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只要创造美，更要创造善，更要改变世界——艺术家叶蕾蕾自述
作者|张威威
采访人|叶蕾蕾
编按：普通人在破败社区看到的是荒芜和绝望，艺术家叶蕾蕾却独具慧眼，在破败社区看到的更多是重生的巨大潜力。破败社区于她反而是艺术创作和社会变革的沃土。她和她的团队从一个又一个破败社区出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社会问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艺术改变社会，艺术向善，叶蕾蕾无疑是身体力行者。
前言
叶蕾蕾，抗日名将叶佩高与夫人王岵嶦之女。生于中国大陆，长于台湾，后常住美国费城。留美之前，年仅21岁的叶蕾蕾就曾举办属于自己的个人画展。1963年，22岁的叶蕾蕾赴美留学，在宾州大学改研艺术创造。往后近三十年，叶蕾蕾任教于西切斯特和费城艺术大学。
1986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手了一个艺术改造贫困社区的项目，并先后创办两家非营利组织，第一家是美国北费城赫赫有名的“怡乐村” （TheVilla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怡乐村前身是一个破败、贫穷和犯罪充斥的黑人社区。从1986年开始，叶蕾蕾团队用了18年时间，带动社区居民参与，一共创建了17座园林，整理了200多块公园绿地，完全开放给大众。不仅是乡村公园和壁画，怡乐村真正的核心在于艺术项目中的社会功能，其中每个项目都指向特定的社会问题，都服务于人心的重建和社区的康复。
“Ile Ife Park”，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譬如，叶蕾蕾与附近的小学取得联系，在“怡乐村”整修后的教学楼里，为社区的孩子供提供特殊的教育项目，如写作、摄影、雕塑、舞蹈、戏剧、手工等课程。到2000年，接受过“怡乐村”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的孩子超过4000人，成年人超过300人；为帮助社区普片吸毒的问题，并疗愈因它受害人，叶蕾蕾通过与专业导演和剧本作者，链接编剧、排演等，创作了一出反吸毒的话剧，演员选自社区里的孩子，题材则来自社区。1991年，这出话剧在费城艺术大学首演，大获成功。总之，因为叶蕾蕾用艺术为社区赋能的努力，目前“怡乐村”已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社区建设组织，其活动包括：课后和周末计划、绿化土地改造、住房改造、剧院和发展中心。
2002年，利用北费城社区改造的经验，叶蕾蕾创建了“赤足艺人“这一国际组织，区别于其它NGO组织的一点是，“赤足艺人”是一个志愿者组织，几乎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叶蕾蕾主要是为特定项目筹资，项目的实现，则完全依靠链接志愿者和当地人民。通过这一组织，叶蕾蕾在全球多个贫困地区开展艺术工程，其中影响颇大的长期项目包括：在肯尼亚首都旁的贫民区，科罗戈霍（Korogocho）的社区转型项目、为期十年的卢旺达疗愈项目、北京蒲公英农民工子弟中学转型项目等。
北京蒲公英中学（一所为外来农民工子弟提供教育的学校）
在中国，破败社区如何改造，一直缺乏较好的解决方案，叶蕾蕾的亲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为此，乐见岛特意联系叶蕾蕾女士，通过深度专访，了解她如何带动社区居民和链接社会资源，把一个个贫困、破败之地，通过艺术的赋能，逐渐旧貌换新颜，实现社区的共同繁荣。
越是贫民区，可能越是创造的沃土
乐见岛君：我知道您本来是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家，从前可能并没有发现艺术可以助人即艺术向善。那么您“艺术向善”这一认知从哪得来？又是如何启动您的第一个室外艺术项目的？
叶蕾蕾：最初我没有“艺术向善”的想法，一切都是偶然。我一直只做艺术品，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名叫Arthur Hall 的舞蹈家。他的机构在北费城的贫民区，恰巧我是做室内花园的，他也知道，有一次看到我就说：“我有一块空地，就在我办公室的旁边，你可不可以帮忙做一个花园？”
那是1986年。我这人有点鲁莽，什么事没想好就答应，总是比较冲动。我就想：“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最初我以为这项目不大可行，因为要向省政府申请经费。没想到真申请到一些钱。可拿到钱之后，我还是不知该怎么办，因为我不会做，我本来在象牙塔，没做过室外艺术品，更没有到贫民区去做。那时我并没有想帮助人，只想把艺术品做出来。
我当时以为，这小小的空间应该不难吧？结果大出意外，空间并不小——后来有十栋房子因为太破旧，被市政府拆掉，突然从一个小空间，变成一个很大的空间和两面灰灰的墙。可经费还是只有那么多，这可咋办？我就去问专家，专家的答复是：“这事不能做，第一你是外来人；第二，孩子们会把你的室外作品都毁掉；第三，钱根本不够。”
建设中的公园，叶蕾蕾带领孩子一起创造
