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今年两会“博物馆、美育”及文化遗产相关提案建议
5月份，你关注了哪些博物馆新展览？
头条关注
2020年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各民主党派中央、部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纷纷公布了提交的提案、建议情况，主流媒体也陆续发布对委员代表的专访报道。我们在一周前做了初步梳理，涉及到“博物馆、美育”及相关文化遗产、文化旅游相关提案、建议如下：
今天，博物馆头条编辑部已更新搜集到73个，如下：（如有遗漏，欢迎文末留言）
民进中央关于推进我国博物馆法律制度建设的提案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博物馆法律制度建设也同步推进，但是，在博物馆管理的许多重要的问题上，相关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相互矛盾之处和法律空白。
我国博物馆法律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法律效力层级多、制定主体类型多、低位阶文件多。既包括宪法、国家法律、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也包括大量的政策性文件。其中，由国务院发布，2015年3月20日开始施行的《博物馆条例》是最高效力位阶的博物馆行业法规。多样化的制定主体能保证各部门在博物馆管理中各司其职，但也可能造成这些制度在内容、效力上的相互冲突。虽然《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对博物馆的藏品管理等有所涉及，国家对博物馆行业的实际管理以及博物馆自身开展活动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主要依赖大量的法律位阶较低的相关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如《博物馆管理办法》、《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等。据统计，我国现行有效的涉及文物保护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有1200多份，直接针对博物馆的规范性文件也多达90多份，如国家文物局的《关于民办博物馆设立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文物入境展览管理暂行规定》、《考古发掘品管理办法》等。此外，现阶段我国博物馆种类多种多样，除隶属于政府文化文物部门的博物馆外，还有大量博物馆分别隶属于其他政府部门、部队、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等，隶属关系极为复杂。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现有法规效力层级过低，博物馆行业内政出多门、政令不一的现象屡见不鲜。制度间的冲突客观存在，加大了监管难度；部分制度规定操作性不强，导致制度实施效果不理想。此外，还存在博物馆备案、藏品的鉴定评估、法律责任等制度空白，既增加了管理难度，也极易滋生腐败和违法犯罪行为。为此，建议：
一、制定统一的博物馆法律作为上位法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性的博物馆法律，《文物保护法》仅从馆藏文物保护的角度对博物馆有所涉及。对隶属关系不同的博物馆进行有效管理、博物馆间关系的协调等，都需要从更高层级的法律制度上寻求解决之道。各效力层级间规范性文件的冲突也需要上位法协调，现有的《博物馆条例》结合当前博物馆发展的情况及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已经制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管理制度，博物馆法律的出台已经具备了现实基 础和制度基础。因此，建议制定《博物馆法》，通过高位阶的法律明确博物馆的定义与法律职能，协调博物馆行政法规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关系，健全博物馆法律制度体系。
二、尽快制定《博物馆条例实施细则》
同时，应通过制定《博物馆条例实施细则》，对《博物馆条例》中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条例中规定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加以明确，以加强《博物馆条例》的可操作性，以便实现《博物馆管理办法》等一大批规范性文件与《博物馆条例》的统一协调。
三、尽快完善配套制度
根据《博物馆条例》施行的客观要求及我国博物馆工作的客观实际，应尽快完善博物馆备案、博物馆藏品鉴定评估等相关配套制度。在制度设计中，应当根据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博物馆的特点设定权利义务，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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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珠：服务当下与未来，大力发展博物馆“云展览”
疫情期间，博物馆“云展览”的便捷安全性凸显，服务不打烊、展览不落幕、精彩不打折，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面对公众的需求，以及数字网络、融媒体传播等技术的不断赋能，博物馆“云展览”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禀赋，迎来变革。
为推动博物馆“云展览”更好发展，还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要加强博物馆“云展览”的总体设计和顶层规划；二是要加大经费投入，推动博物馆“云展览”建设；三是要加大科技支撑，支持“云展览”相关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四是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共同建设“云展览”体系；五是要探索“云展览”质量反馈评价机制，建立不同层次和性质的“云展览”评价体系和推广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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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来顺：激发博物馆新的文化潜能
安来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立足于新冠肺炎疫情后博物馆的新生态，未雨绸缪，全面评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和潜在影响，以进一步激发博物馆新的文化潜能为重点，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指导性政策，全面升级博物馆服务社会的水平。
“要全面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对博物馆领域的影响，细化优先行动领域，出台精准的扶持政策；设计专门机制，监测评估可能比国有博物馆面临更大挑战的非国有博物馆的困难。”安来顺建议， 研究政府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将新冠肺炎疫情对博物馆重大业务项目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鼓励各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开放服务功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帮助观众重返博物馆。
安来顺建议，总结评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博物馆数字资源开发服务以及现代数字技术运用的有益经验，在对已有量化指标分析的同时，系统分析这些资源和技术的使用对象、使用方式、传播效果和文化认知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下一步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
“深入地调研博物馆作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元素的主要特征、优势领域，出台中长期指导性政策，鼓励博物馆更加主动地介入激发地方新创造力，增进社会凝聚力，提升投资、技术、人才竞争力的总体发展规划之中。”安来顺建议，要研究分析博物馆在服务公众精神健康和福祉方面的潜力，通过政策指导，鼓励博物馆将全面、深入融入社区居民生活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强化博物馆的社区文化价值，争取地方在财政和政策上的更多支持，适时推出一批“第三代”“第四代”博物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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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关于挖掘长城文化内涵，打造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提案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最具凝聚力、感召力的精神文化象征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对长城文化内涵进行高度提炼，打造、展示和推介长城文化标识，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存的四万多处长城文化遗产节点绝大部分没有文化标识，以长城展示或依托长城兴建的92处参观游览区也没有统一标准的文化标识，也缺少长城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的统一标准、长城文化标识的统一LOGO以及推动构建长城文化标识的相关配套措施。为此，建议：
1、开展学术研究，挖掘长城文化精神内涵。一是加强对长城本体研究，从考古、文化、历史、军事、建筑、民俗、经济、艺术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研究。二是加强长城文化遗产相关联方面的研究，如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带研究、长城文化遗产与大运河文化遗产比较研究、长城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等。三是加强中外长城比较研究，如中国长城与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英国安东尼长城、印度贡珀尔格尔长城的比较研究。
2、统一规划设置长城标识。长城标识应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标识、长城文化遗产重要节点的区位标识、长城文化遗产节点的地方特色标识和所在区位长城文化遗产的中英文介绍。一是统一规划长城标识的区位设置。对现存的四万多处长城文化遗产节点，应根据长城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四大标准确定其中的重要节点，设置文化标识；对于全国已经确定的以长城展示或依托长城兴建的92处参观游览区，可以作为长城文化遗产的相关节点，设置文化标识。二是统一规划长城国家公园的标识设置。落实2019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参照长城文化遗产重要节点的标准，选定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宁夏古长城等十大重要点段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备选点段，并将另外130多个较重要的关隘作为与十大重要点段配套的国家文化公园的景观体系，统一规划标识设置。三是设置长城文化遗产LOGO。可以借鉴嘉峪关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雕塑标识、九门口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雕塑标识、八达岭长城世界文化遗产标识设置长城文化遗产LOGO。
3、推介长城文化标识。一是加强普及教育。组织编写通俗易懂的长城文化、历史、人物等书籍或影视动漫，以讲故事的形式，图文并茂地介绍长城文化；建立长城文化教育基地，开展以长城文化为主题的学生实践活动、诗文诵读、长城笔会、长城知识大赛等活动，让广大学生更好地了解长城历史文化，在学生心目中构建长城文化标识，更好地传承长城文化。二是开展国际交流活动，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认同长城文化标识。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城国际旅游节、长城马拉松赛事、徒步活动、海内外联谊、文艺书画等活动，组织中外人士考察长城、宣传长城；支持长城学者和爱好者参加国际会议，充分展示中国长城的雄伟壮丽，阐释长城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让长城成为各国认识中国的标识和名片。三是做好长城文化遗产的文旅开发工作。因地制宜建设长城博物馆、长城文化主题公园等文化场所，展示沿线历史文化和民俗风貌；编写长城主题的系列书籍、创作体现长城文化精神的影视、动漫、书画摄影作品；选取有显著特色的长城景区、景点，开发旅游产品和线路，提升长城旅游景区、长城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打造长城国际旅游品牌。
潘路：建议编制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五年规划
当前，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物走出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后走出去的步伐也会更快。
潘路建议，十四五期间，我们要从国家层面加强对文物外展的统筹规划，从管理制度、品牌建设、人才培养、评估体系、参与机制、传播方式等多方面，组织实施“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
“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凝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弘扬中华文化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批‘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文物外展精品项目。”潘路表示，希望可以将文物出境展览的统筹管理上升为国家行为，纳入《文物法》修法范畴，设立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专项资金，编制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五年规划。如此，在国家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地方独特优势，用好“友好省州”“友好城市”等纽带，共同打造有影响力的文物外展精品项目。同时，还可以激活社会和民间力量活力，鼓励行业协会、非国有博物馆等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外展的研究策划、经费筹集、项目落地、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
以展览为平台促进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不仅需要深入理解文物的文化内涵，同时还要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全面构建文物走出去工作绩效评估体系，而这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人才。潘路强调，建议设立推动中华文物走出去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加强博物馆策展人制度建设，实施博物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培养造就一批与国际接轨的博物馆策展人队伍。深入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创新网络传播。
九三学社中央：关于完善黄河金三角区域文物保护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机制的提案
国务院批复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的一项战略定位就是将“黄河金三角区域”打造成华夏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区域内著名的自然景点和丰富的根祖文化，在中华文明的生成及发展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黄河金三角区域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80处。
