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我在深圳上小学，桌子椅子都是自家带的…… | 乡愁里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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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读小学
1955年8月，我已7周岁，按当时习惯还没有到入小学年龄，村里其它小孩大多八九周岁，甚至更大一点才读小学。我家屋后是堂姑亚娇的家，她父亲谢祥堂是中医，她妈也读过书有点文化，家境较好，我常在她家玩。当时堂姑已读小学六年级，但成熟像大人一样，可能见我比较听话懂事，就跟父母讲由她带我去学校报名读书。这样我就比其它孩童早一年读了书。
这件事在后来的几十年相见中，娇姑几乎都提起“是我带你报名读书的”。谢谢娇姑了。
我读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本村“大石小学”(含大船坑、石凹两自然村)读的，许多事已记不起，只记得张文彬、谢俊贤两位老师，并先后任校长。他们都是师范毕业生，教学都是正规的，他们都教语文课，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们当老师的形象都很好，学生家长都敬重。那时就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几门课，课本不多，把书装在裤袋里就上学了。书桌、座椅自己带，放学期假了就搬回家。假期好像没什么作业，回家就帮家里放牛或做其它。小学四年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叫“初小毕业”。
报虔贞学校
五至六年级叫高小，我们集中到“大浪小学”(含今天深圳龙华的大船坑、石凹、浪口、羌头等村学生)读完。这是一间完小，校址的前身是开办近百年的“虔贞学校”。
入读大浪高小，当时只知道它办过教会学校并还有基督教堂。教堂屋顶有十字架，还有一口大教钟，敲起钟声方圆数里远都听得到。其它则无从听说什么，基于当时政治形势也许谁都不愿提及它的过去，更没有人去做礼拜。
留下印象中的大浪小学是一间比较完整的学校，校址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最前面有一道几尺宽的水圳与稻田隔开，然后是篮球场兼操场。高高的牌坊式门楼，写有“虔贞学校”几个大字，大门内数十级青砖阶梯向上延伸，上到地坪处为一排五六间双层校舍课室，两侧还有单层教员宿舍、厨房等。课室后面还有一排据说是教会的房子，未见过任何教会活动。校园内种有8—10棵槟榔树特别显眼。校舍内有一口带辘轳小屋的水井，井水清凉爽口，四季有水。课室窗户比较特别，双层，内层玻璃，外窗是透风透光的木质百叶窗，当时其它房屋都未见过。
校长叫陈育贤，是一位英俊儒雅有风度的老师，据说是侨属，师范学校毕业。陈校长为人为师都很好，大浪片区的学生和家长都为之称道。他教语文课，我很喜欢听，到图书室借阅课外书也是他介绍的。读六年级时我已喜欢看连环图书和小说，其中像《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较厚的书也是那时看的。与我小学毕业的本村同学记得有谢玉文、谢瑞粦、谢运新、曾照生、杨伯贵、曾春娇、吴贵堂、吴清流、吴丽珍、吴冠勋等人，而后来升读中学的只有几个人了。
抗战时期的1940年代初，外国教师吉惠民和小学生合影。(关于“虔贞女校”的身世和故事，因当地文化部门的重视和发掘，2000年代后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馆，继续发挥其作用。)
观澜中学
我读初一年级2个学期在宝安县观澜中学初中部。初二至初三有4个学期则转学在宝安县龙华中学读至毕业。
观澜中学的前身是公元1929年由华侨筹资白银4万两建成的中西合璧风格的“振能学校"，很有名气。先后办过初中、高中，是五、六十年代宝安县立三所重点中学之一，又叫“宝二中”、“宝三中”，考出过很多英才。我于1961年考入观澜中学初中部读了一年。
初入观澜中学感觉校区很宽大，很有规模感。一排排的教室依山坡地势而建，最低处是大操场兼足球场。教务办公区在中间西洋式朱红色大楼里，正面墙壁上塑有“振能学校”四个大字。学校校址在松源下村附近，离观澜圩有几里路，离我家大船坑村则有十多公里。记得我村从大浪高小考入观澜中学有谢瑞粦、谢日升、吴贵堂、杨子文和我等几个学生。61—64年正值经济困难的恢复时期，大家生活都比较艰苦。常常于周日下午，我们带着一周的米、菜、油、盐甚至柴火到学校住校食用，有些同学甚至坚持不了自动退学。至初二上学期我们几个同学才转学到龙华中学就读。
观澜中学前身是振能学校。资料照片
记忆中观澜中学学生人数很多，特别是受高中部影响，学习气氛很浓，文体活动很活跃，学校常组织比赛和演出。图书馆有很多书借阅，也可以在阅览室看杂志报纸。我记得一些小说都在那时借阅，如《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野火春风斗古城》、《七三一细菌部队》、《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那时看小说很痴迷，又是常在煤油灯下看，我初中时眼睛已近视也与此有关。观澜的同学只记得有陈丙奎、谢马联、赖红清、陈佰能、陈玉华等。老师只记得校长郑监枢、班主任林日胜。