我很沮丧，真的想放弃了。我没想到帮助穷人，那时我没这种想法。结果就在挣扎的过程、质疑的过程中，我内心说话了。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虽然我在画廊做展览，也在大学教书，艺术生涯还算成功，可我总觉得若有所失，总不满足。这时我的内心就跟我说：“如果你没有勇气接手这工程，你就没有机会寻找你要的东西。没有勇气，内心的光就会被磨灭。”这话很有力量，很让我震撼。可我怎么办呢？我没有学过这个呀，那么大一块荒地，我根本不知怎么做。请我去的舞蹈家就提示我：你去找JOJO（全名Joseph Williams）这个人。我就去找。尽管JOJO没职业、没收入，但听说我是外来的，起初居然拒绝了我。我不甘心，最终说服了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这时帮我的只有他一个成人，整个社区的人都在笑话我们。我没有灰心，先争取孩子们的加入，因为孩子们没那么多偏见，而且好奇心强。我就买了沙子、水泥、扫把等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果然把孩子们吸引了过来。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就这样慢慢地做完了第一个工程。
冥想公园，为人们提供放松、反思和重新定居的场所。公园的焦点是平铺的生命之树。
我那个暑假这些非常有趣、非常有挑战性的经历，是我的艺术生涯中没有过的。我会常常回想起在贫民区的这段经历，就在上课的时候，许多影像也会涌上脑海，我就觉得，贫民区虽然荒芜，但有宝。虽然起初很多人对你不耻、不正眼看、不相信，但那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和艺术的规律做你想做的事，不受外界干扰，也不受自己内心欲望的干扰，像儿时玩耍一样地去探索、实验和制造。几年下来，尽管错误很多，总的看是在一步步改进，我们做的东西不仅别人没见过，我们自己也没见过。终于，在这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怡乐村”：从黑暗中创造光明
乐见岛：我们知道您所做的项目中， “怡乐村”颇负盛名，它的前身却是一个充斥着黑帮、犯罪、贫困的破败社区。请问您是如何一步步地实现这一惊人转变的？能具体讲讲这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吗？
叶蕾蕾：我在北费城一呆呆了18年，为什么那么久？因为那里可以创作的东西太多。那里的很多人都很有创造性，只是缺机会。但世人不知，蒙着眼睛就说这地方不好……，其实是我们自己蒙蔽了自己，实际上那里的创造性非常强。
比如，在那里我认识了big man（原名James Maxton） ，他是个大个子，有足足两米多高。他有20年的贩毒史，不但贩毒而且吸毒，把自己的身体摧残了，还破坏了社区的和谐。后来他走投无路，就投靠了JOJO。JOJO没有工作，但有一个住处。因为我做艺术公园，要做马赛克镶嵌，同时我还在大学教书为生，所以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刚好big man 没事做，他就来帮我。我教他做马赛克镶嵌。他从未学过艺术，没有任何的艺术训练，但他有时间，我就教他一块块地贴。
天使港
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镶嵌片工程是天使巷，在两面灰灰的墙上画天使。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充满了危险——偷盗、贩毒、卖淫、家暴等等，贫穷产生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谁能保护它，给它带去安宁呢？到底该用什么题材来装饰这空荡荡的墙呢？我想：那么就画天使吧！请天使來保护社区的每个成员。刚好我有本书，上面就有埃塞俄比亚（Ethiopian）的天使像。我就把它放大到2米7高，画到墙上。big man负责做镶嵌片。当地人看到这个一直贩毒、吸毒的人，做出来的天使这么漂亮，不禁交口称赞。big man一辈子没听过赞扬，很满足，有如枯干的心田迎来滋润的雨滴。他公开承认：“这感觉真好。如果叶蕾蕾明年能回来，我就有事做了，就不吸毒了。”
从此，big man一直帮我，我们一共合作了16年。在此期间，怡乐村很多作品是我设计，他执行，他手下四个助手都没上过艺术学校，都是从那个贫民区出来的，可他们做的东西，就是憨和厚重。这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但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团队共同创造的。团队作品越来越好，因为有太多东西可做。都说那个地方没资源，可我觉得那边的资源很多，尤其有很多无主空地。我们不只创造了一个花园，我们一共创建了十几个不同的艺术公园、绿地，还有一个树木场。
除了乡村公园和壁画，我们最重要的项目就是社会服务项目。我们和很多学校合作；我们也创作戏剧，每年都会演出一部本土题材的戏剧；因为社区环境变好，孩子们参与的活动多了，就需要教育设施，接着又给孩子们办周末和暑期学校，还有青少年的活动，训练他们怎么上大学、怎么找工作；成年人来了，就给他们工作的机会。
不止创作园林，我们还整修房子，我们整修了六栋破房，造了六栋新房子。考虑到当地人吃不好，连买新鲜菜的地方都没有，或者要跑很远才能买，我们又把一些破碎的地方改成菜园；后来我们又跟附近的大学合作，让他们走进社区，帮助社区居民学会怎么维护自己的健康。所以不但有新鲜蔬菜，还有保健节目；吸毒的人不是很多吗？big man自己戒毒后，借助他的经验，成立了每周三次的“戒毒人聚会”，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十年的时间中，帮助许多人度过生命的难关。
