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鲜肉”现象研究：基于性别权力的视角 | 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导读
本栏目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CSMR）独家推出，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网站，社媒领域重磅研究学术观点为你一键呈现。每月更新，干货精选，和你一起，关注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2017年——
国 内
“小鲜肉现象研究”：基于性别权力的视角
从“工友”到“他们”：建国以来特大事故对象指称词的变迁（1949-2016）
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个案研究
政治的幻象：时政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与困境
在场与互训：微信群与乡村秩序维系——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考察
因袭与重塑：移动传播时代的新闻视听语言特征研究——以三大央媒两会短视频报道为例
网络直播间：新部落的建构及其亚文化特征
礼物、娱乐及群体交往：网络视频文化与公共性考察
公共危机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参与动机与行为研究
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结构的乌托邦
风险与成本的权衡：社交网络中的“隐私悖论”——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为例
计算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新闻学研究：挑战与机遇
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
全文本视野下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特征——以“上海发布”为例
数字体验主义：基于社交网络的青年群体生活风格
国 外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Still an AgendaSetter: Traditional New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Low to High Choice Media Environments）
分众时代？——基于多国家、多平台的新闻媒体受众研究（Are News Audiences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 Cross-National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oss-Platform News Audience Fragmentation andDuplication）
新闻报道对公众民粹主义的极化影响——基于对四个欧洲民主国家小组调查的研究（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News Coverage on Populist Attitudes in thePublic: Evidence From a Panel Study in Four European Democracies）
关于希腊新闻博客与主流媒体差异的框架分析（News blogs versusmainstream media: Measuring the gap through a frame analysis of Greek blogs）
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价值——新闻机构在Facebook上的应用（News values on social media:News organizations’ Facebook use）
对话重生：以色列报纸上写给死者的信（CommunicativeResurrection: Letters to the Dead in the Israeli Newspaper）
整理 | 勾
编辑 | 珲哥
国内
一、 “小鲜肉”现象研究：基于性别权力的视角
影视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的“小鲜肉”现象已经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议，将“小鲜肉”放置在性别权力的视野内，便得到了一个充满性别角力的图景。
该文以性别权力的视角切入， 33 44538 33 14987 0 0 1168 0 0:00:38 0:00:12 0:00:26 3413溯了身体作为社会身份建构和社会文化再造的载体的历史，并从作为被身体审美的“小鲜肉”、作为被女性化了的“小鲜肉”、作为理想化婚恋对象的“小鲜肉”和作为不断自我形象打造的“小鲜肉”四重维度来看“小鲜肉”的基本特征。
该文认为，“小鲜肉”是性别权力和大众媒体共同建构的综合社会文化现象，在性别权力的视角下，“小鲜肉”不仅是娱乐业所推出的一种消费产品，也不仅是一种新的身体审美产物，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成果，蕴含着跨越两性的权力、知识、意义和欲望。“小鲜肉”在当今的集中出现和走红，且拥有更集中、鲜明的阴柔特质，反映了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在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掌握了经济独立的女性通过消费表达了自己对男性的审美需求，而“小鲜肉”正是主动迎合这些需求的产物。
尽管“小鲜肉”的流行可能导向文化危机，但也要注意到这是整体社会审美取向中的一个局部现象，显示了这个时代性别审美的多样化状态。
※潘桦，李亚.“小鲜肉”现象研究：基于性别权力的视角. 现代传播.2017年第9期：80-84.
二、从“工友”到“他们”：建国以来特大事故对象指称词的变迁（1949-2016）
该文以新华社对建国以来所有一次性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大事故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事故不幸者指称词的千字词频（每千字中的出现频率）分析，考察该群体在1949-2016年近70年间的形象变化，这同样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权力秩序和文化结构。
研究对搜集到的563篇关于35起事故的新华社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事故对象指称词的词频变化呈现出明显而统一的趋势。
>> 1950年代事故中死伤者统称为“工人”“工友”，事故对象的个体身份被阶级身份所压盖，其个体错误也被阶级身份的正确所覆盖，体现了阶级斗争工具化；
>> 发生反右、文革和四人帮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大事故的存档数有10期，但相关的事故报道却为零，事故中的不幸者在历史中成为不可见的死亡，体现了政治斗争空白化；
>>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出现了对国家共同体和精神凝聚力的强烈需求，这一时期的事故被自然化、天灾化，高频指称词变为“灾民”“受难群众”；
>> 1990年代开始使用更中立性、技术性的词汇“伤者/伤员”“死难者/遇难者”，表现天灾和人祸逐步分离，灾难和事故开始区别开，不再共享符号指称体系，同时构建出了事实告知——援救指示——责任认定——处理正法的庸常化事故报道程序。
>> 新世纪以来，事故对象指称词从“伤者/伤员”“死难者/遇难者”扩展到“幸存者”和“家属”，显示出多元化和人性化的倾向，以及人性立场下的他者化等明显的阶段性变迁。
※闫岩,邹雪雯. 从“工友”到“他们”：建国以来特大事故对象指称词的变迁（1949-2016）.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8期：38-54.
