我的堂兄运生哥拜山也是最积极的，他在香港谋生不易，最思念祖宗，每年清明节必回家拜山。有一次他带回一叠叠的港币纸钱(冥币)，100，500，1000元面额都有，印制精美。我很好奇，准备收起几张私藏，但大人见了说，那是要不得的，“死人钱不吉利"，我才把它烧了。有一年，运生哥为堂伯坟地拜山烧纸钱不小心把山草点燃了，引起小小山火，几经努力才把山火灭了。所以，拜山要预防火险是永远的忠告。
国有国规，民有习俗。清明节，后辈特别要表达对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革命先烈、志士仁人的尊崇爱戴。作为普通老百姓也要不忘记中华民族血缘文化的传承。
时至今日，随着深圳特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原有果园山地更显其宝贵的价值，家乡土地早已改变了用途，成了“香喷喷”的工业、商业、住宅用地。而村中各家坟地、墓地早已铲平，先人骨骸、金塔、骨灰、墓碑等一概搬迁于龙华公墓“龙山墓园”中安葬。
近年，每逢清明节，祭拜人群成千上万齐聚墓园，车辆更是拥堵不堪。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祭拜供品也比从前繁杂得多，除了传统的熟雄鸡、烧乳猪外，五花八门的冥品如汽车、洋房、洋烟、洋酒、西服、皮鞋、洋娃娃等想得到的都有。各家燃放的鞭炮声响彻山谷，鞭炮烟和烧纸的浓烟混在一起直升蓝天数十米，形成了独特的一幕。这和儿时拜山的记忆已大大不同了。
（本文节选自谢为民的回忆录《真情七十年》，中国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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