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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只要创造美,更要创造善,更要改变世界——艺术家叶蕾蕾自述

乐见岛君 乐见岛
2024-09-05

作者|张威威

采访人|叶蕾蕾


 


编按:普通人在破败社区看到的是荒芜和绝望,艺术家叶蕾蕾却独具慧眼,在破败社区看到的更多是重生的巨大潜力。破败社区于她反而是艺术创作和社会变革的沃土。她和她的团队从一个又一个破败社区出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社会问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艺术改变社会,艺术向善,叶蕾蕾无疑是身体力行者。

 

前言

 

叶蕾蕾,抗日名将叶佩高与夫人王岵嶦之女。生于中国大陆,长于台湾,后常住美国费城。留美之前,年仅21岁的叶蕾蕾就曾举办属于自己的个人画展。1963年,22岁的叶蕾蕾赴美留学,在宾州大学改研艺术创造。往后近三十年,叶蕾蕾任教于西切斯特和费城艺术大学。

 

1986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手了一个艺术改造贫困社区的项目,并先后创办两家非营利组织,第一家是美国北费城赫赫有名的“怡乐村” (TheVilla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怡乐村前身是一个破败、贫穷和犯罪充斥的黑人社区。从1986年开始,叶蕾蕾团队用了18年时间,带动社区居民参与,一共创建了17座园林,整理了200多块公园绿地,完全开放给大众。不仅是乡村公园和壁画,怡乐村真正的核心在于艺术项目中的社会功能,其中每个项目都指向特定的社会问题,都服务于人心的重建和社区的康复。

 

“Ile Ife Park”,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譬如,叶蕾蕾与附近的小学取得联系,在“怡乐村”整修后的教学楼里,为社区的孩子供提供特殊的教育项目,如写作、摄影、雕塑、舞蹈、戏剧、手工等课程。到2000年,接受过“怡乐村”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的孩子超过4000人,成年人超过300人;为帮助社区普片吸毒的问题,并疗愈因它受害人,叶蕾蕾通过与专业导演和剧本作者,链接编剧、排演等,创作了一出反吸毒的话剧,演员选自社区里的孩子,题材则来自社区。1991年,这出话剧在费城艺术大学首演,大获成功。总之,因为叶蕾蕾用艺术为社区赋能的努力,目前“怡乐村”已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社区建设组织,其活动包括:课后和周末计划、绿化土地改造、住房改造、剧院和发展中心。

 

2002年,利用北费城社区改造的经验,叶蕾蕾创建了“赤足艺人“这一国际组织,区别于其它NGO组织的一点是,“赤足艺人”是一个志愿者组织,几乎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叶蕾蕾主要是为特定项目筹资,项目的实现,则完全依靠链接志愿者和当地人民。通过这一组织,叶蕾蕾在全球多个贫困地区开展艺术工程,其中影响颇大的长期项目包括:在肯尼亚首都旁的贫民区,科罗戈霍(Korogocho)的社区转型项目、为期十年的卢旺达疗愈项目、北京蒲公英农民工子弟中学转型项目等。


北京蒲公英中学(一所为外来农民工子弟提供教育的学校)

 

在中国,破败社区如何改造,一直缺乏较好的解决方案,叶蕾蕾的亲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为此,乐见岛特意联系叶蕾蕾女士,通过深度专访,了解她如何带动社区居民和链接社会资源,把一个个贫困、破败之地,通过艺术的赋能,逐渐旧貌换新颜,实现社区的共同繁荣。

 

越是贫民区,可能越是创造的沃土

 

乐见岛君:我知道您本来是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从前可能并没有发现艺术可以助人即艺术向善。那么您“艺术向善”这一认知从哪得来?又是如何启动您的第一个室外艺术项目的?

 

叶蕾蕾:最初我没有“艺术向善”的想法,一切都是偶然。我一直只做艺术品,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名叫Arthur Hall 的舞蹈家。他的机构在北费城的贫民区,恰巧我是做室内花园的,他也知道,有一次看到我就说:“我有一块空地,就在我办公室的旁边,你可不可以帮忙做一个花园?”