三、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个案研究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发生于1982年一场外交风波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一“记忆之所”的修建，而纪念馆中渐次出现一系列遇难者数字标识，交织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数字标识网络。
该研究以“场所作为集群”为理论视角，运用田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档案等多种经验材料，集中考察构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其中一种独特的集群元素：遇难者数字标识。馆内设计了多处遇难者数字标识，研究者通过考察这些数字标识和它们所置身其间的微观集群的特定物质性及其空间界定与区隔功能，它们生产出的话语及其隐喻机制，以及它们激发或容纳的记忆实践及其脚本效果，认为这些数字标识承载或物化了一组记忆话语，激发或容纳观众、讲解员和导游等各种行动者特定的记忆实践或展演，围绕数字标识的记忆工作成为凸显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黄顺铭. 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个案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第8期:15-37+126.
四、政治的幻象：时政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与困境
在媒介化政治时代，政治运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传播”的过程，政治本身则变成一种媒介化经验。新媒体的出现，深刻重构着政治传播的内容。
该文以《新京报》“政事儿”和《人民日报》“侠客岛”为研究对象，以2015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15日为取样周期，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样本的报道框架、话语来源、报道立场、报道方式等方面进行统计，结合对受众反馈的分析，探讨这两个时政类的传播模式。
研究发现，“政事儿”和 “侠客岛”二者的传播模式分别延伸了母报的市场主义和宣传主义。在处理政治传播与新媒体语境的关系上，二者分别代表了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传播模式。然而，前者的个人化、软化以及有限的“权威—无序”模式等特征使其远离政治；后者的宣传本位则体现鲜明的工具理性特征。这同时也体现了新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两难困境，即如何维持获得受众与传播政治之间的平衡。
※吴飞、龙强.（2017）. 政治的幻象：时政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与困境.现代传播.2017年第7期：26-30.
五、在场与互训：微信群与乡村秩序维系——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考察
随着现代性对乡村产生深刻影响，村庄逐渐“原子化”、“离散化”，正在面临失序，移动互联网进入乡村，微信群成为了村庄新型公共空间，为这类村庄社会秩序维系带来了可能。
本文以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城关镇冯村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观察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详细了解了冯村“冯家大院”微信群自建群以来村民的互动情况、表现行为和态度认知。
研究者发现，村民通过微信群从不同地域的现实空间走向网络公共空间，经过长期互动形成了合作场域，在其中进行问题剖析、社区学习、舆论监督、加强邻里关系、开展媒介动员等一系列活动，实现了“离散化”村庄的再次聚合，将“半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会”。微信群中的在场和互训是关键因素，村民通过集体的虚拟在场和互相规训再造了“公共人”，从而维系了乡村秩序。
※牛耀红. 在场与互训：微信群与乡村秩序维系——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考察. 新闻界，2017年第8期: 2-9.
六、因袭与重塑：移动传播时代的新闻视听语言特征研究——以三大央媒两会短视频报道为例
新闻的视听语言在移动传播中呈现何种特征，是探究移动时代传播规律的重要议题。该文试图对视听语言的特征进行探索性研究，并通过播放量数据来探讨视听语言的特征与收视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该文选取了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在其主要微博账号发布的2017年全国两会短视频报道为研究对象，在大数据背景下获取实际观看数据，对视听文本与观看数据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传统的电视新闻生产的惯性尚在移动平台延续，短视频新闻对收视有着正面影响的大部分形式，但由于移动媒体的特有性质，奠定于电影时代、在电视新闻时代被认为对受众意味着具有吸引力，或者彰显新闻专业性的大部分视听语言要素，对移动端的实际收视并不具有正面效果，有些甚至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张梓轩，梁君健.因袭与重塑:移动传播时代的新闻视听语言特征研究——以三大央媒两会短视频报道为例. 新闻大学. 2017年第5期:52-60.