《规划》实施以来，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及运城、临汾、渭南、三门峡四市深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中华根·黄河魂”旅游系列活动等有序推进，对文物保护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进行了有效探索。但是，调研发现，黄河金三角区域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缺乏协调发展机制，严重制约了以文物保护促进区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文物过度开发，忽视旅游对文物的反哺功能。一些地方文物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意识不足，重视文物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对把旅游产业收入一部分用于文物保护的考虑不够，忽视旅游对文物的反哺功能。
二是文物旅游开发没有准入和退出机制。一些地方没有设立旅游开发的门槛制度，没有旅游运营机构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文物无序开发。在开发规划设计方面没有严格的资格审核制度和文保评估制度，造成文物损害的实例较多，在“加强管理”方面做得不够。
三是区域文物保护合作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区域内还没有建立文物保护工作体制的合作共享机制，在文物维护、文保人员使用、打击文物盗窃、走私等方面没有形成资源共享。
四是没有形成“黄河金三角”旅游品牌。根祖文化游和宗教文化游这两条精品旅游线路上的国保文物仅占区域内国保总数的11.89%，而省保比例仅为7.36%，“合理利用”差距较大。区域内文化旅游的社会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虽然有了明显提升,但是从全国、全球的角度看,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规模偏小，没有形成区域整体旅游链条。
五是对文物的基础性、学术性研究不足。一些地方对文化遗存特别是重点文物的基础性、学术性研究不足，文化内涵发掘不足或重点有失偏颇，导致文化性、科学性、思想性不强，文化的教育功能大打折扣。
为此，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国家文物局、文化旅游部，抓住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历史机遇，以建立和完善黄河金三角区域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协调发展机制为突破口，既推动该区域文物保护利用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又可以为整个区域乃至国家跨区域合作统筹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径。
一是设立政策门槛，建立科学的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机制。在利用文物进行旅游开发时，牢固树立保护意识，设立政策门槛，建立科学的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机制。在引入民间资本进行保护与利用时，文物管理部门应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管，做好开发商的资质与资格审核。二是建立文物保护与旅游产业的互补发展机制。文物的珍稀性和不可再生性，要求严格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保方针，在把文物资源转化为文物旅游生产力的同时,应在经济利益合理分配机制下,为文物留取保护资金。三是建立金三角区域文物保护合作共享机制。整合区域文保资源，建立文物保护的共享机制，达到集四市能力解决一市问题的目标。同时，可以联合举办一些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历史、文化论坛和研讨会等,更深层次地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提高“黄河金三角”区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旅游发展应遵从文物保护的科学规律。旅游发展应注重文物的基础性、学术性研究，发掘文物的文化内涵，避免同质化、单一化现象。旅游规划时,应广泛征求文物保护方面专家意见,建设中应严格履行文物保护审批程序。
刘万鸣：扩大国内大博物馆出国办展自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近几年，境外文化机构积极在华联合办展，但国内博物馆由于审批程序繁琐，联合出境办展较少。在国内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展览中，具有较高策展能力的国家级大馆自主联合策划的展览少之又少。针对国内博物馆对外交流办展中问题，我建议：
一是加强对外交流展览的政策引导，简化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出国办展审批程序。加强对外展览的顶层设计，引导国内博物馆从国家文化战略大局出发，分主题、有侧重做到系统而全面展示中华文化，避免“千展一面”。二是放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联合办展限制。积极支持国内博物馆密切合作，赋予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几所策展实力较强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联合对外交流办展的权力，使之可以方便组织各级各类文博机构联合举办对外展览。三是优化展览格局，打造中国博物馆展览品牌。深入发掘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平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关系，主动推介国内博物馆精品展览，拓展办展思路，创新展览形式，鼓励博物馆加强境外巡展策划，打造一批中国博物馆展览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刘家成：引导社会资本更积极地参与文物合理利用
文物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传承发展文化的功能。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是充分发挥文化以文化人作用的重要手段。实践证明，文物保护和利用是有机统一的，合理的利用对文物的保护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只有吸收社会资本投入文物保护，实现合理利用，才能调动起社会各界保护文物的积极性，更好地保护文物。
为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文物合理利用，我建议：完善文物分级分类保护的细则，允许对保护价值不高的历史建筑做适当的调整或重建；合理控制文物利用和开发强度；放宽文保区建筑的使用权转让限制。
王黎明：希望尽快筹建抗疫纪念馆纪念碑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首席专家王黎明表示，希望国家尽快筹建抗疫纪念馆、纪念碑。王黎明说，很多实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丢失，所以希望尽快筹建。
对于纪念碑的设计，大家也纷纷给出主意。有人说，将纪念碑底座设计成冠状病毒，碑身可以是一把宝剑，联想到湖北曾出土过千年前的越王勾践宝剑，这个设计还是挺应景的。“在纪念馆里边，可以加入病毒、传染病防治的科普知识，介绍总体的疫情情况；记录抗疫英雄的先进模范事迹，以及普通民众守望相助的故事与疫情期间的生活；还有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援助以及中国对世界抗疫的支持和帮助。这样一来，可以把事件记录下来，警示后人，缅怀英烈，悼念同胞。”王黎明说。
陈宗：提议筹建抗击疫情纪念馆
据全国政协委员陈宗介绍，他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筹建“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念馆”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建议筹建“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是为了全景展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英雄壮举、广大基层干部的辛勤奉献、全体中华儿女的默默付出，让人们全面了解抗击疫情的非凡成就，充分吸取战胜疫情的宝贵经验，永远牢记疫情扩散的深刻教训。
陈宗建议，纪念馆可以在抗击疫情取得完全胜利后启动，馆址在湖北省武汉市。纪念馆建成后，常年免费向国内外公众开放。同时，纪念馆还可以承担起中国防疫培训常设机构所在地、国际防疫论坛永久会址、国际防疫用品交易博览会永久会址等附属功能。
卢永琇：建立青少年防灾防疫博物馆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备案博物馆达5535家，但缺乏关于公共卫生防疫和安全防灾的博物馆。为此，卢永琇建议，国家减灾中心应建立青少年防灾防疫博物馆。
卢永琇认为，建立博物馆后，应举办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做好防灾防疫宣传。每年5月12日是防灾减灾日，在这前后应举办相关展览和活动，在全国各地巡展，扩大防灾防疫的宣传效果，并且应组织各地的中小学，每年举办防灾演习，宣传自救知识，减轻灾害的损失。
卢永琇进一步补充道，举办防灾防疫展览内容其实可以非常丰富，以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展览为例，他们的专题展览“超级细菌：为我们的生命而战”，以抗生素滥用为主题，通过微观世界、人类社会、全球视野三个部分，为人们展示了“超级细菌”的发现和演变过程，以及对人类的威胁，提升大众对抗生素等一些药物的认识和理解，呼吁人们在自身层面上采取行动、抗击超级细菌。展览策展人很好的运用博物馆展览语汇，将目标、内容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在传播知识与实际生活中找到连接点，从社会“可怕又致命的超级细菌”这一热议话题切入，用科学、可信的方式给与解答。
张凤宝：建议在武汉建立抗疫教育纪念馆
“在武汉建立抗疫教育纪念馆，传递抗疫正能量，加强疫情警示教育。”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凤宝在提交的提案中与才华的建议不谋而合。他表示，建立抗疫教育纪念馆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传染病防疫知识，使防疫成为青少年必修之课，从我做起，从娃娃抓起，让传染病可防可控。同时，展现我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和社会各界众志成城的精神，讴歌抗疫英雄。张凤宝说：“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后勤人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可歌可泣，我们应永远铭记。此外，还应记录下中国派出专家团队、提供医疗物资、帮助有关国家抗击疫情，共同谱写建设人类命运同共体的大国举措。”
才华：在武汉市建立抗击疫情纪念碑和纪念馆
全国人大代表、市律师协会会长、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主任才华说：“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靠的是集中全国力量人力、物力、财力，更是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克时艰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忘我牺牲的精神，是党和政府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信念，是身先士卒、敢为人先的榜样作用。永远铭记这一艰难时刻，铭记这一英雄的战役，铭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衷共济的伟大品质，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为传承这一重要精神财富所做的贡献。”为此，才华建议，在武汉市建立抗击疫情纪念碑和纪念馆，同时将疫情结束日作为抗击疫情纪念日，让更多人了解人类与瘟疫斗争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抗击疫情全程回顾，振奋精神，提振信心，激励一代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朱征夫：建立抗疫纪念馆 将1月23日确定为抗疫纪念日
今年的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准备了多份提案,其中一份是关于纪念死难者，对抗疫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国家表彰的提案。
他表示，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降临华夏大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广大医务人员无私奉献、英勇奋战；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
朱征夫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逆行英雄”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为纪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逝者，牢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深重苦难，弘扬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共同抗击疫情的伟大精神，特建议：1、将湖北省武汉市宣布封城的1月23号确定为抗疫纪念日，纪念新冠疫情的死难者；2、在武汉市树立纪念碑，刻上所有逝者的名字；3、对抗疫过程进行总结，对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国家表彰；4、根据国务院《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将在抗疫斗争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公务人员和其他在抗疫过程作出贡献的人评定为烈士，家属享受抚恤待遇，事迹供人们瞻仰学习；5、在武汉市建立抗疫纪念馆，宣传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
万捷:将文物纳入增值税法免税项目
万捷委员今年的政协提案依然把关注点放在了艺术市场及文物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有关艺术市场的提案为：将文物纳入增值税法免税项目，促进文物回流，扩增文物供给；有关环境保护的提案为：加强环境信息公开促进疫后经济可持续发展、督促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履职发布水环境质量信息、完善环境信用修复机制、加强有害垃圾（家庭源危险废物）分类管理。建议继续推动博物馆数字化标准建设 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
今年两会，他提出了两份相关的提案：一是建议加强“软开发”，加快把大湾区建设成区域型世界旅游目的地；二是建议对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实施更开放的政策安排，并率先在影视、博物馆等领域先行先试。建议对外商进入大湾区博物馆领域给予更宽松的准入政策。广东省博物馆数量在200家以上，国内属中上游水准，如果能够通过政策突破，吸引国际上众多博物馆在大湾区设立分馆，或多种形式的馆藏交流展示活动，对“人文湾区”建设来说如虎添翼。
张自成：在国家层面启动国有文物保护公益诉讼
根据《立法法》,诉讼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建议，全国人大以适当立法形式，扩大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将历史文化古迹和文物保护领域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
他同时建议修订《文物保护法》时，在总则中新增一条,专门规定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并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等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主体，以及被公益诉讼的客体，予以明确规定。
贺云翱：要加强我国市县级文物保护管理力量
“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承担着繁重的文物保护、巡查、执法任务，但是机构改革后，基层文博机构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需要。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贺云翱说，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基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任务更加艰巨。
同时，市县级文博单位专业人员也十分匮乏。文博人员的培养不足使专家队伍断档；一些基层文博人员老龄化现象突出。
为加强市县级文物保护管理力量，贺云翱建议，调整和健全市县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相应增加人员编制。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文博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显著的地区更应给予帮助。
