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时代，哈贝马斯为什么重要？
撰文、整理 | 徐悦东（新京报记者）
【今天是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90岁生日。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他的思想著作卷帙浩繁，涉猎广泛，他也是二战后最为重要、拥有最多读者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以下是我们为大家摘取了他思想的一些主要的关键词，供大家一览哈贝马斯思想的图谱。】
哈贝马斯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到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彻底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地位。在1994年，哈贝马斯正式退休时，时任黑森州州长汉斯·艾希尔（Hans Eichel）更是在自己的官邸为哈贝马斯举办盛大宴会，祝贺他荣休。2001年，哈贝马斯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和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以及各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议会主席都出现在颁奖典礼上，时任德国外长菲舍尔对媒体说，“哈贝马斯是我们的国家哲学家”，德国媒体更是将哈贝马斯称为“联邦德国的黑格尔”。
从研究公共领域的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到语用学研究、再到交往理性理论、再到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上的思考，哈贝马斯的思想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理论体系错综复杂。他的意义语用学理论和交往理性理论又为他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哈贝马斯宏大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生活面临的诸多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而这些解答是由多个学科的知识错综复杂地编织在一起的。以下是我们为大家选取的一些哈贝马斯思想主要的关键词，供大家简要地一览他的思想图谱。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出自他出版于1962年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个概念也贯穿了他思想的始终。哈贝马斯在书里写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在17世纪、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群体当中，慢慢形成一个松散非组织的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和沙龙等场合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自由参与其中的市民是互相平等的，在不受国家干涉下理性讨论公共事务，并形成公共舆论监督公权力。公共领域是在政治权力之外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它介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国家或政府之间。
公共领域的第一次转型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诞生，它由贵族的公共领域转向市民的公共领域。当然，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总限于少数有钱、有文化的男性。但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的乌托邦，是值得追求的。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者: [德] 哈贝马斯，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译者: 曹卫东等，出版年: 1999-1
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开始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报纸和杂志日渐流行，许多大众媒体开始更多地为资本服务。公众舆论也逐渐变成了政治组织操纵民意的地方。公权力逐步扩大到社会和私人生活中，公私领域的界限逐渐模糊。公共领域在事实上已经衰落了。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最后，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满怀希望的推测。他认为，现有内在于政党这类机构的公共领域仍有可能发挥着公共领域的功能。只要有合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公共领域理念和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缝也许能够再次弥合。
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行为：交往行为和工具、策略行为。哈贝马斯认为，后者寄生于前者之上。工具行为指行为人将行事当做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策略行为也是一种工具行为。工具行为是工具理性的实践结果。而交往行为的基础是交往理性。
因为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要求，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
因此，为了弥补工具理性认知的不足，哈贝马斯认为我们需要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交往理性不是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的，以知识对象化来认知的。交往理性是涉及对话关系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说话和行动的。哈贝马斯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
达成共识的理性沟通情境和有效性要求
哈贝马斯的意义理论是语用学的意义理论，是关于语言使用的理论的理论，更关注语言做了什么。哈贝马斯认为，言语的语用功能表现在让对话者建立主体间的共识，而这又形成了他们接下来行为的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不弄明白如何利用说话就某事达成理解，人们就不知道理解说话为何物。”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协调众多独立主体的行为，这使得大家交往互动有序，不起冲突。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整合。而要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理想沟通情境，一个是有效性要求。
理性沟通情境要求参与讨论的机会是平等开放的，沟通的内容是自由的，参与者均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或质疑。而且，沟通不会受到外界权力的干扰，是无强迫性的，大家有发言和不发言的自由。此外，参与沟通必须是要有一种理性、真诚和开放的态度，必须尊重和承认其他参与者。
而说话人的语言行为有着三个不同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真实性是指语言的内容和语言本身都是真实的。正当性表示在道德规范上是合适的、合理的。如果听话人不认为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真实的和正当的，共识就很难达成。而要达成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参与沟通者首先要理解大家说的话，要知悉说话人言语的字面意义，然后能揣测到说话人的意图，了解说话人说的内容的正当性理由，并接受这些理由以及其用的语言。
商谈理论