七、网络直播间：新部落的建构及其亚文化特征
2016年是直播元年，映客、熊猫、斗鱼等直播APP吸引了大量素人开启直播，网络直播间里的打赏动辄百万千万。如何对这样的新文化现象进行学术研究呢？
该研究以映客直播平台的5个直播间为观察分析对象，通过在线参与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从场景、主体和关系三个角度来分析网络直播间作为一种新部落的建构方式，以及部落中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表征和精神气质。
该文认为，网络直播间是一种网络新部落的在线场景，网络主播以身体传播获得在场意义和彼此认同，而弹幕社交和打赏行为则是新部落虚拟人际关系的主要建构方式。同时，直播间作为一种新的亚文化部落，也可以发现其明显的“景观”“疏离”和“抵抗”等亚文化精神气质，但这种“抵抗”是微弱的，可以视之为“寻求认同”，是青年人希望获得社会认同感，或者是一种自我身份确认的表现，并不对主流文化发生强有力的挑战。
※张宁、苏幼真.网络直播间：新部落的建构及其亚文化特征. 现代传播.2017年第10期：128-132.
八、礼物、娱乐及群体交往：网络视频文化的公共性考察
新媒体与日常生活的深度勾连推动"娱乐"日益成为形塑互联网公共实践的重要力量。该文选择线上娱乐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视频服务作为研究对象，透过对网络视频文化的考察，聚焦影像消费中出现的“礼物”这一核心符号，探索网络视频在娱乐生产及其衍生而出的参与模式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公共性意义。
该研究发现，礼物交换既赋予了用户特定的私人回报，又成为人们用以扩展群体性社交网络的手段。融媒环境的身份流动使得个体超越“赠礼者”的单一身份，曝光在相对多元的信息网络之中，延宕出更多公共交往意涵。与此同时，礼物本身成为娱乐生产契约精神的一部分，维系着基本的共同体体系。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结构影响，线上成员的组织行动实际被吸纳进入一整套公共领域秩序，社群既需与现实外部权力进行互动，又发展出相应的内部治理逻辑。
※王昀.礼物、娱乐及群体交往:网络视频文化的公共性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年第9期：61-78.
九、公共危机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参与动机与行为研究
近年来的公共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参与动机与行为已成为公共危机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该文探讨了公共危机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参与动机结构及其对参与行为的影响。
该研究通过对627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和对25名社交媒体用户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参与公共危机传播的动机主要有信息、公共、社交、共鸣和宣泄动机；信息、公共和社交动机对公共危机信息获取和生产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宣泄动机正向影响公共危机信息生产行为；共鸣动机负向影响公共危机信息获取和生产行为。
※薛可，余来辉，余明阳.公共危机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的参与动机与行为研究. 新闻界. 2017第9期:55-62.
十、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
新闻业到底是不是一项“专业”，新闻从业者是否天然拥有某些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而区别于普通公民？它是一种关于新闻生产模式的理想主义的设计，还是新闻从业者的权宜之计，亦或是新闻从业者的策略意识？在新媒体技术告诉发展的今天，人人都是记者，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这都是这篇文章想要探讨的问题。
该文梳理了新闻专业主义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前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旨趣，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社会专业化运动的一部分，但新闻业与律师、医生、护士以及会计等行业虽然有想通指出，但新闻专业从事的是文化产业，经营的是精神产品，无论是生产难度和重量性的的衡量，还是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的判断，都远没有其他那些专业性的行业更具操作性，因此新闻专业主义注定难以实现，它实质上时文化精英建构的乌托邦。
尽管如此，新闻专业主义仍有社会价值，因为它至少表现了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对媒体角色的期望和对新闻从业者的期许，而这一理论操作性的各项指标也确实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社会判断一家新闻媒体优劣的标准，也成为新闻从业者追求的目标。
在媒体技术和媒体环境快速更迭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应以流动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新闻专业主义，要看到它的不足与乌托邦的意味，也要看到它的坚守，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扬弃与再造。
※吴飞、龙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第9期：5-25.