同时，优化基层人才队伍结构，提升人才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程度，适当增加财政投入力度；鼓励社会力量设立文物保护公益基金支持基层文物保护事业；建立相关机制，通过旅游开发等方式获得的经济效益用来弥补文物保护经费的不足；对社会上参与文物保护、文物捐赠、民办博物馆等行为，制订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法规，形成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和相关法律法规配套完善的法律体系。
董恒宇：筹建内蒙古长城博物馆
全国政协常委、内蒙古政协副主席、民盟内蒙古自治区主委董恒宇认为，博物馆作为长城文化、长城历史的展示和示范地，可成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因而，他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建议筹建内蒙古长城博物馆。
董恒宇表示，内蒙古长城博物馆要精心选择地段，在保护的基础上，将长城遗迹实体与现代新技术、新理念相结合，打造数字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如利用3D模型、三维仿真技术展示内蒙古长城特色景观文化，馆内建设要注重游客的互动体验等。
张其成：抢修“太医院”，建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
太医院是我国从金代到清代的最高医疗机构与医政医药管理机构，清末太医院旧址设于北京，目前面临着保护、修缮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曾提出以“太医院”为主体建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议。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新阶段，已经具备建设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各项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建设项目尚未启动。
为此张其成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将“重修太医院”与“建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尽快启动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建设项目规划与投资论证工作。国家发改委立项，财政部给予经费保障。
二是处理好“太医院”与“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关系。由于“太医院”原址的面积有限，无法满足大型博物馆的要求。建议“一馆两址”：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建造主馆，以修复太医院作为副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已经建有多个国家级博物馆，在此建造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可以形成博物馆群。主馆展示整个中医药(包括各民族医药)历史文化全貌，侧重参与互动、现代展示。“太医院”副馆侧重展示宫廷医学、燕京医学。
三是尽快将太医院旧址文物腾退纳入计划。首先将现有居民住户迁出，将后期搭建的民居杂院拆除;然后重修现存的先医庙，在原址上恢复重建其他建筑。
四是在博物馆主馆设计中要充分考虑中医药的医学功能和文化功能，要体现医学与文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静态与活态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既要展现中医药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发挥中医药促进人类健康的作用，要注重中医药的活态性、互动性，把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建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习教育基地。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是国家对外交流的重要场所，在设计上要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和认同。
吴为山：制定美术馆藏品定级标准
美术馆承担着对视觉文化成果的收藏展示、研究梳理、公共教育的重要职责，对于国家文化的传承与积累以及引导美术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术馆的藏品承载着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是美术馆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美术馆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藏品数量快速增加。然而，与日渐丰富的藏品资源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至今尚无出台统一的美术馆藏品定级标准，给美术馆藏品的科学保护和规范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尽快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美术馆藏品定级标准，明确不同级别藏品的划分依据和具体要求，完善美术馆藏品管理基本制度体系，提升美术馆藏品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水平；二是在美术馆藏品的级别划分上，可参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将藏品分为珍贵藏品和一般藏品，定级的标准则应着重考虑“作者”和“作品”两个核心指标项；三是美术馆藏品定级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慎重对待，国家文化行政部门可组织相关专家，根据美术馆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美术馆藏品特性深入分析，研究，提出美术馆藏品的定级原则和定级标准。
苏伯民：建议将文物保护认定为独立学科
苏伯民提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研究和修复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多，为满足文物保护人才的需求，国内相继有几十所高校设立了文物保护或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使文物保护发展需要和人才缺乏的矛盾得以部分缓解。不过，这些专业往往是挂靠于历史、考古、美术或材料等学科下的自设研究方向，没有统一归属于某个一级学科范围内，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学科代码。这种学科培养模式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性，且社会认知度不够广泛，并不能完全满足专业研究和文博机构对文物保护人才的需要。
在现实需求上，认定文物保护为独立学科已显得迫在眉睫。那么，在可行性方面，文物保护是否已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呢？ 苏伯民表示，根据世界文物保护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判断，文物保护已经具备独立学科的必需要素，包括自成体系的学科思想、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基础理论以及学科应用技术等。在此意义上，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一些国家科学与技术体系中已经具有较为明确的定位，如欧美称之为“保护科学”，日本、韩国称之为“文化财保存科学”等。
在具体实践、应用上，文物保护专业应该按照什么模式进行人才培养呢？苏伯民提出，文物保护就其应用特点来说，包含两类人才的培养模式，一是培养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人员，主要目标是培养能够发现并解决文物保护领域科学问题的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包括文物的材质分析及工艺复原、病害机理、保护方法和材料研发等；另一类为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养目标是具备某类文物保护的基础理论知识，重点研究和学习某类文物修复技术，如壁画修复、油画修复等。 “将文物保护认定为独立学科”的建议，苏伯民已经连续在两会上提了两年。
杲云：优秀历史建筑更需法治护佑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杲云领衔提出《关于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更新法的议案》。他建议通过制定城市更新法，系统性规范城市更新活动，做到城市更新有法可依。“在城市更新立法中，我们应将公共利益明确为城市更新的首要原则，并细化标准，将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活化利用、重大公共工程兴建、地方产业升级、社区基础设施完善等情形纳入公共利益范围。要建立项目分级分类制度，对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文物保护利用、地区产业升级等关系到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优先启动。要明确公共利益认定程序，规定城市更新公共利益认定及审查机制，确保最大限度促进公共利益。”杲云说。
他建议，对城市更新、种类、范围、更新单元、实施主体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厘清。如对于城市更新，分为重建、改建、修缮维护三类。杲云认为，城市更新是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有效的公众参与不但能集思广益，还能避免误解。因此，在立法中，应明确规定城市更新公众参与的范围及参与方式，设定基本规则程序，并对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规范。另一方面，有序引导公共参与，对不同类型的更新项目，设定不同的项目启动条件，如可规定在更新单元范围内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后，可以启动城市更新。
致公党中央关于推广设立文脉传承传播馆的提案
文化传承传播在迅速兴起的同时，也暴露出系统性不足、受众面不广、深度不够、良莠不齐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传承传播的顶层设计和推动落实力度还不够；二是文化传承传播的主体散乱、参差不齐，缺少集中支持和培育，尚未形成文化传承传播的领军品牌和积聚效应；三是文化传承传播的方向和内容偏重于国风（民风民俗、吃穿住行）、国艺（武术、戏曲、艺术）、国技（民间工艺、传统技术）等，对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传承和深度研习重视不够；四是文化传承传播受众以大中小学学生为主，无论是在国际上推广建立的孔子学院，还是在国内依托各级学校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成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国学院”“书院”“学堂”“国学体验中心”等，都以学生为主要受众，面向大众、融入生活的文化传承传播载体和形式还不多。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还需要在顶层设计、政策支持、产业引导、模式创新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结合浙江富阳华宝斋及其在北京创立的嫏嬛书房的实地调研，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推广设立文脉传承传播馆（简称“文传馆”）：
一、设立中华文脉传承专门机构（“文脉传承传播馆”），作为专题文化建设核心项目。利用现有条件，在已有存量资源基础上，推动相关文化企业和教育部门（大中小幼学校）、公共服务领域（图书馆、群众文化馆、博物馆）、外交部门（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中心）等合作，以馆、楼、阁、屋等不同空间形态和灵活方式，创造相对独立的学习场域，创立若干精品“文脉传承传播馆”，最大限度开辟研习文化经典的物理空间。立足读元典、理文脉，以“典籍”为核心，聚集“国家队”级别的专业学者团队，依据“两个百年”的历史性要求，针对现实，研究制定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和实施计划，同时面向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自觉担负中华文脉传承的历史责任。
二、文脉传承传播馆要突出典籍研习这一根本。以《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典籍为基础，以中国书籍出版编辑史、中国古代藏书文化史为抓手，以中国书籍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代代传承为脉络，将与书籍相关的造纸术、印刷术、篆刻、书法、版画、版本（雕版、活字版、稿本、抄本、套印本等）及装帧形式等文化遗产系统梳理，组织权威学者和专家编制研习教程，形成一整套具有历史依据的，次第分明、循序渐进的，融知识和言行规范为一体的言行仪轨。
三、文脉传承传播馆要最大限度地创建传统文化存在的人文生态，如图书、服饰等载体，以及匾额、楹联、图案、书画、茶、香、文房四宝等媒介，建立完整的色香味触等感觉体系。同时，还可以利用融媒体、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支撑，创造极具真实感的传统文化生态虚拟空间。以可复制的“实景+实物”方式，综合运用主题展览、百部书影、实景书房、名家讲堂等形式，让受众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的现场，重温经典文化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结构，重温经典文化的言行范式，从而召唤起经典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受。
宋纪蓉：依法加强寺观教堂文物管理保护
全国政协常委、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纪蓉在2019年4月参加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织的对浙江省和江西省的部分寺观教堂进行调研后发现，“虽然文物保护法对文物执法作了规定，但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由于寺观教堂中文物保护的职责不清晰，机制不够完善，从而形成了对文物保护力度不够，而且大部分寺观教堂经费困难，存在无力顾及文物保护单位的修复保护等现实问题。”
对此，宋纪蓉建议，应依法加强寺观教堂文物管理保护。在拥有文物古迹的寺观教堂开展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和学习培训，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文物保护制度”。在调研中，宋纪蓉看到，天主教宁波教区江北天主堂2016年修复完成后，制定了《天主教宁波教区江北天主堂文物保护制度》，加强了文物保护力度，这种做法应该向各地推广借鉴。
同时，宋纪蓉认为，国家应尽快制定《宗教类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落实文物保护属地管理和地方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各地政府与文物主管部门或寺观教堂签订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确定文物安全责任人，参考环保工作的河长制，每项文化遗产都应该落实责任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形成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工作格局。
此外，还应推动文物保护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由国家设立专项资金对寺观教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修缮，各省文物管理部门设立专项资金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修缮，各级政府应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属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修缮工作。此外，还可设立文物保护基金会，鼓励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耿东升：促进文博系统退休专业人才继续发挥作用
“博物馆退休职工数量逐年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少为具备专业技能的高级人才。当前博物馆人员年龄构成形式趋于年轻化，年轻人各项技术需要时间的积累，而退休的专业人才技能又得不到继续发挥，是当前博物馆事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陶瓷研究所所长耿东升说。为适应文博事业发展需要，耿东升今年提交了《关于促进文博系统退休专业人才继续发挥作用》的提案。