如果大家有分歧、沟通失败，或听话人拒绝了说话人的有效性要求怎么办？听话人会挑战说话人的有效性要求背后的理由，这就进入了商谈。商谈是未达成共识的一种反思性交流，它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商谈特别重要，它是调节现代社会日常冲突的机制，用于修复和更新共识，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性基础。因为听话人挑战说话人的有效性要求背后的理由，所以商谈也与有效性要求密切相关。三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分别对应三种商谈：理论的商谈、道德的商谈以及审美的商谈。
此外，商谈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应具有理想沟通情境，也要符合有效性要求，而且，它得符合某种“商谈原则”。简单的来说，商谈的语言是符合基本的逻辑和语义规则的。在避免不公正的阻挠和胁迫的情况下，凡具有语言和行动能力的人都能参与商谈，每个人都有质疑和提出任何断言的权利，每个人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态度、愿望、要求。
《交往行为理论》，作者: 于尔根.哈贝马斯，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 曹卫东，出版年: 2004-8-1
虽然商谈的规则非常理想化，但是这能让参与者拥有不管他们的身份差异，平等、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机会，能确保商谈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并防止欺骗和胁迫行为。
生活世界和系统
在哈贝马斯眼中，交往行为和商谈为是社会的黏合剂。哈贝马斯区分的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分别对应着哈贝马斯社会理论中的生活世界和系统，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而这两个社会生活领域构成了这个社会。
生活世界“构成了交往实践的背景”，它以语言和符号为媒介，交往理性为运行规则，“交往主体努力共同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来表示非正式的、未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如家庭和家务、文化、非党派政治生活、大众传媒、志愿者组织等等。
文化、社会、个性是现代生活世界的三大领域。“文化根据真实性问题、正直性问题以及趣味性问题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又分为科学和技术领域、法律和道德领域以及艺术和艺术批评领域。在社会初级制度（如家庭、教会和法律秩序）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统（如现代经济和国家管理），它们通过自己的交往媒介（货币和行政权力）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最后，个性结构则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在一代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它们使人能够在复杂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生活世界是社会整合的力量，阻止着意义的分裂、行为的冲突，也是产生批判性反思的条件。此外，生活世界是社会象征、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中介，是延续传统的载体。
系统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子系统：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它们分别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生活世界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同经济系统交换的媒介是金钱，而公共领域与行政系统交换的是权力。金钱和权力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协调机制。哈贝马斯认为，系统深植于社会生活的表层之下，行为人很容易地陷入系统预设的工具行为之中。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社会的物质再生产。除此之外，这两个子系统也会对行为进行协调和整合。对应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哈贝马斯称之为“系统整合”。当现代化发展使得社会整合的目标难以实现时，系统整合能减轻了社会整合的负担，对社会进行整合。
不过，哈贝马斯指出了系统整合所特有的危险。一方面，系统使行为人的目标与理解和共识相脱节，而忽视一些经济或行政行为的重要性，对其结果也并不加以反思。此外，系统具有内在的不透明性，同生活世界形成了对比。其次，系统内行为人的最终目标并不能真正由他们自行决定的。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表示，现代社会存在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脆弱平衡之中。但是，由于系统内嵌、寄生于生活世界之上，所以生活世界享有优先权。虽然系统依赖于生活世界，但系统却倾向于侵蚀破坏生活世界。系统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使得生活世界越来越商品化、官僚化，导致了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脆弱平衡。
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系统逐渐脱离家庭、文化领域以及如大众传媒这样公共领域机构。随着工具理性日渐猖獗，它们逐渐侵入生活世界并弱化其功能。在文化上，随着市场规律控制了文化商品流通领域，社会失去了文化共识。在社会上，社会整合被系统整合慢慢取代，调节社会关系不是通过交往而是通过不平等的权力运作来进行。在个性上，原本的非市场领域被市场化和官僚化，人的精神内在向度被削弱了，失去了批判性。哈贝马斯将这些生活世界的病状称为“社会病理”。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了人们减少了共享意义和相互理解，侵蚀了社会纽带，滋生社会撕裂，增长无助感，让人们缺乏归属感，甚至能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秩序的动荡和崩溃。因此，哈贝马斯认为，我们要通过遏制金钱和权力系统，来保护生活世界使其免于殖民化，确保有足够的未被监管、未被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来创造社会整合。哈贝马斯将希望寄托于民主福利国家的系统，让个人道德和具有政治诉求的非暴力抗议组织对这个系统施加影响。
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
1980年，哈贝马斯在领取阿多诺奖时，发表了“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演讲。由于哈贝马斯反对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场演讲引起了轰动。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事业，不是一个历史阶段，而且，这项事业可以而且应该完成，但是还没有完成。
哈贝马斯支持某种社会进步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发展可被看做一个学习过程，现代社会中的后习俗社会的主体，比前现代社会中的习俗社会的主体和前习俗社会的主体能更好地协调行动、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哈贝马斯远非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的批判研究就是在分析现代化造成的种种“社会病理”。
而现代性事业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现代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哈贝马斯认为，阻止、逆转现代化进程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而且那些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替代性方案更不尽如人意。