十一、风险与成本的权衡：社交网络中的“隐私悖论”——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为例
该文基于2016年《上海市大学生微信使用与隐私保护行为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上海大学生使用手机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时的利益评估、风险评估、自我效能感与隐私保护行动成本评估，如何影响他们的隐私关注度以及相应的隐私保护行为。
保护动机理论是此研究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在面对风险或者威胁时，人们会权衡利弊，产生一定的自我保护动机，进而采取应对行为。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了两个问题：社交网络隐私风险感知、利益感知、自我效能感对上海大学生使用手机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隐私关注度的影响如何？社交网络隐私保护成本评估对上海大学生使用手机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中隐私关注度与隐私保护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如何？
研究结果显示：对社交网络隐私风险的评估影响大学生使用使用手机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时的隐私关注以及相应的保护行为，利益评估和自我效能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即当大学生认为使用微信移动社交应用的风险越高时，他们的社交网络隐私关注度越高；并且，当感觉隐私保护行为成本较低时，社交网络隐私关注度高的大学生才会采取一定的隐私保护行为。
※申琦. 风险与成本的权衡：社交网络中的“隐私悖论”——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为例.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年第8期：55-69.
十二、计算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新闻学研究：挑战与机遇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计算社会科学时代，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和研究范式给传统新闻学研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计算社会科学从数据、计算方式、网络科学理论等多个层面丰富了新闻学研究。
该文梳理了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总结了几个代表性成果，例如Dzogang等人使用美国和英国从1836-1922年的新闻数据分析了人类行为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分析三万多天里的五万条时间序列，发现2%的词具有较强的周期性。文章认为，计算社会科学从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提供了工具和方法、提供了更多创新理论的可能性。
该文最后讨论了作为计算社会科学分支之一的计算传播学的定义，即计算传播学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分支，主要关注人类传播行为可计算的基础问题，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分析、数据科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或法则，并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以及基本原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到新闻学研究、数据新闻和计算广告等场景。
※王成军.计算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新闻学研究：挑战与机遇. 新闻大学. 2017年第4期：26-32.
十三、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以社交网络为主导的突发危机非官方传播中，部分正能量信息不仅是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而且构成一个兼具道德性、认知性、情感性和行为性的概念。在不同类型的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分布和演化是否变化，受什么因素影响，是该研究探讨的问题。
该研究基于“社交媒体的危机信息传播模型（SCCM）”，对自然危害、公共卫生、事故安全、民生司法四种不同类型突发公共危机的微博信息文本挖掘，从非官方正能量信息在道德性、认知性、情感性和行为性四个维度传播进行统计分析，有以下几点发现：
>> 危机信息的真实性、信息蕴含的积极情绪、官方媒体的参与度和危机事件中责任归因的明确性是影响非官方正能量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危机信息的真实性和官方媒体的参与度对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道德性、认知性维度传播影响作用最大；信息蕴含的积极情绪对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情感性维度传播影响作用最大；危机信息的真实性对行为性维度传播影响作用最大。
>> “危机事件属性”下同类危机的发生频率和“媒介参与属性”下社交网络用户的参与度并未对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形成与扩散产生显著影响。
※薛可，何佳，山峰. 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 新闻大学. 2017年第4期:95-109.
十四、全文本视野下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特征——以“上海发布”为例
2011年以来，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的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几年的发展，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编辑方针和传播特征也呈现了新的变化。
该研究通过大数据挖掘，采集了2011年11月28日至2016年3月3日间“上海发布”微博、微信账号发布的35925条文本内容，全文本分析了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特征。
研究发现，政务新媒体兼具政府公共服务属性和社交媒体属性：传播议题主打民生类、服务类信息；微信与微博相互补充，发布频率与用户行为息息相关；微信版面价值梯度效应形成；内容呈现幂律分布且与民生密切相关，内容生产开始类型化；标题生产摆脱传统规则等。
※王玲宁,禹卫华. 全文本视野下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特征——以“上海发布”为例. 新闻界，2017年第9期:27-31.