耿东升认为，退休的文博人员多是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特长的高层次人才，应建立全国文博系统退休专业人才数据库，推动退休专家到基层工作，激活“银发力量”，使其发挥余热。专业人才数据库，应录入相关退休专业人才人员的个人信息，工作意向，技术专长等，供相关的博物馆查阅，聘请对应的退休技术人员来进行工作指导。同时，耿东升说，文博系统退休专业人才包括管理、经营、展览策划与设计、文物鉴定与修复等专业人员，其统一特征为行业从业经验丰富，加之专业能力较强，能够更好开展日常的博物馆相关工作。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返聘的退休人才在文博系统中能够以一带多，带领指导更多年轻人开展工作。此外，退休人才还可以参加重要科研项目的学术研究及重要展览的设计论证和业务工作的指导，以及馆藏文物系列丛书的编辑等工作，有利于博物馆事业的持续性发展。
魏学峰：呼吁尽快出台博物馆法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呼吁尽快出台博物馆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和保障博物馆管理权责。此外，魏学峰认为，《博物馆条例》等行业法规和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已经为博物馆立法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基础，学界的讨论也比较激烈，因此当前推进博物馆立法的条件已经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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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鼎健：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
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一直深耕在休闲旅游行业。观澜湖度假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旅游产业集群跨越广东、海南等省。
疫情期间，全国旅游景区按各地政府防疫规定关闭运营，旅游行业整体受到巨大冲击，前两个季度的客流量也受到较大影响，“五一”假期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身在旅游行业，朱鼎健深知今年景区经营的困难。
为了帮助旅游景区复苏，朱鼎健在今年的提案中建议，政府给予旅游景区企业临时性财税金融支持，包括设立专项基金、减免税项、降低贷款利率等内容。朱鼎健说：“除了外在的帮扶，旅游业本身也需要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文娱诉求。”
朱鼎健在调研中发现，现有的旅游发展规划虽然体现了一些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可持续旅游的规划和纲领性文件。虽然我国有多部法规，例如《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但可持续旅游并没有专项政策依据和法律保护。他建议，尽快形成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中国方案，与国际上的可持续旅游潮流接轨。
“研究制定中国版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纲要》，完善专项法律法规，让可持续旅游在中国更加系统规范地发展完善。同时鼓励一些旅游业大省，如云南、海南，或者一些重点旅游城市，率先试点，研究出台可持续旅游方面的政策纲要。”朱鼎健认为，旅游行业提升竞争力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积极拥抱大数据时代，善于运用VR、5G等新技术手段，在产品服务和营销模式上多创新。第二点是要“练内功”，善于发掘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源，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文旅融合更加相得益彰。
王勇超：研究传承关中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王勇超今年两会提交了《关于弘扬传承大关中优秀文化的建议》，提出研究传承关中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需发挥且善于发挥文化的深厚力量。关中文化是原生性极强、辐射面极广、包容性极大的文化，它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其他优秀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新时代，大力弘扬传承各地域的优秀文化，对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陕西率先弘扬传承优秀关中文化，对促进全国各地域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王勇超告诉记者，关中地区属麦粟文化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中游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关中有“八百里秦川”“五千年历史帝都之首”的美誉，“天府之国”最早指的就是关中，大致包括陕西中部的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杨凌五市一区。由于我国周、秦、汉、唐等主要朝代在关中建都，所以众多的古代遗迹佐证了关中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故乡，是儒释道文化的汇聚之地。
王勇超表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关中文化的历史意义。关中蕴藏着悠久绵长、光辉灿烂的历史积淀，包含着丰厚深沉、多彩多姿的文化底蕴。就历史发展维度而言，关中文化起源极早，具有一定的原生性，其发展史贯穿整个华夏文明史，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夯实了儒家文化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与根脉精魂。从地域范围来看，基于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发达的农耕文明，包容性极强的关中文化，融合、催生了民俗文化、庙堂文化、宗教文化等，不仅造就了关中人民优秀的文化素质和高度的文化自信，而且由于不断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向外持续进行文化传播，最终形成了以关中文化为核心、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诚所谓：悠久绵长，文化何曾让海内；精深博大，风流依旧数关中！
“关中蕴藏华夏史，长安见证圣贤心。西周的礼乐文化、周易文化、青铜文化，秦代的军事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汉唐以来的史学文化、儒释道文化，宋明清之际的关学文化、理学文化、心学文化等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毋庸置疑的事实反映了关中文化的辐射性极广，研究价值极高，挖掘潜力极大。” 王勇超认为，古遗址、古遗存等历史文化遗产，以及传承载体呈动态变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独有的性质和结构，在时光流逝和时代变迁中不断被损坏、湮没，并出现断层，是当前关中文化保护与利用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即将或已经失血、失护、失修、失传等问题。虽然关中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文化产业链、文旅融合发展、文创产品研发、研学旅行教育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袁靖：夯实基础研究 让文物保护更精准
“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些共性关键技术取得一些重要突破。与此同时，应用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也是制约文保科技创新的一大短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袁靖看来，文物保护方面，目前面临的技术瓶颈和基础研究需求主要有：对文物的科学分析、价值认知等基础性研究不足，文物保护技术实践与文物保护理念多有脱节；对文物腐蚀劣化等损坏机理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物保护技术研发和预防性保护难以“对症下药”。
从修复层面来看，文物保护修复的“最小干预原则”对材料技术的使用限制多、要求特殊，而目前所使用的各类文物保护材料，大多缺乏对其功能与安全性的科学测评，存在一定应用风险。文物保护工程和文物修复项目的对象、实施环境千差万别，工程实践中的技术集成多样，而目前对工程实践中的科学原理、技术原理、共性规律等基础研究存在空白，造成工程质量难以充分保障。
此外，文物安全风险防控同传统公共安全、防灾减灾领域具有较大区别，而关于文物安全风险防控的理论、方法论等基础性研究相对滞后，难以科学指导文物安全风险防控技术创新与工程实践。
“对此，我们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文保科技领域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的学科代码体系中增补文物保护利用相关学科方向，吸引更多优质基础研究力量从事相关课题研究，为文物保护科技创新提供坚实基础。”袁靖表示。
吉平委员：建议规范基本建设考古取费管理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1990年颁布），对考古取费各项内容及标准进行了规定。
“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明确了基建考古费用来源，但是并未对收取费用的性质做出明确定性。”吉平说，因此，多个省份以“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减轻企业负担为由，取消了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就包括基建考古收费，无形中阻断了基建考古的取费，也即停止了基建考古工作，对国家基建工程造成了巨大影响。为此，需要区别对待基建考古取费与一般行政事业性收费，明确基建考古取费的定性。
吉平建议，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台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收费及管理的行政执法文件，改变基建考古取费的性质，从基建考古和经济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进一步改变基建考古取费的方法和渠道，或由第三方执行取费及管理，更便于的服务基建考古工作，对基建考古经费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做出明确的合法规定，推动建设单位合法、合规并及时支付基本建设考古费用。
吉平建议，从国家层面长远设计，可设立国家层面的基建考古专项经费，专门用于支付基本建设考古费用，科学制定标准，兼顾地区差异，永久性地解决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后顾之忧。经费由国家财政支付、国家文物部门负责管理，由国家文物部门负责审核批准，保证经费的有效合法使用。
袁靖：保障一线考古人员合法权益
“考古科研机构是基层文博单位中，专业化程度较高、人才相对集中的单位，考古工作涉及大量野外调查和发掘，工作条件十分艰辛，广大考古工作者不辞辛劳，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灿烂历史积极奉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骨干力量。”袁靖告诉记者。
据袁靖介绍，1984年，劳动人事部出台《关于文物考古职工实行野外工作津贴的意见》，规定全国文物考古系统从事普查、测绘、发掘工作的职工参照地质普查、勘探津贴标准领取津贴。2006年，人事部、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制定印发《文化事业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再次重申文物考古系统从事普查、测绘、发掘等工作的人员继续按照劳动人事部1984年文件规定领取考古津贴。
袁靖提出建议，一是国家制定统一规定。由国家人社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参照地质勘探、交通运输部门野外津贴制度方式，具体针对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及考古单位长期聘用的专业人员，对在本市、县开展考古工作的人员一视同仁，联合制定野外津贴规定，明确津贴发放的标准。
二是明确考古津贴性质。考古津贴应从考古项目经费中列支，不纳入单位人员绩效工资总额，不受单位人员薪资总量限制。在考古机构所在地开展考古工作，按照工作类别领取津贴。
三是建立一线考古人员多劳多得的绩效考核标准和奖励机制。由人社部、国家文物局出台针对考古人员承受日益繁重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的特殊性质，制定对一线考古人员发放绩效工资的考核标准和建立奖励机制的指导意见，推动各省区市贯彻执行，切实保障一线考古人员的合法权益。
袁靖：推进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基本建设考古制度，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库。”“这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土储项目考古工作前置，促进地方依法做好土储项目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袁靖说。
袁靖注意到，“近些年，郑州、北京、广州、成都、南京、西安等多地相继出台土地出让前考古前置的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袁靖发现，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考古勘探发掘经费性质难以界定。二是土地储备和考古勘探发掘环节有待优化。三是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缺乏监督。为此，袁靖建议：
一是构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选取历史文化名城、文物遗存较多、土地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作为改革试点，由相关部委编制工作指南，确保考古前置工作积极稳妥推进，出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储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的专门文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应加强监督及违法处置工作。从国家层面完善有关考古前置方面的法律文件。自然资源部应将此工作作为监管内容，开展专项督查，国家文物局应将考古前置作为检查内容或评定标准，地方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明确牵头部门，建立由相关部门参与的协作机制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问题。
二是优化工作程序，创新工作方法。各省区市应结合国土信息数据库和文物普查数据库构建全国文物埋藏情况信息化系统，划定全国文物保护带，通过调查、勘探，在项目启动前，明确地下文物情况。鼓励各地政府统一建立综合评估制度并组织完成区域内文物保护、环境评价等事项评估，对于拟纳入储备的土地，按项目整体委托文物勘探工作，依据勘探结果确定是否纳入土地储备库。简化考古流程，缩短考古周期，将拟纳入储备的土地考古勘探和发掘作为配合建设项目的专项工作来做，由各地政府主导，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将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由地方政府主导，联合自然资源部主管部门、文物部门优化评价方法，以实现不同区域范围内的土地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方式开展工作。
三是保障考古资金，加强人才培养。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发挥财政主导作用，同时发挥社会力量筹措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以确保考古前置工作顺利进行。出台全国性考古费用定价政策，土地储备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以收定支”。鼓励省级文物单位加强全省范围内的考古工作队伍建设，以省为单位，加强培养考古人才队伍，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人员调配、资源共享。
袁靖：建设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
