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世界首映」
那些曾经被反复品咂推翻又重来的剧本、那些开拍前难以入眠的夜晚、那些在拍摄中接踵而至的问题、那些在后期时与伙伴的分歧与争吵、那些在最后定稿递交作品时刻的郑重，都将在影厅灯光暗去的时刻沉淀，也在银幕亮起的时刻重生。
作为青年导演处女作的汇集处，FIRST每年都会承担部分影片的世界首映。但是对于一些青年导演来说，真正的“世界首映”发生在展映前夜——导演会提前来到放映厅，测试自己的片子。这将是一些导演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
试片时间有限，往往只有半小时左右。不少镜头被快进略过，时间留给最紧要和牵挂的镜头。面对这次“世界首映”，主创们会作何感受？他们对于影片满意吗？他们会回想到自己创作和拍摄中的故事吗？他们会想象明天首映后观众的反馈吗？
从一次试片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电影人关于自己作品所有的爱与怕。
试片过程的推进是以三分钟、五分钟为度量单位的，焦峰对这部时间跨度极长的影片熟稔于心，他反复调到的一个镜头，是一截乌色的枯木穿透青黄的水田。“这是片子当中比较标志性的场景，是很重要的节点。这个场景从我们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经历了11年，而且是在不同的季节拍摄的，所以我需要看看它在不同季节下颜色和亮度到底合不合适。”
十一年前，镜头定格下《牧牛童》里小演员羞涩的笑容 / 图源豆瓣
十一年过去。这部和短片《牧牛童》并列存在的长片依然选用十一年前的素人演员。他想，《水草长生》的主题没那么复杂，它跟土地、跟植物的生长、跟乡村生活有关。演员身上能有真实的对土地的热爱就足矣。
焦峰对《水草长生》的世界首映未报以明确的期待值：“可能大家看多了复杂的、闹心的事情，会想看一个简单的、让自己放空一下的东西。”
试片结束后，肖肖在奥斯卡影城外侧的空位上落座。他倾听时身体前倾，讲话时声音和缓。
“这部片子就像深山里的野果，比较独一无二。”他借用导演阐述里的形容来表达感受。“它遵从导演的生命体验，发自内心的那种生命体验。作为一个编剧，有些东西你自己没有亲历过或经历过，你其实很难去把它编造或者捏造出来。”
真挚的情感与独特的创作出发点是打动他参与制片的原因之一，另一重契机在于他和李崧鸣的约定：“导演是我师哥，又是我老乡，应该是很早以前，我跟他算是有个‘十年之约’，等他自己拍自己的长篇处女作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帮忙。”
李崧鸣（左一）和肖肖（左二）拍摄《故乡异客》时的工作照 / 受访者供图
肖肖的名字最终印在《故乡异客》海报的“制片人”后，他代替还未赶到西宁的李崧鸣调试声音和画面上的瑕疵，为电影里不同角色的人生百态而共情。
《故乡异客》的灵感来自导演的亲身经历，真实生活与虚构影像打破边界，产生交融。肖肖不愿意讲说太多个人性的主观看法。他希望观众们看片子的时候去自己体验，“因为每个人的观影感受都是独特的，我觉得不能用一种声音或者一种观点去定义他们”。
经过几秒的静默，银幕的光温柔地扑在杨洋的脸上，影片开始了。镜头从高处掠过西北小城的街道，路过那些曾经熟稔的街道和店铺，纳入画面的空间不断收束，直到最终定格于故事的主人公，故事要开始了。
这是副导演杨洋第一次在影院放映厅里观看《老郑》。他在2017年就加入这个电影项目，捱过了诸多困难，见证了片子从2020年开始开机、杀青、制作。导演团队在北京租了个地下室，买了一个投影仪和一块200块钱的幕布。每剪出一版，团队成员就挤在沙发上看。在这块120寸的幕布上，他们早已数不清不同修改版本《老郑》被放了多少遍。
