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战争中原来有着这样的作用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光明军事 Author 梁晓波
从人类社会有战争以来，语言就没有缺席战争，而且，语言一直在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语言在战争中的运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语言一直在发挥着战斗力的作用，而且在当今信息时代，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语言的战斗力作用还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强大，甚至越来越突出地服务于战争，为战争取得胜利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
从古自今，语言在战争中都被赋予了应有的地位，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为战争的进程完成了相应的使命。语言不是战争的看客，在不同的时代，由于战争样式的不同，特别是战争的技术和装备不同，语言在参与战争、融于战争、服务战争、赢得战争中的效能不断没有降低，而且各个时代都被赋予了各个时代的作用。除了在战争中能够保障信息的传递和指令的通畅之外，语言在战争中的直接战斗功能主要表现如下。
由于兵器的限制，古时战争更多的是一场人与人力量的比拼，争斗双方更多地是近距离的肌肉和兵器的较量，谁拥有更大的力气，谁的兵器更能够弥补双方气力的短板，谁在战场就更容易赢得主动权。在这样的争斗中，由于双方距离近，开打之前双方往往只有一箭之遥。除了在气力和兵器上较量之外，双方需要在语言上进行现场争斗。战斗之前，双方都会在各自的战斗动员上从语言上下足功夫，力求使己方的每位将士都有奋勇拼杀、一往无前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开打之前，往往会在战争的正义性上用言语对对手进行攻击，在整体气势上震慑和压制对方，在法律法规上动责难和怪罪对方，在道德伦理上削弱和动摇对方，在言语表达的力度和完美上藐视和弱化对方。这时的语言，就如同战场上的刀枪剑戟，完成的使命与普通兵器一样，就是对敌人实现现场的硬杀伤。这表现为，有人会因为对方言语的雄浑气势而折服而偃旗息鼓，主动放弃争斗，甚至丢盔弃甲逃之夭夭；有人会因为现场对方凛然的言语力量所震慑，有的甚至会现场惊慌失措，难以承受而现场毙命；有人会被对方言辞激怒、难以控制，冲出阵来寻机争斗结果因故中了诱敌深入的埋伏。
古时战场开打前的叫嚣、挑衅、指责、谩骂、侮辱等是战场的常态。其发挥的作战效能如同锋利的兵器一样，声音响亮的一方更能够在气势上展示出摄魂夺魄、攻城拔寨、夺取胜利的气概。这也就是为什么，古时作战中，经常听到号令阵阵、锣鼓喧天、喊杀震耳。指挥员的语言艺术在这其中最为重要，敢于在敌阵前，用淋漓的语言攻势，把敌人用言辞击败，往往会取得辉煌的战绩和威震远方的名声。张飞当阳长坂坡只身一人立于桥头、三声怒喝，惊吓摔死魏国夏侯渊，诸葛亮一出祁山在渭水之滨阵前骂死汉朝昏臣王朗的故事，都是这其中的典型故事。运用语言，广泛的合纵连横，形成结盟，或者运用言语的计策，使敌方不敢进犯或者主动投降的例子则更是数不胜数。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商人智犒秦师，烛之武智退秦师等是其中的典范。在人的力气、攻击力和搏杀技巧有限、武器的攻击距离、破坏力和运用策略有限的情况下，语言成为了古时军队战斗力的作战利器。它既是战鼓，也是刀箭，更是胜过刀枪剑戟的思想武器，既是战而胜之的投枪，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能武器”。
时间到了热兵器时代，战争更多地以火药驱动下的枪炮以及机械能驱动下的坦克、机车、舰艇为主要作战装备。原来作战双方贴身肉搏、近身拼杀的场面出现得大为减少。作战双方更多的是以枪炮的有效射程来确定各自的阵地。双方的阵地位置已经超过了平常通过简单说话就能够被听到的距离。作战装备，特别是枪炮的有效射程提高，使得原本在开战之前作战双方面对面地使用言语斗气、话语斗霸、语言斗法的语言和话语“兵器”无法在战场得到面对面的简单使用。
主战装备的射程和杀伤力的大幅提高，使得原来双方在战场直接言语对话的机会大幅下降，枪炮对射成了跨距离作战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尽管如此，语言作为重要的战斗力，并没有被抛在一边。相反，人们将语言作为武器赋予了新的形式：首先，语言被作战双方使用高音喇叭，用到了战场喊话上。高音喇叭的使用，使得原来战场作战双方将领或指挥员之间的语言斗狠、斗气、斗智、斗勇的小范围的言语战变为以动摇对方意志、震慑对方心理、扰动对方心态、攻击对方心智为主要目的的整个作战群体的言语战；除此之外，双方还启用了无线电广播、纸质版传单和海报，针对前沿阵地的军队以及后续部队乃至后方群众展开了更为广泛的语言战、舆论战、心理战和法理战。