“考虑到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机构分别都在建设各自的数据库，如果不能在国家层面上做好顶层设计，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最后数据库的作用只能局限在某个机构或某个地区，应用面非常有限，明显与数据库和大数据分析研究的理念不合，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能力的束缚，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袁靖说，“我认为必须在国家层面上做好顶层设计，尽快启动科学的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建设。”
袁靖认为，建设统一规范的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有助于科技基础条件的重整和改善，加强全国文物考古资源有效集成，有利于避免重复投资，提高我国文物科研标本和科学数据生产和保存的规范性、系统性和安全性，实现全国文物考古资源的科学化管理、开放共享和价值增值，为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网络化、社会化的文物考古资源共享服务，是实现文物考古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举措。
建设统一规范的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可实现对田野考古项目发掘工地的实时动态管理，实现出土文物在线登录，利用“互联网+”技术支撑考古工作在线化和移动化办公管理，加强出土文物安全管理。对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遗址以及墓葬资料进行数字化开发，并对遗迹单位进行矢量化，建立基于统一空间基准的空间数据库，实现文化遗产的纸质管理到数字化管理能力升级，并实现从“碎片化”管理到“一张图”的管理模式，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本底数据。为城市建设提供查询、空间分析、专题地图制作和可视化展示等多种服务。
对此，袁靖建议，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由国家文物局组织调研及召开专门会议，在汇总典型机构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文物考古业务管理、科研要求和公众服务的各类数据标准；制定不同层级数据采集、共享、交换的流程、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文物信息与城市规划建设部门数据共享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不同层级数据交换标准和接口技术规范。各级数据库如有需要，可在符合国家文物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增加自己所需的数据库内容。
二是建设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基于自然资源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统一标准规范体系的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包括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遗址级几个不同层级的考古数据库，依托文物主管部门、考古科研单位和基层文馆所的业务工作，全面实现考古数据库的分建共享，权益保护、互联互通、分级权限管理。
三是关于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的内容。文物考古数据库具体可以分为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数据库，考古发掘墓葬数据库，考古发掘遗址数据库，考古勘探数据库，文物保护单位数据库，文物监测数据库，文物修复及其研究信息数据库，科技考古数据库等。
四是建立“四大”信息服务平台。构建考古项目动态监管的管理平台，实现考古项目全流程动态监管。构建支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管理的“一张图”管理平台和考古科研服务平台，全息采集田野考古现场数据，对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和数字化。构建公众服务平台，让文物“活”起来。
五是制定分级权限和实现共享。定义好各个层级数据共享的标准，对数据设置分级权限管理机制，确保数据安全。不同层级依托具体承建单位，分别建立本层级数据库，基于分级权限和管理区域设置数据权限，并根据共享数据标准进行共享。
王勇：建议将黄帝陵列入“十四五”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
据王勇介绍，黄帝陵公祭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自在黄帝陵主持祭祀。唐代宗把黄帝陵祭祀正式上升为国家祭典。此后，历代王朝都祭祀黄帝。1994年起，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清明公祭。海外华人成规模到黄帝陵寻根祭祖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台湾同胞从1988年起跨过海峡祭拜黄帝陵一直未曾中断。
王勇表示，祭祀黄帝陵，对于传承“同根同祖”的理念，促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加快建设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打造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有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现实意义。2017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要求“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2019年7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已被确立为国家重大文化项目。“为落实好总书记两次来陕重要指示，进一步增强全民族包括港澳台同胞和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建议将黄帝陵列入国家文化公园，并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给予重点支持，加快把黄帝陵建设成为承载全球华人最悠远乡愁的世界级人文圣地。”王勇说。
王勇：陕西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试验田”
建议支持陕西创建“一带一路”国际人文交流示范区，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大国际人文交流、凝聚共识探索更多可能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支持甘肃、陕西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优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全国政协委员，陕文投集团董事长王勇建议，支持陕西创建“一带一路”国际人文交流示范区，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大国际人文交流、凝聚共识探索更多可能性。
为了让建议更精准、更有针对性，王勇在全国许多自贸区和保税区进行了调研。他认为，可以打造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品国际交易平台，结合陕西自贸区的现有政策，并参照上海自贸区已有经验，在完善监管、把控风险的基础上，为优秀的中外艺术精品的展示、拍卖、仓储等服务提供一系列便利化政策。还可以参照海南岛海棠湾的免税政策，在示范区内设置艺术品免税区，实行关税减免、艺术品出口退税制度等改革措施。
“此外，我们可以在文化艺术品资产证券化、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版权交易中心、设立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方面先行先试、不断探索，为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国际间人文交流提供‘试验田’与‘资源库’。”王勇说。（刘居星）
方兰：加快推进汉长安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方兰提出了《关于建设汉长安城遗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议》。汉长安城遗址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和2010年，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政府先后批准了《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9-2025》，明确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范围75.02平方公里，其中城垣区面积36平方公里。2014年6月入选“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方兰表示，汉长安城遗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内涵与“中国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有机契合，是中华民族当前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保护和利用好汉长安城遗址，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能充分彰显丝绸之路历史起点风貌和文化内涵，对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等事业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方兰建议，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基础平台，以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为目标，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路径，全面做好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和汉文化梳理、展示、传承、传播工作，加快推进汉长安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申报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明确汉长安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一是建成彰显华夏文明发展传承历史高地、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基地和传统历史文化形象价值传播平台。二是建成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统一的文化建设示范区，汉文化和丝绸之路旅游廊道代表景观。三是建成陕西全省及全国集文化功能、景观功能、生态工程、产业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和文创中心。四是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城市旅游开发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引擎和大平台。
方兰认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个需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的新事物，必须在发展之初就形成明确的保护利用思路和规划意见。必须尽快进行顶层设计，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开发主题定位和核心项目，建立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项目策划的专家咨询系统、专业团队跟踪服务机制，确保传承传播中华文明的核心目标得以实现。
宋亚平：唤醒“沉睡”中的民办博物馆
陕西是文化大省和文物大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等事业，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一直以来，博物馆都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沿阵地，其丰富的历史遗存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除了国有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相当数量的传统文化遗存，丰富了公众的知识。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宋亚平建议，由文化部门牵头，引导民间文化艺术传承走向“集群化、规范化、市场化”，尝试在大中型商业项目中植入民办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的群落建设；积极协调各类民间收藏、文化、艺术协会等机构，组织民办博物馆、文化艺术爱好者参与文化交流，让“沉睡”的民办博物馆成为宣传弘扬传统文化的新阵地。
高洁委员：设立黄洛渭国家文化公园
高洁提出了《关于支持陕西省渭南市设立黄洛渭国家文化公园的提案》。高洁提出，黄河陕西段与其支流洛河、渭河形成了一个黄洛渭流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黄洛渭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根脉所在。
高洁认为，通过搭建“黄洛渭国家文化公园”平台，将对黄洛渭文化，特别是陕西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精细化发掘、保护、传承弘扬和开发，可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更多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落实落地。
高洁建议，国家统筹谋划并同意设立“黄洛渭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健全“集点成面、统一管控、分级管理、市场运作”的管理体系。同时，将“黄洛渭国家文化公园”的重大支撑性项目——华山机场、西渭地铁、大数据系统工程、生态恢复工程等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贺云翱：高校本科所有专业开设国史通识课
“培养国人正确历史知识、历史意识、历史素养，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课程。”作为一名历史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提交了一份关于在高校本科所有专业开设国史通识课的提案。
在一线教学工作中，贺云翱感到，目前我国历史教育在各个学段都面临着窘境。比如，在初中阶段，学生忙于中考，历史课由于分值比重的原因，在各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到了高中阶段，历史被看做是小科目，分科后理科类学生不再学习历史，文科类学生的课时也有压缩；大学阶段，以南京各高校为例，除历史、考古相关专业学科外，其他专业基本不开设历史课程，非历史专业的人对国家历史的认知相对缺乏。
“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人们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贺云翱建议，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所有专业开设公共必修课“国史通识课”，课程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近代、新中国史。他还建议，组织专门力量撰写“国史通识课”通用教材，并要求各高校安排师德高尚并对历史有深刻研究的教师执教这门课。
贺云翱认为，“国史通识课”课程应以提高学生国史知识、国史意识、国史素养和正确历史观为目的，避免落入纯粹灌输历史知识的刻板教学，通过国史教育以培育青年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国家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贺云翱：加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统筹协调力度
“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也存在各省、市不平衡问题。”贺云翱直言，大运河文化带的定位与发展理念要清晰，要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同时，促进顶层设计与局地试点有机互动，大运河沿线城市政府要实现靶向施策。
