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跑的数字经济需要轨道
◎ 文《法人》 全媒体记者 曹萌
“老王，上线了吗?把话筒关了，我们开会了。”视频会议的另一端传来领导的声音，老王扭过头，对家里的两个儿子做了个静音的手势。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老王这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重新做回了奶爸。“北京疫情又有反复，真够烦的，这俩活宝又不用上学校了，好在我现在在家办公，平时还能盯着他俩上上网课。“老王在和记者聊天时说道。
新冠疫情在北京辗转停留了数月，为了能够尽快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多数家庭采用了社交隔离战术，把线下活动统统搬上云端，从办公到购物，从学习到娱乐，一切都变得触网可及。
这场大疫虽对经济增长造成了短期冲击，但也改变了一些人们固有的生活习惯，同时也为各个产业带来了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催生了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可在“繁荣唱多”这把保护伞下，数字经济是否也该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治理?
疫情下数字经济绽放多彩
老王今年不到35岁，是名国企职员，平日里由于生活、工作节奏慢，养成了拖延症的毛病，但这场疫情却把他治好了。“之前领导给的任务还能拖下，晚点回复没问题，现在公司要求用钉钉，能显示信息状态，没法已读不回复啊……”老王抱怨道。
疫情期间，像老王这样居家办公的人很多，企业为了减少疫情的负面冲击，避免人员聚集，纷纷投身云端，安排员工远程办公和视频会议。刚需的激增为远程办公软件带来了机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钉钉用户数已突破3亿人，合作企业组织超过1500万家;腾讯会议则从1月29日至2月6日，日均扩容云主机接近1.5万台，8天扩容超10万台，投入计算资源超100万核，即使如此，随着用户量的不断增长和用户使用程度的提升，腾讯会议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服务器崩溃的命运。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线上办公只是疫情下数字经济绽放多彩的一角。在线下商超的“非接触”支付设备前，有不少老年人尝试着去用移动支付，虽然有时不太熟练，但却不失为一种开启“数字化”生活的表现。
不得不说，在疫情防控期内，正是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全面爆发，才让基本民生有了较好保障。电商网络、物流网络保证了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和防疫物资需要;在线医疗服务满足了民众寻医问药的健康需要;视频、游戏等数字内容服务满足了民众的精神生活需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微信小程序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除夕到初七，小程序生鲜果蔬业态交易笔数同比增14%，社区电商业态交易笔数同比增长322%。
随着线上需求的暴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科技在医疗诊断、远程配送、便民服务等领域多点开花。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对《法人》记者表示，疫情发生后，传统零售、餐饮、酒店、交通、旅游、教育等线下场景几乎全面停滞，部分行业和企业暴露出过度依赖线下服务模式的局限性、敏感性和脆弱性，激励了更多市场主体塑造线上化、数字化服务能力。疫情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发展，深刻改变了存量经济业态，带动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远程医疗、生鲜电商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和快速腾跃。在疫情逐步解除和社会生产恢复正常后，教育、医疗、企业办公等庞大的在线化市场需求持续激活，有望诞生“超级应用”。
其实，近年来我国尤为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从提升效率的辅助角色上升为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位置，并快速演变成基础创新和创造的赋能者。从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升至国家层面，到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壮大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俨然已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预计为35.9万亿元，名义增长14.7%，显著高于当年GDP，占GDP比重达到36.2%，同比提升1.4%，预计2019年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为76.1%，相比2018年的67.9%大幅提升。
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未来经济走势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疫后复苏、吸纳就业、消费迭代、产业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目前，我国在数字经济上具有人口多、国家大、产业技术好等优势，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数字经济将开启我国经济的新一轮周期，并有望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金融科技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面对此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数字经济挺身而出，担起了提振经济的重任，而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中的骨干力量，利用自身优势，在支持疫情防控、助力复工复产过程中显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发挥了数字化抗疫排头兵的作用。
新冠疫情的突发，使得人员流动遭遇了大范围冻结，线下消费场景几乎停摆，线上服务成为主导，金融机构也随之按下了应用金融科技的“快进键”。
2020年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共提出30条措施，强调要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畅通，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应用程序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
一时间，金融机构不仅需要提高业务效率，实现业务需求的快速响应，更要为用户提供非接触式的金融服务。但这些对于此前致力于发展金融科技的金融机构而言，并不算难题。
近年来，金融机构一直在转变发展思路，不要粗放式发展，选择精细化运营，不只追求增长，还在追求效率。其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来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促使金融科技向金融服务各个领域渗透，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也得到了不断推进。
在投入金额方面，金融机构一直不惜重金布局金融科技。如在2019年的银行业中，建行投入176.33亿元，位居首位，其次为工行，投入超163亿元，农行和中行分别为127.9亿元和116.54亿元，邮储银行为81.8亿元，交行科技投入最低但也超过了50亿元。
随着大量资金的涌入和发展策略的倾斜，金融科技凭借着智能风控、精准营销等特点，将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从此前的“铺网点、重规模、广泛营销”转向了“线上化、重价值、定制化”。
其实，在疫情发生前，手机应用程序和网上银行等线上工具就已成为用户办理转账汇款、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个人贷款、投保核保等个人金融业务的主要渠道。据中国金融认证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手机银行用户渗透率达63%，网上银行为56%，微信银行为42%。
不仅如此，智能客服系统也在金融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客服中心与远程银行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8年银行业客服中心的智能技术使用率为69%，其中65%的银行客服中心应用了智能语义理解技术和机器人服务，41%的客服中心应用了智能语音导航技术，智能语音机器人技术正在加速普及。
