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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那条铁链上的“锁”，全部解开了吗？
这是思维补丁的第676篇文章
很好听，推荐听听。
好久不见，想“口”你们了。
“开锁的钥匙，我们尚在寻找和锻造”
（一）
在众人运筹帷幄于为“乌俄战争”指明正确方向时，那场搅动徐州丰县的巨大风暴正逐渐平息。
现在看来，省级调查组介入后，所公布的关于“八孩女子事件”的第五份通报，或将是此事的“终版报告”。
除进一步还原“八孩女子”身份之外，第五篇通报给出了一份堪称丰县官场地震的追责名单，包括一把手在内的17名官员被问责。
当日看完这篇长达近6000字的通报，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读后手札：
“民众想要一个全面且彻底的真相，这不仅仅包含小花梅一生的颠沛流离，还包括千千万万个和她一样的被拐人生。
公众期待的是一场事关人权和女性尊严的风暴，一场能够搅动徐州历史台账的风暴。”
正是基于这样的公众情绪，针对此案的追问和讨论余音仍在，虽然声音渐稀，但竟意外地呈连绵不绝之势。
而细观第五份通报所给出的调查结论，也的确残存很多关键的法理和细节缺陷。
通报中一个极为撕裂的呈现，来自于董某民和一众被追责官员的强反差“结局”。
丰县领导班子经历了大换血般的地震，而对董某民的罪行追问，则以轻描淡写地概括未及深究，董某民的主要罪行竟只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
虐待“家庭成员”？
比对小花梅悲惨的前半生，“家庭成员”这个身份标签，无疑是刺眼的。
是的，我还是想称呼她为小花梅。那个调查组核查认定的云南女孩称谓，而不是董家“强加”给她的新名字。
人们本来期望，小花梅身上诸多“非法标签”能够一一得以澄清和还原，比如她那被伪造的丰县户籍，比如那张并不合规的结婚证，比如这段明显畸形的婚姻关系……
但“家庭成员”这一用词，以隐晦的方式宣告了当地对小花梅命运的“定性”：
纵然这个少女当初是被拐卖至丰县，纵然20多年来她遭受百般羞辱摧残，纵然她的户籍和婚姻关系全系非法途径造就，但她仍是董某民的“家庭成员”，转了一圈，锁链下的八孩母亲，竟被真的默认成为“购买者”的“妻子”。
“家庭成员”这个用词的引申意义，无疑会令当代女性感到脊背发凉。
某个男人通过拐卖、监禁的途径占有一个女人后，无论是铁链囚禁还是身心凌辱，甚至在女人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以近乎每年诞一子的高频孕产发泄自己的兽欲后——
他被追究的仅仅是“虐待家庭成员”。
有网友在微博上写道：
“如果董某民都能被定义为小花梅丈夫的话，那黄世仁也就是喜儿的丈夫了”。
（二）
面对这样的身份厘定，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便会尴尬呈现：
小花梅今后的人生何去何从？待她病情好转之后，是继续回到那个曾经用锁链束缚她的董家吗？
待她的“家庭成员”董某民出狱之后，小花梅是不是依然要以“妻子”的身份留在他身边继续献祭？
对小花梅非法婚姻的漠视，或许有着某种实用主义的考量——当风暴止息，面对这样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谁能继续承担起照看、监护她的责任？
面对这样一个可能会延宕数十年之久的“沉重负担”，将她再次推脱给董家，显然是最省事最简单的决策。
当然我相信，无论是“家庭成员”的身份定位，还是小花梅可能继续回归董家的未来结局，都会有人鼓掌叫好。
毕竟，此前仅仅是舆论试图掀开丰县尘封的这本历史欠账，就有人高呼“使不得”了：
他们的逻辑向来实用得可怕。什么法律，什么尊严，什么权利，有那么重要吗？
升斗小民，可不敢给上面添麻烦，咱能有口饭吃就够了。
李子暘不是屙过这么一句话嘛：
“你要自由做什么？”
什么生物能摆出这样的姿态？
我的诊断是在长期媚权的心态下，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退化成了一具精神侏儒，同时这侏儒身上又混杂着不自知的犬儒主义。
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批评都是不合时宜的，所有追问都是阴阳怪气的，所有的反思都是别有用心的。
无论是面对权力的倾轧，还是面对他者的剥削，万般苦难都只能仰天感叹一句：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三）
我想说的是，上面这样畸形的逻辑，除了代码为傻逼的DNA疯狂进化之外，其实也源于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长期无人回答：
一个父母双双离世，没有谋生能力的女性精神病患，除了再次回归到那个曾物化她、禁锢她、欺辱她的“家庭”之外，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们事实上面对的问题是，当下我们对特殊人群、特殊困境下的孱弱者，仍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力救济制度。
譬如小花梅一案，不仅仅是她未来在董家的去留问题，诸如婚姻合法性这样疑问，小花梅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她自己无法否定这段婚姻，那就没有其他人站出来代她否定吗？
缺席的，除了完善的公力救济，还有媒体对此事的普遍沉默。
面对小花梅的悲剧人生，央媒记者孙鲁威堂而皇之地写道：