贺云翱注意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存在重物质、轻非物质文化现象。在规划建设项目中，物质性建设项目多而实，非物质文化建设少而虚，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能获得应有的发掘、传承、发展的项目设计。如一些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泽湖渔鼓、南闸民歌、淮海戏、淮剧等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群众关注度、参与度不高，没有形成立体式、综合式传承的良好趋势。此外，运河文化宣传阵地也不足，虽然运河沿线城市纷纷建立了运河专题展示馆，但缺乏综合性博物馆，运河文化阐释解说不科学、不系统、不规范的现象制约着运河文化传播的效果。
“全国性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法及国家层面的统筹工作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以协调存在的多方面利益纠葛的问题。”贺云翱认为，目前，大运河不同管理部门，依照的法律法规也不同，文物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同时大运河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多种法律的交叉管理，目前国家级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从地方层面看，仅少数省市出台了地方保护条例。因此更显国家立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杜卫：以特色小镇为载体促进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
在调研时杜卫发现，存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活态存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大运河沿线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受到冲击而出现逐渐消逝的态势，大运河文化“金名片”效应尚未充分发挥，沿线文化旅游资源零散开发难以形成品牌效应，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缺乏有机融合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杜卫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特色小镇的作用，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机融合。杜卫解释说，首先应以历史经典产业类特色小镇为载体，推进运河沿线的中华“老字号”保护传承。充分发挥运河沿线历史经典产业集聚优势，以传统技艺、中医药、美食等非遗领域为核心，加强运河沿线“老字号”品牌保护。强化“老字号”技艺传承，推进“老字号”创新发展，推动“老字号”企业建设特色博物馆，办好中华老字号精品博览会等。
其次，应以时尚文创类特色小镇为载体，发展以运河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继承和创新运河文化内涵，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支持文化融合发展，鼓励文化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业态的集聚，打造运河文化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最后，开发运河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大运河特色小镇联盟”。重点打造丝绸之路、诗画之路、古镇之路、曲艺之路等一批国际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把运河文化内涵和运河文化元素融入文化旅游开发全过程，依托特色小镇着力培育大运河沿线综合旅游景区和特色精品景区。
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2019年实地调研了一些运河专题博物馆和特色小镇。“在实地调研中，我发现文物展品和文创产品匮乏，展览内容单调重复、缺少吸引力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都是源于对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够。”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础资源包括河道水系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和文化遗产资源三类。
“从目前的工作进展看，河道水系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资源的修复已引起高度重视并有了较为统一的要求和工作规划，但文化遗产资源的全面收集整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张自成举例说， 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迹遗物的底数还没有摸清，运河流经区域大部分未进行过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地下文物遗存分布情况不清，另外大量低级别和近现代文物遗存在很多地区没纳入保护视野。
同时，文献档案资料底数也不清楚。大运河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代治水思想、工程、河务、漕运、运河区域社会发展状况等。包括运河专书、明清会典等官修政书类书、明清《实录》以及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地理志》、运河流经区域的省府州县志书、文人笔记、外国使者商团传教士的相关记述等古籍文献，总数约1000多种；据初步了解，现存与大运河相关的档案资料（主要为奏折、报告、批示、决定、勘察、设计、舆图、图纸等）约有1.5万多件，其中我国大陆地区有1万多件、我国台湾地区有4000多件，欧美地区有几十种明清运河舆图；此外还有民间文献，主要有契约、碑刻、家谱、民歌民谣、民间文学、传说故事、民间文艺等资料，数量不明。“这些文献档案资料，除局部收集整理外，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展开。”张自成说。
因此张自成建议，及时开展大运河文献档案资料的普查登录工作，特别要对每件文献档案资料的保存状况做出科学评估，以此作为抢救保护研究的依据；部署开展大运河全流域专项地上地下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工作，并将相关资料及时组织整理出版，同时，适时启动大运河文献档案资料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并整合资源，建立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平台，面向全社会，惠及民众。
王祖伟：让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成为国家示范
“文物保护利用是一个大课题，黄山市在资源禀赋、工作基础、创建目标、地方重视等方面表现突出，可以通过创建徽州古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持续做好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作，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歙砚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祖伟说。
王祖伟介绍，近年来，黄山市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实施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实施“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黄山市开展生态修复、古建筑维修等，保护皖南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成立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市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工作。强化地方立法，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通过改革创新，开展古民居产权流转试点及认租、认领、认购工作。
“在加强保护的同时，黄山市把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黄山市在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方面，还存在资金不足、“重保护轻利用”、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为此，王祖伟建议国家文物局将黄山市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单位，设立徽州古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将黄山文博项目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库，通过科学细致的创建工作，探索形成文物保护利用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马汉成：加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六盘山拥有很好的旅游资源，增设六盘山长征旅游区为国家5A级红色旅游景区，意义重大。”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马汉成说，宁夏六盘山长征旅游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区”，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的核心景区，范围包括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杨家店至纪念广场2.56公里红军长征微缩景观游步道、杨家店村整体改造的红军村和六盘山长征精神研学基地，总面积为11平方公里，是宁夏乃至西北重要的红色旅游区。
马汉成代表认为，要充分挖掘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六盘山地区的旅游资源具有两大重要意义。首先是有效帮助当地贫困户通过旅游产业实现脱贫。六盘山的红色资源能够全面提升六盘山红色旅游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助力六盘山片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其次是红色旅游景区的红色基因与红色底蕴，能够有效提高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的成色。宁夏六盘山长征旅游区已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第三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下一步，要加快国家5A级红色旅游景区创建步伐。
马萧林：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
“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法人违法专项整治、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和火灾隐患专项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当前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从国家文物局通报的情况看，2017年至2019年，接报各类文物行政违法案件400余起、文物犯罪案件500余起、文物建筑火灾事故 50余起，文物法人违法、文物盗窃盗掘和文物火灾事故依然是威胁文物安全的主要风险。”针对文物安全问题，今年“两会”马萧林将提交《关于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的提案。
马萧林认为，文物是极其脆弱的珍贵文化资源，明确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并向社会人公告公示，是体现文物系统担当负责精神，强化基层文博单位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切实保障文物安全的关键，也是文物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和重要举措。为此，马萧林建议，在进一步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文物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各相关部门监管责任的同时，在全国推动实施文物、博物馆单位文物安全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通过各级文物行政部门有力的行业监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促使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认真履行文物安全职责，切实解决基层文物安全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
一是明确公告公示范围。将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可移动文物，博物馆、纪念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可能发生文物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文物损失的文物安全生产活动场所，纳入公告公示范围。二是明确公告公示内容和方式。公告公示内容应当至少包括：文物、博物馆单位及其管理使用单位名称；各类文物、博物馆单位和有关文物安全生产活动场所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姓名、职务、监督联系电话等信息。可采取公示牌等，在出入口等明显位置予以公示，以方便社会监督。三是明确公告公示的监管责任。各级文物行政部门承担着主要的文物安全监管职责，应当组织指导和监督好本辖区内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实施工作，确保落实落地。
马萧林：将黄河文化研究纳入国民教育 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
全球博物馆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据统计，全球近90%博物馆在疫情中闭馆，有分析认为近13%博物馆可能永久关闭。中国博物馆也普遍闭馆2个月以上，很多馆至今尚未重开，它们面临何种境况？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我国博物馆体系以国有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补充，国有博物馆基本财务状况未受严重影响，但闭馆也会影响经营性和对外合作方面的收入。
此次疫情更重要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长时间闭馆遇上新技术时代，或将改变未来博物馆的开放模式。
河南博物院临时闭馆两个月，其间开展了一系列线上活动，并重新思考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马萧林预见到，疫情中的一些尝试可能会永久改变博物馆，例如，直播等新模式带来的展示形态的革命性变化，以及与公众打破时空限制的联结方式。
马萧林：我今年两会的提案是“将黄河文化研究纳入国民教育 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和精华所在，更是潜力巨大的国民教育资源宝库。
就目前来说，保护传承弘扬好黄河文化，要摸清家底，强化黄河文化资源梳理的顶层设计，尽快建立动态权威的、涵盖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的黄河文化资源库；深化对黄河文化内涵的挖掘研究，规划一批关于黄河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价值等重大课题。
同时，推进黄河文化普及、宣讲和进校园，加强青少年对黄河文化的认知；建立弘扬黄河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和弘扬体系，在电视、电影、网络、新媒体等渠道面向不同群体传播；发挥博物馆、纪念馆、考古机构等作用，推出一批有价值的、主题鲜明的展览，引导艺术创作表演机构和团体创作一批黄河文化主题戏曲、戏剧和歌剧。
拉巴：用科技手段保护西藏的可移动文物
当前，西藏可移动文物保护形势良好，但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却存在潜在威胁。”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大昭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拉巴建议，用科技手段加强西藏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管理。