 

那是1986年。我这人有点鲁莽,什么事没想好就答应,总是比较冲动。我就想:“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最初我以为这项目不大可行,因为要向省政府申请经费。没想到真申请到一些钱。可拿到钱之后,我还是不知该怎么办,因为我不会做,我本来在象牙塔,没做过室外艺术品,更没有到贫民区去做。那时我并没有想帮助人,只想把艺术品做出来。

 

我当时以为,这小小的空间应该不难吧?结果大出意外,空间并不小——后来有十栋房子因为太破旧,被市政府拆掉,突然从一个小空间,变成一个很大的空间和两面灰灰的墙。可经费还是只有那么多,这可咋办?我就去问专家,专家的答复是:“这事不能做,第一你是外来人;第二,孩子们会把你的室外作品都毁掉;第三,钱根本不够。”


建设中的公园,叶蕾蕾带领孩子一起创造


我很沮丧,真的想放弃了。我没想到帮助穷人,那时我没这种想法。结果就在挣扎的过程、质疑的过程中,我内心说话了。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虽然我在画廊做展览,也在大学教书,艺术生涯还算成功,可我总觉得若有所失,总不满足。这时我的内心就跟我说:“如果你没有勇气接手这工程,你就没有机会寻找你要的东西。没有勇气,内心的光就会被磨灭。”这话很有力量,很让我震撼。可我怎么办呢?我没有学过这个呀,那么大一块荒地,我根本不知怎么做。请我去的舞蹈家就提示我:你去找JOJO(全名Joseph Williams)这个人。我就去找。尽管JOJO没职业、没收入,但听说我是外来的,起初居然拒绝了我。我不甘心,最终说服了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这时帮我的只有他一个成人,整个社区的人都在笑话我们。我没有灰心,先争取孩子们的加入,因为孩子们没那么多偏见,而且好奇心强。我就买了沙子、水泥、扫把等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果然把孩子们吸引了过来。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就这样慢慢地做完了第一个工程。


冥想公园,为人们提供放松、反思和重新定居的场所。公园的焦点是平铺的生命之树。


我那个暑假这些非常有趣、非常有挑战性的经历,是我的艺术生涯中没有过的。我会常常回想起在贫民区的这段经历,就在上课的时候,许多影像也会涌上脑海,我就觉得,贫民区虽然荒芜,但有宝。虽然起初很多人对你不耻、不正眼看、不相信,但那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和艺术的规律做你想做的事,不受外界干扰,也不受自己内心欲望的干扰,像儿时玩耍一样地去探索、实验和制造。几年下来,尽管错误很多,总的看是在一步步改进,我们做的东西不仅别人没见过,我们自己也没见过。终于,在这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怡乐村”:从黑暗中创造光明

 

乐见岛:我们知道您所做的项目中, “怡乐村”颇负盛名,它的前身却是一个充斥着黑帮、犯罪、贫困的破败社区。请问您是如何一步步地实现这一惊人转变的?能具体讲讲这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吗?

 

叶蕾蕾:我在北费城一呆呆了18年,为什么那么久?因为那里可以创作的东西太多。那里的很多人都很有创造性,只是缺机会。但世人不知,蒙着眼睛就说这地方不好……,其实是我们自己蒙蔽了自己,实际上那里的创造性非常强。

 

比如,在那里我认识了big man(原名James Maxton) ,他是个大个子,有足足两米多高。他有20年的贩毒史,不但贩毒而且吸毒,把自己的身体摧残了,还破坏了社区的和谐。后来他走投无路,就投靠了JOJO。JOJO没有工作,但有一个住处。因为我做艺术公园,要做马赛克镶嵌,同时我还在大学教书为生,所以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刚好big man 没事做,他就来帮我。我教他做马赛克镶嵌。他从未学过艺术,没有任何的艺术训练,但他有时间,我就教他一块块地贴。

 

天使港


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镶嵌片工程是天使巷,在两面灰灰的墙上画天使。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充满了危险——偷盗、贩毒、卖淫、家暴等等,贫穷产生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谁能保护它,给它带去安宁呢?到底该用什么题材来装饰这空荡荡的墙呢?我想:那么就画天使吧!请天使來保护社区的每个成员。刚好我有本书,上面就有埃塞俄比亚(Ethiopian)的天使像。我就把它放大到2米7高,画到墙上。big man负责做镶嵌片。当地人看到这个一直贩毒、吸毒的人,做出来的天使这么漂亮,不禁交口称赞。big man一辈子没听过赞扬,很满足,有如枯干的心田迎来滋润的雨滴。他公开承认:“这感觉真好。如果叶蕾蕾明年能回来,我就有事做了,就不吸毒了。”

 

从此,big man一直帮我,我们一共合作了16年。在此期间,怡乐村很多作品是我设计,他执行,他手下四个助手都没上过艺术学校,都是从那个贫民区出来的,可他们做的东西,就是憨和厚重。这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但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团队共同创造的。团队作品越来越好,因为有太多东西可做。都说那个地方没资源,可我觉得那边的资源很多,尤其有很多无主空地。我们不只创造了一个花园,我们一共创建了十几个不同的艺术公园、绿地,还有一个树木场。