“难道不正是这种‘集体沉默’形成的态度等来了事件出现新的转机？”。
孙老师这句话问得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令人深省了。
主流媒体对明星失德重拳出击，但面对一段真正惨淡的人生，面对一场真正残酷的剥削，面对一种持久而晦暗的地方恶习，却都一个个当起了“乖孩子”，一起沉默地等待当地给出的“权威通报”。
谈及媒体凋零，调查记者的黯然离场，此间已有太多深刻文章，我就不再辅以赘言。
我想说的是良性媒体业态对地方政府的潜在裨益。
其实很多舆论风暴的形成，在于当下公共对话空间的“坍塌式萎缩”。
媒体，本应该作为连接公权力和公众之间的那座可信赖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作用不仅仅是沟通。
表面上，媒体扮演着一个政府并不喜欢的“刺头”。它发现问题，提出质疑，输出批评——但在深陷舆情危机的关键时刻，良性的媒体业态却能够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
好的媒体是社会情绪的减压阀，是公众怒火的冷却剂。
在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之中，政府本不必站出来回答所有问题，对于身处风暴中心的官员们而言，这也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回答所有问题也同时意味着：
你必须要接受所有的质疑。
而质疑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回答者纵是诸葛在世，也无从招架，更不可能让所有的提问者都得到满意的答案。
而媒体平素所扮演的那个不受欢迎的质疑者形象，在关键时刻，它所提出的正确问题和尖锐批驳，反而能及时有效地排解、疏导公众情绪，在负面事件所引发的舆情怒火中，引导公众进行理性、建设性的思考。
反之，争议事件下媒体的普遍沉默，一定会加剧公众对公权力的猜忌和愤懑：
“他们一定是想掩盖和隐藏什么”，诸如此类的暗语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公共情绪。
对社会关切的重大争议性问题，媒体或沉默，或高举正能量大唱赞歌的结果，就是公众胸腔中积聚的骂声会越来越响亮。
如果丰县的第一篇错漏百出的通报发布之后，媒体能够全面介入调查采访和提问，在群情激奋下，媒体以第三方的独立视角，追溯拐卖妇女的历史欠账，梳理小花梅的人生经历和其中暗含的犯罪事实——
这起并不复杂的案子，何须惊动省级调查组，连发五篇通报？
在媒体的诘问和批评声中，公众愤懑的情绪得以纾解，在事实和真相的不断披露下，舆情风暴也不会越卷越烈，丰县和徐州可能不至于落到如此被动的局面。
他们原本想通过搪塞糊弄而保住的“乌纱帽”，却有可能真的在媒体尖锐的追问和批评下，以“真诚道歉、深刻反省”的姿态得以保全。
毕竟，相对于官员落马，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事情得以真正解决。
（四）
丰县铁链下的八孩母亲，造成了公众视野的一次“危险的回眸”。
人们猛然发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窗外，在5G信号的辐射下，在拥挤逼仄的北上广深之外，尚有一片辽阔的，远超人们想象的“陌生土地”，明晃晃地矗立着许许多多晦暗又残忍的人生图景。
小花梅是不幸的，但在舆论的聚光灯外，她又是幸运的——
面对千千万万的被拐女性，小花梅因为那条刺眼的铁链，意外获得了公众空前的关注，并最终撬动了省部一级的联合调查，为自己悲怆的前半生画上了一道相对安稳的破折号——
她此后至少能够获得较为体面的生存空间。
这样的“幸运”，可以说是意外中的意外。相比之下，此前曝光的丰县另一位被拐妇女，在财新一篇“已入院治疗”的报道后，再无后续，已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她那位同样涉嫌买卖妇女的丈夫，相比之下要比董某民“幸运”得多，至少在新闻中，我们尚未发现钟某仙“丈夫”被警方刑拘立案调查的通报。
小花梅的悲惨人生，固然有其特殊身份背景下的偶然性，但我们也应该正视，在很多早已脱离贫困的乡村，人们思想观念中的麻木、冷漠和对法治、人权与尊严的理解，仍处于“最低贫困线之下”。
在个案之外，目光所及，我们仍面对着一片晦暗不清的历史迷雾，它偶尔所坦露出来的残酷图景，可以轻易击碎我们对文明的天真想象。
小花梅的苦难，恐怕只能算是众多被拐女性命运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注脚，在她们所寄身的那片土地之上，无数的她和她，恐怕仍处于“非人”的状态。
风暴过后，小花梅仍被留在丰县，虽然脖颈上那刺眼的锁链被摘掉了，但看起来，她仍然很难走出那片持续伤害她20多年的“旧地”。
而在这间挤满了大象的房间里，我们都清楚，现实中那条无形锁链上的“铁锁”不止一把，而开锁的钥匙，我们尚在寻找和锻造。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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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慧超，前媒体人、资深品牌公关顾问
作家，已出版《这个世界不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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