这时候的语言战已经呈现出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雏形，当然，它呈现出的杀伤力与冷兵器时代更多地体现出软杀伤。不过，只是，为了实现大规模软杀伤，作战双方需要在传单与海报制作、运载和投送工具、投放的地区和投放对象上，不得不做出巨大投入。要想使得广大范围的受众接收或者获取到有关信息，必须有足够覆盖大范围的力量和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冷兵器时代，言语战更多地体现在战场作战双方的言语对垒；而热兵器时代语言战斗力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战争前后方的差别缩小化和全覆盖，语言作为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作用露出端倪。值得一提的是，热兵器时代，由于军队机动能力增强和利益争夺的空间拓展，战争参与方呈现了极大扩大，已经由原来的限定在某一局部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演变为覆盖全世界主要大洲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中由于参与国家多样，参与人员语言文化背景复杂，语言成为影响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战争双方的语言可能不一样，另外，战争的一方也很可能是多个国家形成的联军，语言问题成为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语言也有单一语言问题上升到多个语言多种文化的问题。
冷战时代，除了局部小规模的热战以外，战争双方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那就是双方尽可能回避真实的人员加兵器对垒的战场比拼，更多的是在语言层面，实施显示决心、展示装备、昭示力量、展现能力的言语战，特别是双方会调动各种媒体机构、借助各种平台、运用各种手段，对外进行信息释放，重点是在国际舆论界，在国际重大外交场合和重要活动场合，让对方感觉到本方的力量强大，特别是具有让对方不可轻举妄动的打击和摧毁能力。特别是在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冷战的双方更是出现了对核武器疯狂发展、疯狂推崇和疯狂储备的情况，核武器的数量达到了相互摧毁若干次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为代表的冷战双方不得不更加倚重语言战。双方不断地利用手中的媒体机构，大肆向对方乃至全世界传递本方的核导弹数量与核战争能力，特别是核导弹的投送能力和破坏力。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时代的语言战中，双方对话语阵地的争夺更多表现为对对方人民关于本国社会制度的认同和信仰的攻击。与先前主要依靠军队特种作战或心理战部队来实施不同，这个时候的语言战更多地是依托各自国家和军队的媒体，双方都会在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认同力方面大下功夫，在动用无线电广播、电视媒体、纸质媒介方面大作特作文章，单纯的语言战开始向媒体战过渡，向多种媒体的联合作战过渡，向多种媒体一体化的语言作战靠拢。以美国为例，这时候，美国在无线电广播上是下了大力气，“美国之音”开足马力向全球用多种语言广播，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专门成立“自由欧洲”等电台，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有针对性的广播。为了配合这种进攻，美国甚至专门编造了大量有关苏联的笑话，来讽刺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及其领导人。意识形态的攻击，成为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语言战内容和目标。
信息化时代，战场的信息的运用和掌控成为赢得战争主动权的重要砝码。谁拥有更加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谁拥有更为庞大的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分析和投送的装备，谁就会赢得战争的定义权和设计权，谁也就会赢得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谁也就会掌握战争的话语权。信息化时代，大量的高新技术和装备被运用到军事领域，不断扩张和升级的互联网、不断提升的文字和视频采集和编辑技术、网络参与的全民化、智能手机的普及化、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化、媒体融合以及全媒体的理念与推进，媒体已经深度进入战争，传统的语言战已经演化成为高度现代化信息化集成化的媒体战，出现了嵌入式报道，战场直播，作战出现生活化、娱乐化、消费化、媒体化。每一场战斗都在媒体的报道之中，媒体成了战争的策源地、发力场、推进剂、转折点和终结者。