截至去年8月，西藏已完成全区1305家国有文物收藏单位260789件（套）文物的普查统计，基本摸清了西藏可移动文物数量分布情况。如此庞大的数量，目前的保护情况如何？拉巴表示，很多地市县的可移动文物仍处于传统保护模式，在科技手段应用上起步较晚，无法达到文物保护“十防”（防潮、防干、防虫、防霉、防锈、防光、防尘、防震、防污染和防机械性损伤）的标准。与全国文物保护整体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目前，西藏仅有几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注入了文物预防性保护理念，即以“洁净、稳定”为前提，配置囊匣、文物专柜、低反射玻璃柜、环境调控等保护装备和技术，改善文物寿命及保存的条件。因此，推进科学技术手段在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确实迫在眉睫。
拉巴建议，在各地市县博物馆和寺院，认真、扎实推进文物预防性保护理念的普及工作。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最大限度防止和减缓环境因素对文物的破坏，防止有害气体和病虫害对文物的腐蚀、损害等，防患于未然。
王瑞霞：将文物数字化纳入新基建体系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王瑞霞建议，将文物数字化纳入新基建体系，让文物资源融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建设。
王瑞霞表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文明延续、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物数字化是对文物进行全息记录的工作，是文化资源长久保存并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让文物活起来的基础性工作。新基建，就是建立国家级的数字化基站、基地和平台，为5G时代的到来做好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其数字化建设还没有纳入国家新经济建设体系中。然而，社会上却出现了一些不法之人私自采集文物数字信息的情况，并从中牟利，致使国有资源流失。
鉴于上述情况，王瑞霞建议，尽快出台文物数字化的国家标准，使文物信息采集标准统一，减少资源浪费；在国家层面组成专家组对文物资源的产权保护进行研究，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让文物资源利用做到规范有序；将文物数字化纳入新基建体系，让文物资源融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罗卫东：加速文物数字化信息保护基础工程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等事业”。这让曾经在高校长期分管文科工作的我感触极深。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物。按照文物的不同存续方式，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经考古发现后，进入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保护；兵马俑、良渚、大足石刻、云岗石窟等都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它们长期暴露在地表，面临自然灾害等考验，给文物安全带来威胁。
文物保护，分为本体保护和信息保护，即文物信息保全。我认为，用现代计算机手段、光学手段，采取高品质原真数据保存记录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是我们保护文物安全的基础工程。加速文物的数字化信息保护基础工程，是真正实现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和使文物活起来，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主要源泉的根本基础。保护文物安全，刻不容缓。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受特别深？因为早在20多年前，浙江大学就参与了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等工程。如今，经过几代人的全面参与，浙江大学数字化考古团队目前已在全国22个省区市完成140余项文物数字化考古级别建档工作，为相关文物建立了矿藏级别的档案。
我们在大量的实际工作中感受到，国家文物数字化基本建设，即文化遗产数字化基础建设，并不仅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专业工作或专业管理的工作，而是新时代国家战略转型中新型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我建议，将文物数字化纳入目前已经提出的“数字新基建”建设系统，接入国家数字新基建系统轨道，让文化更好地传承。
朱晓进：推进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
"去年巴黎圣母院大火给各国的文物保护部门敲响了警钟，要更重视文物古迹数字化工作。"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带来了一份关于推进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的提案。他建议，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对推进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循序渐进地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省级重点保护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为文物古迹留下一份"永久档案"。
"对文物古迹的进行数字化保存，有利于文物的修复和保存。"朱晓进告诉现代快报记者，目前三维定向、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全面实现对文物古迹数字化勘测提供了条件。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已有一定应用。他举例，去年世界上现存建在悬崖绝壁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群——山西大同北岳恒山悬空寺，完成了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的建立工作。
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不仅能为其重建提供精准画像，还可以增加文物的呈现方式。"这有利于增加世界各地居民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方便古建筑学、文物学等相关学科的进步与交流，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朱晓进说。
他建议，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对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对文物古迹进行分类，逐步以点带面地推进数字化保存。"数字化保存无法一蹴而就，应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先进行数字化保存，再对各省一级的重点保护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
数字化保存资金从哪来？朱晓进建议，可采取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多渠道筹措文物数字化保存的资金。例如可以通过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划立项拨款和各级政府、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社会民间力量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筹款方式，调动各方对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的积极性。一些有能力承担数字化保存的文物古迹保护单位，应予以政策支持，鼓励其自主承担完成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的工作；而对于一些无力承担相关数字化保存的文物古迹保护单位或无具体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则应由文物保护主管部门牵头协调解决。
此外，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应统一制定相关的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的标准。同时，对于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的从业者也应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和行业标准等。
齐玫: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应有长期规划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博物馆首席研究馆员齐玫表示,将就制定数字化博物馆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条例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她同时建议检察机关借助数字化博物馆的优势,创新检察宣传方式。
“如今博物馆线上平台建设已常态化,已成为博物馆举办展览必做的重要工作。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在扩大博物馆知名度、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齐玫提出,要从根本上保证数字化博物馆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定数字化博物馆建设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条例。首先,要从管理层面建立健全与信息化建设相适应的管理制度、运行方式、政策措施,突出博物馆的专业特色;其次,要制定数字化博物馆长期整体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相关专业技术规范标准,从而保证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可持续发展。
宋纪蓉：文物保护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宋纪蓉看来，国家从立法层面完善文物保护机制显得十分迫切。“虽然《文物保护法》对文物执法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职责不清，机制不够完善，从而形成了对文物保护力度的松懈，对文物维护的迟缓。”她也指出：“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并列世界第一，但在国家立法层面，仅有《长城保护条例》。1987年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等其他5项在国家层面都没有立法保护利用。”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宋纪蓉认为，相关法律补位之后，还亟待提高依法管理水平。“我们需要落实文物保护属地管理和地方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形成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工作格局。”
此外，文物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同样不可或缺。宋纪蓉提出，一方面，应当落实各级政府在文物保护领域的支出责任；另一方面，不妨设立文物保护基金会，鼓励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10年我们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近年来已募得几亿资金专门用于文化遗产保护修缮。”
宋纪蓉指出，只有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才称得上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只有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才能够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
刘广：建设抗联国家文化公园
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住吉全国政协委员刘广建议，建设抗联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抗联文化重要标识，弘扬红色精神。
刘广表示，抗联文化和长城、大运河、长征文化所呈现的资源特质是一致的。“建设抗联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以文化和旅游为核心的全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新符号的需要。”同时，抗联国家文化公园是构建文旅融合体系的重要示范。它以“重走抗联路、感悟抗联精神”为核心，为文旅融合创造实践基地，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将文旅消费内容和多元形式统一起来，强化我国在世界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突出地位，推动我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抗联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操作方面，刘广建议，应完善机制，科学制定规划纲领，统筹历史研究、规划立项、建设实施，由国家和地方共同管理。以“点线带”方式建设，找好“试点”“起点”“中心点”“支点”，“单点+多点”“多线并联”“多省串联”，逐步增扩成抗联文化带，建成集旅游休闲、科普教育、保护研究于一体的、开放的、活态的国家文化公园。“此外，通过‘红农结合’‘红乡结合’等方式，有血有肉地展现抗联精神所覆盖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文生态圈，打造超级红色IP集合，建设全国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发展品牌。”刘广说。
吉平：建红色文化博物馆、展示馆要有规范标准
目前，全国各地掀起了兴建红色博物馆的热潮，这对传承红色文化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少一个基本的指导性规则标准，建设红色博物馆、展示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亟需厘清的问题，十分有必要建立一个指导性的“规范标准”，确保红色博物馆、展示馆建设的健康发展。
关于建红色文化博物馆的“规范标准”，吉平认为，至少要考虑到“红色文化博物馆、展示馆展陈设计应紧扣当时当地的历史、党史，不能以虚拟的、跨时空的方式策划展陈方案。”吉平说，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还准备了《关于在文物征集中取消由提供人出具“文物来源证明”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建设考古取费管理使用的建议》相关提案。
范迪安：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重要回信精神，在美术界、教育界和理论界等都引发强烈反响。人们充分认识到，美育在培养高端艺术人才、提升全民审美素养、塑造青年一代美好心灵、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须着力加强的重要工作。
但是，目前我们的美育工作距离社会需求和人们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学校美育工作中，还存在着以艺术教育代替美育、以知识性和技能性的指标考核代替以美育人的陶冶过程等功利化、简单化倾向。其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美育专业人才培养尚处空白，美育专业教师极度缺乏。在现有美育工作队伍中，除了“艺术学”专业人员外，主要是“美学”专业和“文艺学”专业人员。这几个专业所涉及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方法，应该说还不足以适应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的要求。所以，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战略任务。
1. 充分认识“美育学”作为一门综合交叉学科的专业特点。除了美育的基本理论范畴、中西方美育实践及美育思想史等知识体系外，“美育学”还涉及到美学、文艺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推动美育的发展，需要建立科学完整的美育所需知识结构，只有通过学科建设来整合相关专业知识体系，形成学科的定位，才能培养出专业型复合型的美育人才，使新时代美育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