现代性的成果——知识增长，经济增长，还有个人自由的拓展，都是我们所不能丢掉的。而完成现代性意味着要找到一种方法，重新把启蒙进程中产生的专门知识与常识和生活世界与公共利益连结起来，以此享用现代社会文化的、技术的、经济的潜能。这个任务首先要求“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向其他非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政治的“双轨”结构
哈贝马斯区分了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基本的政治领域。非正式的政治领域由一套自发的、“混乱的”、“无政府的”交往和商谈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称为“公民社会”，它能形成个人观点和意志。正式的政治领域是一个交往与商谈的制度性舞台，以决策为目的，它能形成民主的制度化的意志。这也是政治的“双轨”。
哈贝马斯认为，合理的协商政治必须是双轨的，这种协商政治依赖“双轨”之间的有效互动。当正式的政治领域能够吸收公民社会的舆论时，政治体系的功能是健全的。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从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输入，非正式的政治领域里的意愿能够就能通过合适的渠道影响正式的政治领域。在健康的民主体制中，正式的政治领域出台的政策和法律往往能够与公民社会的舆论相合拍。
哈贝马斯话语政治主张一种程序主义政治，他要把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贯彻起来，以达到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目的。他紧密统一了自由主义的人权观点和共和主义的人民主权的观点，个人权利和人民主权是互为前提的。当正式的政治机构能接受自下而上的适度输入时，这些政治机构的政策和法律就是理性的。由于民主国家必须适当地嵌入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必须得到保护。
宪政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声称，在现代条件下，认同于自己所在民族国家的传统唯一适当方式就是“宪政爱国主义”。这个词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公共辩论中，当时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把纳粹时期的罪行相对化。哈贝马斯认为，去制造一个让德国引以为豪的过去，这是倒行逆施。唯一在政治和道德上合适的爱国主义是要基于立宪国家普遍原则的。
“对于我们联邦德国人民而言，宪政爱国主义意味着在别的因素之外以下列事实为荣：我们已经成功地永远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正义的政治体制，并将此政治体制立基于公正、自由的政治文化中。”
有着很大文化背景差异的公民认同，不能依靠族群和血缘来保证，政治共识应该在公民的普遍参与中建立起来。而宪法是全面反映社会普遍价值观且经过全民协商认可的政治共识法律条文。公民对宪法的认同就体现对国家的认同，还又反过来体现了民主政治。当时，哈贝马斯认为，公民是直接认同于普遍的民主和道德原则的。
后来，哈贝马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宪法必须在满足当地的各种条件的政治文化下才能落地生根。首先，民主宪法必须同后习俗的道德相一致。其次，民主宪法必须同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文化群体的伦理观有共鸣。最后，政治文化需要由社会权利和福利权利来支撑，目的是让公民体验“其权利的公平价值”，即公民可以感受参与共同的政治文化的益处。
欧洲的整合和后民族结构
在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下，哈贝马斯认为，欧洲人“必须放弃民族主义、排外机制所赖以生存的观念模式”。此外，全球化改变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间的脆弱平衡。“资本外逃”的迫使许多政府都要采取低税收政策留住资本。政府要执行抑制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作用的政策是不容易的。
哈贝马斯承认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就，它留下了公民资格和人民主权的历史遗产，但是他明白民族主义是有危险的。特殊主义的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而且，血缘、群族的纽带是先于政治的，容易被政治家所操纵。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内外双重冲击下，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很有说服力但是又危险的反应，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种倒退。
因此，民族国家需要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化理由，以顺应全球化大潮，走向后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哈贝马斯反对新自由主义捍卫民族国家的立场和后现代主义彻底抛弃民族国家的立场，他认为，现在要抛弃民族国家为时过早。他总结出欧洲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辩证法，他要调整出一种新的均衡关系，以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一种合乎全球化趋势的政治概念：“后民族民主”。这种新的世界政治共同体就是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其基础建立在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基础上的全球公民社会上。我们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国机构，用以补充民族国家职能上的不足，以应对全球的市场一体化。
《后民族结构》，作者: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 曹卫东 ，出版年: 2019-1
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解决这种全球化困境有两种方案。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就是去适应来自全球经济的压力，降低成本、减少福利、让个人承担风险。该方案的后果是，经济上的胜者将成为社会方面的输家。
而另外一个方案是，为了驾驭经济，政治也必须全球化。这意味着我们要创造超民族的政治体制。假如后民族的政治制度能驾驭全球市场，并创立拥有权威和力量来调控这个大市场的政治实体，对全球化的经济进行治理并进行转移支付，以确保社会公正和市场的正常运转。
相对而言，欧盟就是超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一个富有雄心的例子。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不是一种种族或民族认同，而是一种开放的交往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欧洲如果有了“政治公共领域”，就可以建立起一种跨国的民族认同。
当然，哈贝马斯没有低估欧盟在经济、政治一体化计划所面临的困难。哈贝马斯经常在媒体上披露他对于欧盟危机的担忧。他认为，欧盟的危机不只是债务危机，更是因欧盟从一开始就由政治精英所规划和垄断，欧洲政府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境地，而近年的英国脱欧是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危机的体现。
但是，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这是国家民主制转向跨国民主制转型的失败，他认为英国这种“收回控制权”的想法，是因为公民关乎其自身社会生存重要前提的民族国家民主精神被侵蚀所造成的失控感所导致的。哈贝马斯批评欧盟政治并不根植于民间社会，它是建立在剥夺了广大民众对重大政治经济决策的基础之上的。
如何促进遍布全欧洲的商谈和交往网络的发展，以及欧洲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配得上欧洲民主这一称谓的欧洲联邦国家的出现，取决于遍布欧洲的一体化公共领域在统一的政治文化内的发展：必须存在包容各个利益团体、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团体等的公民社会，自然还必须存在与欧洲这个竞技场相适应的政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