总之在我看来，艺术不僅是表达自己和可以卖钱为生的，也不限于抽象的理论。它是能改造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工具，它可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投入其中的人，都会发生奇妙的心理变化。而我做的是一种新的和多元的艺术品，纯粹从艺术角度，你看到的可能只是我作品40%的东西，其他60%是那无形但有生命力的能量，在社会层面，对参与者生命的转换，对社区形态的改观等等。所以我说，我的艺术工程就是一棵生命树。
卢旺达项目：用艺术抚慰伤痛
乐见岛：“怡乐村”的成就让您获得诸多荣誉。据我了解，不仅宾夕法尼亚州长亲自为您颁发“杰出艺术家”奖章；时任费城市长的斯特里特先生也亲自到“怡乐村”研究社区振兴的方法；全美的诸多社区工作人员、学者和艺术家去参观取经。您还被八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获得福特“改变世界领袖奖”，可为什么您还是离开了“怡乐村”呢？
叶蕾蕾：我为什么离开？因为我最喜欢做的是艺术工程，后来北费城的贫民社区演变成了“怡乐村”非营利组织，有很多员工，很多项目，我便从一个创作者，变成了一个协调者，整天去找关系、找钱、找资源……。结果到后来，我觉得我真想做的反而不能做。我真想做的还是到边缘地区，到最前线。后来“怡乐村”满18岁时，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为“怡乐村”得了一个奖，就是福特“改变世界领袖奖”。我就借此契机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使命，我真正想做事的地方。”我就创办了一个叫“赤足艺人”的国际组织，我想这样就可以随心所欲，遇到有机缘穷困的地方，我就可以单枪匹马的出击了。
“彩绘迷宫”，台湾花莲
可是真做的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我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非常好，你不需要刻意维持，只要有一个工程值得做，我一声喊，就会有人响应，队伍就成了。
除了有队伍，我还有架构，这很简单，就像大自然中一棵树，一种生命的成长。前提是做艺术工程时要有感觉。这感觉是不可以刻意制造出来，刻意制造的是工业品，工业品缺乏生命力。灵感必须当你受感动才会发生，其实就是生命对我们的呼唤。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受感动，可常常没有勇气和时间去静听它。当我们突发灵感，真正有感觉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要找一个空间去培育它。我通常是在边缘、破败的地方很有灵感，那种地方就是我的沃土。但如果是在成熟的大社区，受人瞩目，也不乏经济支持，那种地方对我来说限制和管束太多，不容易撒手自由的做。
在卢旺达打造大同世界的范本
乐见岛：那么在您离开“怡乐村”之后，又有哪些新项目？是否实现了您离开村子的目标？
叶蕾蕾：做的最深的项目是在卢旺达。这得从一个故事说起。
提到卢旺达，很多人会说：“不要去那里！那里危险！都是大悲剧，让人悲伤的大悲剧。”但对我来说，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我该去的。恰巧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听到一个卢旺达红十字会成员JeanBosco Musana Rukirande的演讲，主题是卢旺达大屠杀十年后，当地居民如何困苦。那时我刚好在肯尼亚有工程，要去肯尼亚。我被他的演讲感动，就去找他，说：我要飞到卢旺达看看，你来飞机场接我好不好？这完全是突发的灵感。没有计划，仅仅因为感动。我们两人就定下，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最终在Jean Bosco Musana Rukirande的支持下，我在卢旺达开展了为期十年的艺术转型工程。
卢旺达治疗项目
我的卢旺达项目，是在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有一百多家大屠杀的幸存者。我跟村民们一起创作，一起致力于疗愈工作。疗愈什么呢？很多村民被贫穷折磨，尤其因家人死于大屠杀而遭重创，这种情形下，怎么往前走？如何给他们带去希望？首先要让他们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以实际的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成果让他们看到希望。包括投入一批综合改造项目，比如为村民安装雨水收集装置、为所有家庭建基本卫生系统、带来日光能，启动小额贷款计划等等。也包括技能培训，比如缝纫、篮子编织、葵花籽油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组装、艺术和雕塑制作等培训；其次是心理康复。我跟他们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做了一个大屠杀死难者纪念公园，让他们可以通过追念亡者来抚平自己心灵的创伤。