此次疫情中，在线下服务网点基本关闭、在岗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数字化金融机构通过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非接触式电子渠道，在确保金融服务持续性的同时，也为用户提供了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如：工商银行通过网络为300万户客户办理存款转存;建设银行利用60多万裕农通服务点，保证村民不出村就能存取汇缴;平安产险开展“足不出户”农险应急服务，为农户提供远程线上自助投保/预赔、远程协保支持等服务等。
“金融科技经受住了这次疫情的考验，在帮助实体经济‘保稳定、促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对《法人》记者表示，由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往往多元化、多层级，而相比于传统的金融模式，金融科技利用科技赋能，既能迅速响应企业的各种融资需求，又能相应地提供个性化服务。未来金融科技企业还应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坚持市场导向，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服务的精准度，加强需求适配能力，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对于我国金融科技此后该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腾讯集团副总裁林海峰此前指出，由于企业金融服务的相关数据分布较为分散，工商、税务、海关、银行均掌握不同维度的数据，“信息孤岛”问题严重，造成金融科技在“精准定位”和“精准识别”两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未来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打破“信息孤岛”，让政府数据、社会数据实现开放协同，金融科技将能更精准地匹配供给与需求，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下的定价难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对稳增长、稳就业意义重大的小微企业。
数字经济的治理挑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产生经济版图与政治格局的调整，当前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正是驱动世界经济格局重构的核心力量。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同时其具有的数据化、平台化等特征，也给该领域的治理带来了重重挑战。
目前，随着互联网平台的跨境运营和数据的跨境流动，数字经济治理俨然成为了一个全球性话题。专家指出，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治理体制、不同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与治理策略，这必然会在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权与主动权上引发冲突和博弈。
据悉，今年6月17日，经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证实，由于美欧之间就数字服务税未能取得进展，美国已决定退出相关谈判。而在6月早些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还曾宣布，美方开始对欧盟、巴西、印度等在内的10个贸易伙伴的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
在全球疫情泛滥之下，美国再次拿起了征收关税的大棒，威逼其他国家，可见其对数字税这一监管跨国科技巨头的新型税种的关注和担忧。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数字经济全球领先，截至2018年，其规模高达12.34万亿美元，占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的40.9%，且在美国GDP中的占比超60%，而在迫切希望重启经济和实现“V型复苏”的愿景下，美国自然不愿因数字税而失去数字经济这个火力点。
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然而，围绕数字税的纷争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经合组织(OECD)于2018年3月发布了《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 2018 中期报告》，并计划在 2020 年前就数字化商业模式推出具有广泛共识的一致性税收政策。虽说OECD试图在140个国家之间就全球税收改革达成协议，但两年以来，谈判进程缓慢，仍未就应对数字化税收挑战的长期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对跨国科技巨头避税的监管，目前意大利、印度和奥地利等多国已推出数字税政策，令国际税收规则出现更大势差。OECD税务政策负责人帕斯卡尔·圣阿曼斯此前曾表示，现行制度正面临压力，如果不消除紧张态势，现行制度就无法维系。
伴随着围绕数字税的国际争端愈演愈烈，国内是否也会采用数字税作为治理数字经济的一种手段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南翔此前表示，短期国内应不会考虑征收数字税，我国互联网企业的主要营业地与用户所在地基本同一，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方式向互联网企业征收税款，但长期来看，作为互联网大国，我国也应积极研究探索数字税制度，特别是应解决数据利益在用户、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问题。
其实，数字税只是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冰山一角，随着近年我国大数据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量数据黑灰产滋生，非法收集、使用数据问题严重，当前国内数字经济治理，应更加注重数据治理方面。
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最核心的资源，已被4月9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纳入生产要素之中，其中特别强调了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也因此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杨东对《法人》记者表示，第一，要尊重用户的知情权。用易懂的语言、直观的方式，明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保存地点、期限等，且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必须及时告知用户。
第二，信息采集时必须尊重隐私权保护。据调查，目前我国只有0.5%的受访对象“完全不关心”网络隐私问题。这也意味着，隐私权问题已然成为社会焦点，尤其是数字时代来临后，个人隐私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隐私权保护刻不容缓。
第三，采集信息应遵循“最小够用”原则。所有信息必须都是最小范围的，最具用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及美国《消费者隐私权法案》无不采纳这一原则，不收集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第四，尊重用户的自决权。根据《网络安全法》第41条，对于个人信息的数据，收集、使用和处理都需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
第五，保障用户的求偿权。信息收集平台在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时，应当确保责任和义务有效传递，及时处理投诉，对用户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恶意泄露、滥用个人隐私的行为，司法机构应加大惩治力度，提高侵害信息安全的成本。
目前，数字经济俨然成为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新型经济模式下，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和现行法律体系之间必然存在一定冲突。因此，各级政府、金融市场和行业协会须协同发力，强化金融监管，探索建立安全市场的第三方制衡机制，数字时代下的个人隐私保护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