 


除了乡村公园和壁画,我们最重要的项目就是社会服务项目。我们和很多学校合作;我们也创作戏剧,每年都会演出一部本土题材的戏剧;因为社区环境变好,孩子们参与的活动多了,就需要教育设施,接着又给孩子们办周末和暑期学校,还有青少年的活动,训练他们怎么上大学、怎么找工作;成年人来了,就给他们工作的机会。

 

不止创作园林,我们还整修房子,我们整修了六栋破房,造了六栋新房子。考虑到当地人吃不好,连买新鲜菜的地方都没有,或者要跑很远才能买,我们又把一些破碎的地方改成菜园;后来我们又跟附近的大学合作,让他们走进社区,帮助社区居民学会怎么维护自己的健康。所以不但有新鲜蔬菜,还有保健节目;吸毒的人不是很多吗?big man自己戒毒后,借助他的经验,成立了每周三次的“戒毒人聚会”,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十年的时间中,帮助许多人度过生命的难关。


总之在我看来,艺术不僅是表达自己和可以卖钱为生的,也不限于抽象的理论。它是能改造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工具,它可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投入其中的人,都会发生奇妙的心理变化。而我做的是一种新的和多元的艺术品,纯粹从艺术角度,你看到的可能只是我作品40%的东西,其他60%是那无形但有生命力的能量,在社会层面,对参与者生命的转换,对社区形态的改观等等。所以我说,我的艺术工程就是一棵生命树。

 

卢旺达项目:用艺术抚慰伤痛

 

乐见岛:“怡乐村”的成就让您获得诸多荣誉。据我了解,不仅宾夕法尼亚州长亲自为您颁发“杰出艺术家”奖章;时任费城市长的斯特里特先生也亲自到“怡乐村”研究社区振兴的方法;全美的诸多社区工作人员、学者和艺术家去参观取经。您还被八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获得福特“改变世界领袖奖”,可为什么您还是离开了“怡乐村”呢?

 

叶蕾蕾:我为什么离开?因为我最喜欢做的是艺术工程,后来北费城的贫民社区演变成了“怡乐村”非营利组织,有很多员工,很多项目,我便从一个创作者,变成了一个协调者,整天去找关系、找钱、找资源……。结果到后来,我觉得我真想做的反而不能做。我真想做的还是到边缘地区,到最前线。后来“怡乐村”满18岁时,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为“怡乐村”得了一个奖,就是福特“改变世界领袖奖”。我就借此契机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使命,我真正想做事的地方。”我就创办了一个叫“赤足艺人”的国际组织,我想这样就可以随心所欲,遇到有机缘穷困的地方,我就可以单枪匹马的出击了。

 

“彩绘迷宫”,台湾花莲


可是真做的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我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非常好,你不需要刻意维持,只要有一个工程值得做,我一声喊,就会有人响应,队伍就成了。

 

除了有队伍,我还有架构,这很简单,就像大自然中一棵树,一种生命的成长。前提是做艺术工程时要有感觉。这感觉是不可以刻意制造出来,刻意制造的是工业品,工业品缺乏生命力。灵感必须当你受感动才会发生,其实就是生命对我们的呼唤。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受感动,可常常没有勇气和时间去静听它。当我们突发灵感,真正有感觉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要找一个空间去培育它。我通常是在边缘、破败的地方很有灵感,那种地方就是我的沃土。但如果是在成熟的大社区,受人瞩目,也不乏经济支持,那种地方对我来说限制和管束太多,不容易撒手自由的做。


在卢旺达打造大同世界的范本

 

乐见岛:那么在您离开“怡乐村”之后,又有哪些新项目?是否实现了您离开村子的目标?

 

叶蕾蕾:做的最深的项目是在卢旺达。这得从一个故事说起。

 

提到卢旺达,很多人会说:“不要去那里!那里危险!都是大悲剧,让人悲伤的大悲剧。”但对我来说,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我该去的。恰巧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听到一个卢旺达红十字会成员JeanBosco Musana Rukirande的演讲,主题是卢旺达大屠杀十年后,当地居民如何困苦。那时我刚好在肯尼亚有工程,要去肯尼亚。我被他的演讲感动,就去找他,说:我要飞到卢旺达看看,你来飞机场接我好不好?这完全是突发的灵感。没有计划,仅仅因为感动。我们两人就定下,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最终在Jean Bosco Musana Rukirande的支持下,我在卢旺达开展了为期十年的艺术转型工程。

 