学习中，记得读小学时还有老师用客家话或本地话(粤语)上课，而进入初中则全面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教学，课本文字已全面实行简化字教学，而一本当年的《四角号码》字典和后来的《新华字典》成为学习的好帮手。尽管不少本地籍老师还讲着结结巴巴的普通话，后来又增加了不少外省籍的老师讲较标准的普通话，都为我们听、讲普通话起到普及提高作用。那个年代能听、能说普通话也是一种时尚和能力的表现。
观澜古墟。资料照片
龙华中学
龙华中学创办于1956年，当时只有初中部，规模、名气要比观澜中学小得多。学校建在一山坡果园地块上，两侧是布龙公路和龙华河，因学校操场和篮球场靠近龙华圩路边，又常被乡村巡回电影队作为放电影场地，那时能看上电影是最高级的娱乐。学校的后面是果园和山地，也是师生拾捡柴草和打野战活动的地方。龙华河因近校园也成了寄宿生常去之处。下课后的傍晚，夏天则跳进河里洗澡洗衣服，冬天则多为捡柴做饭，有时老师也成了学生的伙伴，因为老师家属也是要烧柴做饭的。
龙华中学主要招收龙华、石岩、布吉片区的学生，还有驻当地部队军属子女学生。我从观澜中学转学至龙华中学又增加了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能力，并认识了一批新的老师和同学，他们也很快接受了我们，而学习则进入更规范严格的阶段。因为已慢慢接近初中毕业和中考，学习也变得自觉和紧迫。那时我已认识到学习是要靠自觉的，别人帮不了你，老师再好不能代你考试，同学再好不会把升学通知书让给你。
龙华中学。资料照片
我读初二时，校长是刚从观澜中学副校长职务调来的陈贤衡，他太太是我们的历史老师。还有温平(语文)、刘振光(数学)、侯端尧(历史)，曾环国(政治兼班主任)，等等一批资深老师，都是大学或中师毕业生。在我印象中都是高水平而德高望重，对学生都视为自己的子弟，与学生打成一片，为师为表让我们受益匪浅。当时最感动的是老师家访，曾环国老师就曾到过我家几次，老师一走我就像牛给打了一鞭子，鞭策自己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体育老师邓云生在教学和组织体育运动方面也很有成绩，学校的女子篮球队也小有名气。
当时政治时事的教育也较多，如全校师生大会、政治形势报告等。阶级斗争、战备，防偷渡，防美蒋反攻大陆等都宣传到学校，学生也置于这种氛围之中。那时结合政治运动不时开批斗会、宣判会，“地、富、反、坏、右”被押上会场低头听批斗，甚至会场还有机枪警戒，给人严肃而惶恐的感觉。农忙假、帮耕、勤工俭学等也占用一定时间，学生也成了社会一员。
龙华中学三好学生、毕业班代表合照。前排左至右：叶玉发、谢为民、陈远平老师；后排左至右：邱玉莲、彭玉萍等，964年5月。
龙华是革命老区，革命传统教育也不可少。我们学校前不远新建一处革命历史纪念碑、纪念亭。纪念亭兼作深圳至龙华、观澜的客运班车停靠站，朱红色的两根柱子写有一楹联:“烈士牺牲为党为民为祖国，忠魂不朽建碑建史建丰亭”，我久久还记得。纪念碑的座基方格内镌刻着一串串烈士英名，并注明籍贯、身份，不少还是归侨青年，让人肃然起敬。学校还经常请当年的游击队、武工队老战士给师生讲战斗故事，我曾亲耳聆听了武工队长何富儒讲述烈士事迹的报告。还有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羊台山下白石龙村转移文化人的故事，师生们都听过多遍而耳熟能详。
这一时期也看了不少电影，如《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李双双》、《地雷战》、《渡江侦察记》等等。历史课老师向学生讲述小说《红岩》中江姐的故事，引导学生学英雄赞英雄。学习回乡知青董加耕也热烈一时。(注，董加耕是当年放弃读北大机会而决心回乡务农，几度受毛主席接见，甚至影响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多国青年的人物)。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等活动也是这一时期。
那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是学生的奋斗目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意识也在学生头脑中扎根。记得当时数学教学特别增加了“农业会计”科目，就是为了未能升高中或中专的同学回乡时有一技之长，事实上在毕业后的发展中都很实用。在我的同学中，吴润泉(从政)、詹方宽(从政)、陈远平(药师)、李素云(教师)、钟房运(教师)、何茂新(公汽司机)、吴淑芬(中医师)、杨子文(公务员)等都有很好的发展。
总之，三年的初中学习让同学们成为乡村里有文化的人。摆脱了乡村中某些封建、愚昧的影响，相信知识，相信科学，并有了个人发展的基础。而旗帜鲜明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生产劳动实践等都为一代青年的成长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不少学子在后来或升学，或就业，或回乡等都找到自我发展的正道。这些都应该感谢学校和老师的教导。毕业时，毕业班全体同学在班主任曾环国老师的带领下，多次上羊台山砍柴卖给供销社筹集了一笔钱，捐赠了一套学校舞台绸缎布幕作为留念，那时已算尽力了。
毕业了，同学们就各奔前程。
（谢为民，出生于深圳龙华，医科出身，先后担任大鹏医院院长、龙华医院院长。本文选自其回忆录《真情七十年》，中国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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