这工程从2004年持续到2014年，整个过程动员了约100个女性单亲家庭、数百个幸存者社区的儿童、数十位从其他城市来的志愿者、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来的专家，以及从美国来的数十位志愿者共同参与。深耕终有收获，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阳能普及了，老人不再担心买不起煤气或电；更多的孩子可以夜间阅读和写功课；成人可以夜间工作；妇人在学会编织篮子等技能后，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换来更多的食物、肥皂等等，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小额信贷的出现，让村民有机会创业，并建造属于自己的新房子……。随着村庄的繁荣，村民们越来越看到希望，越来越有自信。疗愈工作卓有成效。
我一直向往大同世界，向往一种共享的繁荣，而不是少数人获利，几个资本家比99%的人拥有的财富还多。我想把这理想落实到具体的社区，我觉得，我在卢旺达的那个村子做到了。
蒲公英中学：用爱的马赛克拼贴希望
乐见岛：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故事，让人感动。据我们所知，您在中国也有类似故事，比如您推动的北京蒲公英学校的转型。能否也介绍一下？
叶蕾蕾：北京蒲公英中学是从一个废弃工厂改建而成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我去那里，跟卢旺达故事一样，也从一次演讲发端。
一个偶然的机会，蒲公英校长郑洪听到我的演讲，就请我去蒲公英创作室外作品，改造蒲公英。学校建筑的墙面都可以是我的画布。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我在那里创造，可以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限制。而且我跟郑红一见如故，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哈佛毕业、要给在北京没有机会求学的农民工子弟创办一所中学的理想主义者。主要因为她的这个初心，在她起步的时候，我就去帮她。
孩子们在一起创作
但我在蒲公英不是单枪匹马，学校一直全程配合。创作中跟我过去的项目一样，我也尽可能调动社区所有成员参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怎么调动呢？蒲公英的孩子都是农民工子弟，来自乡村。他们背井离乡，到一个不熟悉、不友善的城市，不免要怀念故乡。我就让他们画乡土题材，画他们向往的故乡，画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的祖父母和家人，这就把他们的激情充分调动了起来。孩子们心里的话就通过画笔说了出来。师生一起画壁画，在创造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从环境到心灵的转换工程也就实现了。
总共用了五年时间，终于把蒲公英改造成了一个美丽的学校，一个经典的室外艺术作品。蒲公英有非常好的艺术老师，他们一直在努力推进项目；蒲公英的学生也很优秀，很有艺术上的天分。他们很有悟性和想象力；而且有一种粗旷、拙朴的本能。蒲公英学校改造的成功并非因为我是大师，而是我跟蒲公英师生互相激发、互相学习的结果。
后记
从北费城“怡乐村”的社区改造，到北京蒲公英中学，叶蕾蕾室外艺术的足迹，遍布北美尤其非洲、亚洲。她坚信，通过艺术，把破败地区改造成共享繁荣的社区，这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但可复制的并非形式，而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和方法。
叶蕾蕾将社区成员参与视为其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通过吸引更多人参与，以保障可持续性。其室外艺术项目通常始于与当地人合作，有一个集体愿景。在信任、赋权和放手的基础上去推进，最终通过扩展其它活动，如基础教育和在地经济建设，带来社区环境的改善、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社区居民对未来的希望。而在所有参与者中，孩子一直是主力军。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圣雄甘地的一句话：“我们要在世界上实现真正的和平，必须从儿童开始。”
叶蕾蕾用室外艺术为社区变革创造了无数可能性。如今她已近80高龄，但仍精力过人。笔者与她的沟通中，仍能感受到她对艺术修复破败社区的巨大热情。艺术的确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穷新的可能性，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具，可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修复人的心灵，进而修复一个一个社区，成为社会变革的支点。艺术改变命运，艺术改变社会，叶蕾蕾在用她的一生来证明。
（注：本文经叶蕾蕾教授本人审定）
乐见岛LE JIAN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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