卢旺达治疗项目


我的卢旺达项目,是在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有一百多家大屠杀的幸存者。我跟村民们一起创作,一起致力于疗愈工作。疗愈什么呢?很多村民被贫穷折磨,尤其因家人死于大屠杀而遭重创,这种情形下,怎么往前走?如何给他们带去希望?首先要让他们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以实际的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成果让他们看到希望。包括投入一批综合改造项目,比如为村民安装雨水收集装置、为所有家庭建基本卫生系统、带来日光能,启动小额贷款计划等等。也包括技能培训,比如缝纫、篮子编织、葵花籽油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组装、艺术和雕塑制作等培训;其次是心理康复。我跟他们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做了一个大屠杀死难者纪念公园,让他们可以通过追念亡者来抚平自己心灵的创伤。

 

这工程从2004年持续到2014年,整个过程动员了约100个女性单亲家庭、数百个幸存者社区的儿童、数十位从其他城市来的志愿者、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来的专家,以及从美国来的数十位志愿者共同参与。深耕终有收获,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阳能普及了,老人不再担心买不起煤气或电;更多的孩子可以夜间阅读和写功课;成人可以夜间工作;妇人在学会编织篮子等技能后,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换来更多的食物、肥皂等等,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小额信贷的出现,让村民有机会创业,并建造属于自己的新房子……。随着村庄的繁荣,村民们越来越看到希望,越来越有自信。疗愈工作卓有成效。

 

我一直向往大同世界,向往一种共享的繁荣,而不是少数人获利,几个资本家比99%的人拥有的财富还多。我想把这理想落实到具体的社区,我觉得,我在卢旺达的那个村子做到了。

 

蒲公英中学:用爱的马赛克拼贴希望

 

乐见岛: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让人感动。据我们所知,您在中国也有类似故事,比如您推动的北京蒲公英学校的转型。能否也介绍一下?

 

叶蕾蕾:北京蒲公英中学是从一个废弃工厂改建而成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我去那里,跟卢旺达故事一样,也从一次演讲发端。

 

一个偶然的机会,蒲公英校长郑洪听到我的演讲,就请我去蒲公英创作室外作品,改造蒲公英。学校建筑的墙面都可以是我的画布。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我在那里创造,可以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限制。而且我跟郑红一见如故,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哈佛毕业、要给在北京没有机会求学的农民工子弟创办一所中学的理想主义者。主要因为她的这个初心,在她起步的时候,我就去帮她。

 

孩子们在一起创作


但我在蒲公英不是单枪匹马,学校一直全程配合。创作中跟我过去的项目一样,我也尽可能调动社区所有成员参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怎么调动呢?蒲公英的孩子都是农民工子弟,来自乡村。他们背井离乡,到一个不熟悉、不友善的城市,不免要怀念故乡。我就让他们画乡土题材,画他们向往的故乡,画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的祖父母和家人,这就把他们的激情充分调动了起来。孩子们心里的话就通过画笔说了出来。师生一起画壁画,在创造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从环境到心灵的转换工程也就实现了。

 

总共用了五年时间,终于把蒲公英改造成了一个美丽的学校,一个经典的室外艺术作品。蒲公英有非常好的艺术老师,他们一直在努力推进项目;蒲公英的学生也很优秀,很有艺术上的天分。他们很有悟性和想象力;而且有一种粗旷、拙朴的本能。蒲公英学校改造的成功并非因为我是大师,而是我跟蒲公英师生互相激发、互相学习的结果。

 

后记

 

从北费城“怡乐村”的社区改造,到北京蒲公英中学,叶蕾蕾室外艺术的足迹,遍布北美尤其非洲、亚洲。她坚信,通过艺术,把破败地区改造成共享繁荣的社区,这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但可复制的并非形式,而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和方法。

 

叶蕾蕾将社区成员参与视为其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通过吸引更多人参与,以保障可持续性。其室外艺术项目通常始于与当地人合作,有一个集体愿景。在信任、赋权和放手的基础上去推进,最终通过扩展其它活动,如基础教育和在地经济建设,带来社区环境的改善、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社区居民对未来的希望。而在所有参与者中,孩子一直是主力军。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圣雄甘地的一句话:“我们要在世界上实现真正的和平,必须从儿童开始。”

 

叶蕾蕾用室外艺术为社区变革创造了无数可能性。如今她已近80高龄,但仍精力过人。笔者与她的沟通中,仍能感受到她对艺术修复破败社区的巨大热情。艺术的确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穷新的可能性,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具,可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修复人的心灵,进而修复一个一个社区,成为社会变革的支点。艺术改变命运,艺术改变社会,叶蕾蕾在用她的一生来证明。


(注:本文经叶蕾蕾教授本人审定)


乐见岛LE JIAN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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