十五、数字体验主义：基于社交网络的青年群体生活风格
社交网络作为数字社会的重要表征，对青年群体文化产生形塑作用，成为构建生活风格的载体，强化并加速了“体验主义”世界的到来。
该研究关注青年群体社交网络的呈现与生活风格之间的关系，通过滚雪球抽样，采用深访及社交网络自述的方式进行研究，分析了社交网络中“场景”与“空间”的拼贴；信息发布与文化消费；以及以“有趣”为核心的“体验主义”生活风格。
研究发现：青年群体通过社交网络实践，营造了一种兼具图像性、连接性与体验性的数字体验主义的生活风格，这是一种崭新的带有鲜明代际文化色彩与数字空间趣味的生活风格。数字体验主义有可能打破旧有的以阶层、消费划界的社会区隔并建构新的区隔，体现了青年文化的能动性及影响力。
※朱丽丽,李慕琰. 数字体验主义:基于社交网络的青年群体生活风格. 新闻记者,2017第9期:34-42.
国外
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Still an Agenda Setter: Traditional New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Low to High Choice Media Environments）
由于媒体环境的巨大变化，传统媒体的相关理论受到质疑，议程设置理论亦是其中之一，但这篇文章说，从新闻媒体作为议程制定者的影响力并未减弱。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和调查问卷等方法，基于1992 – 2014年这23年间的瑞典新闻内容和公众意见数据，对新闻媒体在12个公共议题（气候、环境、恐怖主义、战争和国际冲突、经济危机、失业、移民、税务、房屋、教育、养老、医疗）上设置议程的效果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鲜有证据支持“传统新闻媒体作为议程制定者的影响力已经减弱”这个假设，以下这张图是媒体抛出议题（Media issue signals）和公众关注度（public concern）（%）之间的统计关系：
这是标准化后的结果：
这两张图表明，在气候和失业问题上，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度之间一直是强相关；在税收和医疗方面，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一直不明显；而在其他8个公共议题中，这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一般。
通过这样一个对12个公共议题在23年期间长时段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证明，尽管当今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大众有更丰富多元的媒体选择（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个别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的确在减弱（研究中涉及的一家传统媒体Dagens Nyheter）但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的议程设置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且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反应比90年代低选择度（low-choice media environment）的情况下更为积极。
※Djerf-Pierre, M. and Shehata, A. (2017), Still an Agenda Setter: Traditional New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Low to High Choice Media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 733–757.
二、分众时代？——基于多国家、多平台的新闻媒体受众研究（Are News Audiences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oss-Platform News Audience Fragmentation and Duplication）
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否宣告我们进入了分众时代？是否意味着看电视的不看报纸，看报纸的不看网媒？这份研究给的答案是，NO。
该研究基于路透社在2016年的调查数据，并在网上发放了超过50000份调查问卷，最终对6个国家的多种媒体平台（包括纸媒、电视和网媒等）进行受众分析，得到了一下结果：
在上图中，节点阴影由媒体类型决定，节点大小由媒体的触达人群规模决定。
通过分析发现，新闻受众的重复程度比想象中要高，但在不同国家这个比例不同，在丹麦和英国，由于新闻媒体集中化、传统媒体强势等原因，碎片化程度要低于西班牙和美国，媒体密度也更低。
在媒体选择多元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不支持受众碎片化的观点，其中，网络媒体受众的重复度要高于线下媒体，当然不同国家的媒体集中程度和媒体使用习惯不同，具体情况会不太一样。
※Fletcher, R. and Nielsen, R. K. (2017), Are News Audiences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oss-Platform News Audience Fragmentation and Dupl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 476–498.
三、新闻报道对公众民粹主义的极化影响——基于对四个欧洲民主国家小组调查的研究（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News Coverage on Populist Attitudes in the Public: Evidence From a Panel Study in Four European Democracies）
近年来，民粹主义势力在越来越多国家抬头，有许多研究关注这种现象缘何发生，该研究即是要探究新闻报道和民粹主义舆论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在四个欧洲国家进行了两次对照实验（two-wave panel survey），包括一座大都市的市中心和它的郊区，即柏林（与勃兰登堡州）、伦敦（与白金汉郡）、巴黎（与法兰西岛其他地区）、苏黎世（与苏黎世州）。研究中，被访者分别在2014年4月和2015年3月填写了两次调查问卷，由研究者进行对比；同时，研究者也对各地区当地的新闻媒体中两个对民粹主义至关重要的领域——移民和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内容分析，并将此与每个被访者进行关联，以探究新闻报道与被访者态度变化之间的联系。
在三个地区（柏林、巴黎、苏黎世）中，新闻媒体发布的无反驳的民粹主义信息对民粹主义者是有条件的影响的。尽管观察到的互动模式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但目前的结果表明，新闻媒体可能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对民粹主义新闻报道的曝光率越高，就越能加大民粹主义者和反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使两端阵营变得更加极端。
※Müller, P., Schemer, C., Wettstein, M., Schulz, A., Wirz, D. S., Engesser, S. and Wirth, W. (2017), 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News Coverage on Populist Attitudes in the Public: Evidence From a Panel Study in Four European Democrac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 968–992.