媒体战甚至比战争本身启动更为早期、持续更为持久、影响更为深远。关键是，正因为此时的媒体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深度融合，使得战争更为容易传递到每个人，战争中可以调用几乎一切现代通讯手段和技术，卫星、实时转播装备，各种打击力量的视频实时转播，深度融合的各种信息的汇聚和编辑，无处不在的宽带无线网络，正因为如此，战场的信息能够通过发达的传媒技术和平台编辑合成之后，依靠互联网和智能通讯设备，瞬间传遍参战国家所有人，原来单一以文字为主体的语言战丰富升级为以视频+图片+文字或者虚拟现实乃至增强现实技术的手段。新时代的媒体战使得原来短时间只影响少数参战人员或者受众的语言战成为瞬间影响全体参战国成员乃至其他有关国家全体受众的全媒体战。语言战转变为媒体战之后，语言成了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成了全民杀伤武器。
智能时代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运用大量的智能机器人，超级计算、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社会计算、人文计算等进入军事应用，传统的大量语言信息的人工收集、分析、写作和编辑以及合成，将会大量由机器来实现。大量的国内外网络信息、跨语言信息、跨文化信息都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实施自动监控和分析，全网域的语言自动跟踪、应答、紧急响应和特种信息发布。实际上，全球的所有语言信息释放和动态变化，都可以置于智能时代的语言信息监控与处置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化建模、行为分析、认知计算的技术的实现，再加上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社会将可以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进入全方位的人物高度互联时代，全社会的高度信息化使得智能化实现对全社会的精准实时掌控，当然也就实现了个人的高度精准掌控。
这样的时代，语言战已经演变成为智慧社会时代的精准信息推送。智能技术高度发达的一方能够实现对敌方社会的整体社会和局部社会的智慧建模，对于其特定个人也可以实现高度精准的建模。比如对某各国家、某个社会、某个群体、某个个人实现在认知、心理、思维、情感、态度、语言、知识、偏好、价值取向、缺点、弱点、缺陷等全方位的精准掌控，再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在战时对其精准推送的语言信息，从而投放精确制导的“语言炸弹”，使其在战争中承受难以承受的信息压力。
在智能时代的语言战中，机器人的语言能力、人机语言交流技术、大量语言信息的快速处理和反应能力、语言信息的精准生成和精准投放能力，将是决定战场语言发挥精准精确化战斗力的关键。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合成，认知计算，自然语言语境化、个性化、跨语言、跨文化、情感化的自如表达，机器翻译与人机交互无缝对接技术等，将会广泛应用到语言作战中。这其中，战争中的语言伦理和语言管理将在语言战中成为突出的问题。这一时期语言战的突出特点就是智能化、智慧化、精准化，并伴以数据随时的可模拟化和灵活变化，真正做到语言的智慧作战。由于智能时代无人作战武器，特别是智能武器或者说机器人将大范围地出现在战场上，语言对他们来说没有杀伤力。无论是心理战、舆论战还是法律战，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因而这一部分语言战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针对社会中的普通人和战场参与指挥和作战的军事人员。
时代的步伐永远在不断阔步前行。每一个时代的战争中，语言都在发挥着应有的战斗力作用。从原初冷兵器时代的人身硬杀伤，到热兵器时代的心理软杀伤，再到冷战时代的信仰准杀伤，又到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受众大规模杀伤，更是到了智能时代的精准杀伤。语言在各个时代的战争力体现尽管有些底层的相通性，但更体现了战场装备的变化、战场技术的变化、战场作战理念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不断没有弱化其作战地位，相反，语言的战斗力作用更是得到了有效加强，从最初的单兵对垒武器，到心理震慑武器，再到信仰破坏武器，再到广域受众大规模杀伤武器，最后成为针对某个个人或者群体乃至地区和国家的整体精准信息推送和发布的武器。语言的战斗力作用实在是不可小觑，而且，在当下和未来，其战斗力作用将会发挥得更具特色、更有针对性、更有潜在影响性、更有智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