奥斯卡影城2号厅，杨洋同联合出品人黄佳杰正在试片
在这次“世界首映”，他们不用挤在幕布前了——2号厅偌大空旷，全厅有450个座位，试片的人员只占了影厅正中的两席。杨洋一手拿着对讲机，另一只手托腮，身子前倾，全神贯注。杨洋试片时会反复观看一些镜头，期待又忐忑。他也还在尝试做着声音的微调：“您好，请问可以调到声量6吗？……再试一试7？”
面对明日的首映，忐忑是难免的。用杨洋的话说，“《老郑》是我们创作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步步走到现在，终于要来到观众的面前了。
《没问题》团队没有提前试片。
“DCP在制作的地方做过测试，我是25号晚上带着DCP过来的，片子放映被排到26号。时间还是挺紧张的。”导演蒋佳辰回忆起紧张的放映安排，一下子仰靠到椅背上。
尽管事先没有在奥斯卡影城2号厅的银幕上做调试，但首映当天的现场氛围让蒋佳辰感觉“没问题”，观影过程中观众四次自发鼓掌，笑声不时从软皮座椅四围响起。
“笑点”常常被视为喜剧片的效果期待，蒋佳辰却不想把《没问题》归类为刻板印象中的“东北喜剧”。他试图跳脱单纯利用东北方言制造直白笑料的套式，转而从人物关系和场面调度上下功夫，以便在浓郁的东北文化风格与个人表达之间达成平衡。
世界首映当天，蒋佳辰坐在观众当中，直面真实的现场反响
《没问题》是蒋佳辰的第二部长片，对照自己的前一部作品《寻狗启事》，许多趣味性的互文和倒置构成了隐藏版彩蛋，蒋佳辰觉得“发现的观众会会心一笑”。他并不认为电影需要提供确凿的答案，影片所探讨的代际冲突和家庭关系问题亦留出思考的空白。
《山河小叙》带来了一个三人试片团。
从晚上21:30开始，纷沓的脚步来来往往，银河欢乐影城1号厅的大门却始终紧闭。此时，《山河小叙》的主创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试片，外部人员都被婉拒入内。
直至深夜，制片人四娘、执行导演momo和演员牟睿妮才缓步而出。
《山河小叙》试片结束时，四娘和momo一站一坐，视线依然留在前方
这是一个意气相投的团队。按照牟睿妮的说法，《山河小叙》的剧组筹建是“有缘分的”，她因为王曦德导演的一句“如果这次不合作，以后就没有必要联系了”，毅然决然地排除不可抗力加入；momo仅仅与“老王”通了几次电话、见了一面，就定下来要一起拍片子。影片的另一位女主演英泽，同样与导演一拍即合，快速建立起了彼此的信任感。
《山河小叙》描摹了一幅关于女性生命体验的黑白长卷。作为剧组仅有的五名男性之一，王曦德未曾限制过其他创作者的个体理解和表达，他会去感受演员的语境，将之与角色结合。“量体裁衣。”四娘如此总结。
四娘认为导演理解女性、理解镜头下女性形象的方式“比较单纯”：“就是多感受家里的亲人朋友，多听她们说话，不要去主观地帮她们想什么事情、判断什么东西，少去先入为主地去思量事情”。创作团队并未框定自身于性别意识形态的判断与对诘下，《山河小叙》在悄然等待影像抵达观众的瞬间。
在这场真正的“世界首映”之中，导演们给予作品抵达观众前最后一遍审视。忐忑与期待是从始至终交织缠斗的两种情绪。但是当“试片结束，谢谢各位”通过对讲机传达到放映室的那一刻，我们知道这些青年电影人们是笃定的，是勇敢的。
他们正在把关于这部影片的释读权郑重地交付给观众。那些关于影片更多的可能性，抑或是可能出现的更加猛烈的赞誉或者对诘，都即将在次日的影厅中得到真正的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