四、关于希腊新闻博客与主流媒体差异的框架分析（News blogs versus mainstream media: Measuring the gap through a frame analysis of Greek blogs）
随着网络新闻平台的崛起，新闻博客（news blog）引起了大量学术关注，作为传统新闻媒体的抗衡力量，新闻博客与主流媒体之间引起的政治辩论和公众舆论是否有所差异呢？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者选择了对希腊的新闻博客和主流媒体进行研究，因为近年来希腊博客数量的迅速增长为政治辩论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研究者聚焦于2013年夏天希腊金融危机时主流媒体和新闻博客内容，结合了框架理论和语料库技术，并对党派报纸和独立新闻博客进行计算机辅助定性分析，以此来研究观众对时事的理解是否受到博客新闻或主流媒体这样的载体性质影响。
研究发现，希腊的新闻博客更有利于扩大公众层面的影响力，原因在于它能使更多政治精英参与其中来回答公众的提问。但在框架分析中，新闻博客并未提供更多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某些政见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
同时，研究认为，当国家干预媒体报道使媒体监督的作用被削弱时，独立新闻媒体的价值会更大，在国家处于政治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独立新闻媒体会带给公众更多有思考价值的内容。
※Maria Touri, Ioanna Kostarella. (2017), News blogs versus mainstream media: Measuring the gap through a frame analysis of Greek blogs. Journalism, Vol 18, Issue 9 (October, 2017), pp. 1206 - 1224.
五、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价值——新闻机构在Facebook上的应用（News values on social media: News organizations’ Facebook use）
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有官方微信平台和官方微博，那么新闻机构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什么新闻呢？
这项研究调查了社交网站上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新闻，尤其是4家电视台的阿拉伯语频道：伊朗的Al-Alam TV、俄罗斯的Russia Today、德国的Deutsche Welle和英国的BBC。
研究者使用语料库技术对15589则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众多因素中，重大社会事件（social significance and proximity）和新闻机构的意识形态（the news organizations’ ideological agenda）这两个因素对社交媒体上新闻选择影响最大。
※Ahmed Al-Rawi. (2017), News values on social media: News organizations’ Facebook use. Journalism, Volume: 18 issue: 7 (August, 2017), pp. 871 - 889.
六、对话重生：以色列报纸上写给死者的信（Communicative Resurrection: Letters to the Dead in the Israeli Newspaper）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以色列媒体上就开始刊登写给死者的书信，而这一媒体现象到2010年越来越流行。由于这些死者大多是因为战争、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事件的离开人世，因而这些信件会与相关话题的新闻报道、文章和评论一同出现，这就使这些信件不像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而是兼具私人的亲密性和公共价值。
本文基于媒介生态学、传播学理论和话语分析的分析框架，结合1997年至2014年间72封发表在四家以色列媒体（Yedioth Ahronoth, Maariv, Israel Hayom和一家宗教媒体 HaTzofe）上的写给死者的书信，和2014年的某大型研究中关于亲密关系和大众媒体的部分数据进行研究。研究者将书信中一些高重复度的元素或概念进行编码、分类和归纳，发现“五要素”，以及这些信件的基本结构——通常包括对死亡事件的描述、作者得知死亡噩耗时的心情或者是最后一次看到死者的情景；作者也会描述亲人死亡带来的空虚感，并告诉死者他/她离去后的一些事情；有时，作者会对当时造成死亡事件或未能阻止死亡事件的当事人/政党进行批评；但最终，每封信都会以温暖的话语结尾。
※Aronis, C. (2017), Communicative Resurrection: Letters to the Dead in the Israeli Newspap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 827–850.
△封图来源：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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