2、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中设立“美育学”学科，下设艺术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美育学理论四个专业方向。“艺术美育”主要培养面向专业艺术人员开展美育实践的师资；“学校美育”主要培养面向综合性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开展美育实践与管理的师资；“社会美育”主要培养面向社会各界的美术馆博物馆公共美育、设计与生活美育、美育的交流传播等方面的人才；“美育学理论”主要培养研究中外美育史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美育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论等问题的人才。
3.通过“美育学”学科建设，推动美育师资队伍建设和美育理论研究。在加强新时代美育工作的新形势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美育专业教师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已有的美育教师也急需美育专题培训，才能补齐学科知识短板，提升美育专业素养。学科建设更有助于重大美育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面向学校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美的鉴赏力与创造力的提升研究、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在新时代美育中的传承发展等，都是推动中国人民美起来、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课题，尤其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美育学＂学科，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彰显中国教育发展的特色。
许江：加强社区美育建设
美既是人类独特的智性方式，又是每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根基。美育是有关美的智性教育，是对人心灵的一种孕育，也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素质教育、行为教育。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各地艺术家及专业院校面向社会开放艺术专业通识课程，开展网上展演活动，得到了广泛响应，抚慰了人们在疫情期间浮躁的心。在此，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艺术教育和社会美育的重要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既是美育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美育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从而在践行社会美育的过程中，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引领整个社会向上向善向美的风尚。社区美育作为打通社会美育的“最后一公里”，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为此，我呼吁结合当前疫情带来的社会、人们交流方式的变革，提议从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来推动社会美育的发展。
吴为山：美育教育从孩子抓起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两会中提及：美育教育从孩子抓起，同时也要在全民开展。据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2月，全国326家国有美术馆，藏品实际数量已达641362件。如何保护好，梳理好，利用好这些藏品，吴为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吴为山建议用中国美术馆经典作品都可以无偿地供所有的教材编写者所采用，得到了非常大的支持。例如人教版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中，《雷锋叔叔，你在哪里》这篇课文就配上了吴为山的雕塑《雷锋》，当学习这篇课文时，孩子们可以从雷锋欢快、温暖的神情中，感受到一个有情感、有温度、有血有肉的雷锋形象。
吴为山认为，好的作品进教材，这个它可以千秋万代留下去，一个教材比一个美术馆，比一个展览馆还重要，因为孩子们天天要看。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历史，希望年轻人、下一代、子子孙孙来继承传统，激发一种力量。
吴洪亮：充分发挥艺术的心理疗愈功能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艺术是辅助心理创伤治疗的有效方式。艺术是很好的情绪抒发手段，尤其是对心理发展还不完善的儿童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绘画、摄影、拼贴等直观的图像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孩子们传达想法，也能让咨询师更好地理解和判断他们的状态。此外，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也积累下大批具有心理疗愈价值的艺术作品与经验，这些沉淀在民族记忆中的艺术形式能给人们带来文化的归属与慰藉。
对此，我有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如绘画心理治疗的相关内容，让青少年学会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来抒发、转换情绪，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第二，在大学通识课中开设有关艺术心理学的课程，在艺术院校的创作课程中增强艺术心理学的比重，并加强艺术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跨界研究，促进其成果的广泛运用；第三，对疫情等灾害影响严重地区的公共空间形象进行深度规划，鼓励艺术家为公共空间创作具有心理疗愈元素的艺术作品，深度服务更广泛的人群；第四，结合最新科技成果，开发应用程序、可穿戴设备，链接线上的心理自助评估与干预平台，融入具有积极元素的优秀艺术创作，帮助大众以艺术为导向调整生活状态，建构从个体到群体的心理健康实时守护。
刘广：利用公益美育延伸青少儿美育教育
在美育教育出现被混淆、不重视、功利化诸多问题的情况下，究其受到冷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应试教育巨大阴影的依然存在，并在相当程度上与教育工作者对美育的目的、理论及实践、实施形式的认识还有许多盲点、误区有关系，只有让青少儿在”关键时期”有接触美育的机会，才能获得以后对“美”作出反应的能力，而利用公益美育延伸青少儿美育教育是教育的真谛。公益美育是公共服务类的教育，是为整体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并不追求产生的经济效益，却标志着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能够有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显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让每个人都站在认知社会的起点，打破教育资源差距代际传递，用社会公共、公益资源，解决跨越贫富差距、教育不公的难题。用宣传“美”的行为，将美育内容融入到青少儿教育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优秀的传统美德，以此来改善社会公德福利，提高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
建议如下：
一、编写青少儿美育实验教材，探索审美化教学模式与方法，用实验和实践打破对美育设置的神秘感 ,展开对美学问题的深入研究，让人类审美领域千百年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道理成为美育日常，尽可能在每一门课程中都融入美育的因素，把审美欣赏和艺术创造的精神渗透到每门课的教学之中。
二、制定实施《青少儿日常审美行为规范》，以学校为载体，从平时抓起 ,把美育工作切实引向青少儿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学习、劳动、体育锻炼、个人自处、人际交往和周围环境等诸方面对青少儿提出一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审美规定、审美要求。
三、对学科教师进行必要的美学知识培训 ,引导他们在教学中引入美育、渗透美育；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教育，美育课应作为必修课，与其他课程同等重视。
四、用公益广告的传播途径和形式传播公益美育，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引起的社会反响大，增加公益美育广告，以声音和画面为传播载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公益美育广告的内容传播给观众，将会发挥良好的公众美育教育作用。
五、组织教育志愿者、美育教育专家开设公益美育大讲堂，通过线上教学，全国上下一堂课，让“一堂公益美育课”走进青少儿的生活，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公益美育。
六、倡议公益、慈善组织及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设立重点扶持公益美育项目，开设公益美育实践课程，让青少儿都有机会参加美育实践，点燃学习热情，使之受到美的熏陶、美的启迪。
七、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已实现“全国一体系、资源体系通、一人一空间”，这是新时代推进公益美育教育教学模式和服务现代化的必备条件，能更好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选择，将成为公益美育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
八、做好家庭美育衔接，与公益美育形成融合。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将自然美作为家庭美育的重要内容，这是最好的家庭美育素材。
卢禹舜：加强美术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扶贫与物质扶贫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文化扶贫也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落后状态，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其中，美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承和表达中国文化精神的最形象、最有审美感染力的载体，作为最广泛地与群众生活交集，与科技、产业互动的艺术形式以及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最重要的视觉表达方式，既有条件也理应以更加适应贫困地区实际、更加贴近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样有效的形式，更好地发挥美术在“扶志”“扶智”“种文化”“助审美”“培根铸魂”方面的审美认识和教育功能，更好地强化“文化+”“艺术+”或“+文化”“+艺术”的增殖效果，为贫困地区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脱贫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或支持。
建议：（一）从艺术创作方面，面向全社会艺术家设立专项课题基金和人民艺术家激励奖励制度，设计并实施公正、严格、科学、合理的筛选验收和评选机制与标准，激发和鼓励艺术家深入贫困地区，立足于生活实际，以人民为中心，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创作出反映时代生活与变迁，表达人民心声与精神的能够立得住、传得下的优秀作品。
（二）从艺术教育方面，充分调研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和可培育空间，有意识地因地制宜、分类分层、整合资源、分工协作，鼓励跨学校、跨社团、跨机构地联合开展贫困地区教育或培训项目，科学合理探求和利用最便利、有效，兼顾短长期和阶段性目标的教育或培训项目，并在经验中不断总结和优化，使贫困地区逐渐增强“造血”功能。成功的案例可以作为应用型或实践类课题立项推广。
（三）从艺术设计方面，在全面精准调研的基础上，依托、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当地特色优势或民间文化资源，参考我国城镇化建设及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建设目标，联合相关专家和设计团队，研发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的设计方案。通过点对点的设计，对现有社会资源进行创造性重组，创造新的“品牌+产品”“文化+IP”的创新系统，做到既精细化又差异化、个体化。
（四）如果调研不够充分，设计和实施公共文化扶贫、艺术产业扶贫、文化惠民扶贫以及艺术人才扶贫等项目时，则可制定多套备选方案、在实施方式方法的灵活创新上多下功夫，并在筹备与实施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补充。
徐里：加大文化扶贫力度 丰富文化扶贫手段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这已成为做好扶贫工作的共识。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大力气改善贫困地区物质条件的同时，当地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缺乏仍比较突出，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和规划，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扶贫工作全局。
鉴于此，我建议：相关宣传文化部门积极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以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方式，切实调动贫困群众主动脱贫、艰苦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文化扶贫的组织领导，提升文化部门在扶贫工作整体规划、顶层设计中的重要性；完善文化扶贫梯队建设，着重解决贫困地区文化人才短缺问题；加大产业带动扶贫工作力度，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杨晓阳：美丽乡村要落到实处，将中国文化的根系留下来
杨晓阳表示：“美丽乡村要落到实处，就要倡导‘一村一品’。中国的乡村文化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而形成的。不同人群、不同环境，根据实用和美观这两个要求，来建造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一股风地把所有农村都修成标准化，我认为历史上的文化精华、理想美感就会被破坏掉。”
“民间艺术是民族艺术的根系和土壤，民族艺术是民间艺术的树冠和花朵。每一个村子的审美特色都是民间艺术与文化传统的体现，民间传统艺术是民族艺术的根基与土壤。典型的国家保护文物，像故宫是民族艺术的树冠和花朵；而民族艺术的根基与土壤就存在于一村一镇当中。”杨晓阳指出，“只有一村一镇的艺术受到重视，大众教育才能贯穿其间。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中国民间的建筑艺术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将丧失最后的阵地。”
“我们是农业国家，村镇文化是我们的立足点。留住心、留住传统、留住美感、留住我们中华民族这些独特的本源文化，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将所有的农村都搞成一个模样，要倡导‘一村一品’，将中国文化的根系留下来。”杨晓阳强调道。
鄢福初：加强汉字书写审美规范
鄢福初提出关于加强汉字书写审美应用规范管理的议案。鄢福初表示：“加强汉字书写审美应用规范管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整治和监管，二是教育和引导，前者重在汰除俗与恶，后者重在培育雅与善。”他建议加强对大众媒体书写应用的管理，成立媒体汉字书写应用监管机构，出台电影、电视、出版物及其他大众文化产品中汉字书写审美要求的相关法规，并提高各级各类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同时，加强对网络书法字库的管理和引导，加强书法基础教育，提高青少年汉字书写能力，养成正确的汉字书写审美观念，并加强对书法艺术创作的引导和监管。
刘希娅：取消循环教材制度 构建德智体美全面培养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建议要发展素质教育，就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需要从观念上引导人们重视《科学》《音乐》《美术》《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等学科，同时加大投入大力发展相应学科，真正实现学生智育水平的提升，体育锻炼的强化，美育熏陶的增强。
刘希娅认为，目前的循环教材科目选定为《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科学》《音乐》《美术》（或《艺术》），无形中削弱了相应学科的学科地位，助长了学科歧视，致使学生、家长乃至教师自身都无意中形成教材循环使用的是二类科目，是不重要的科目这样的印象，让这些本应在“五育”并举的当下大力发展的科目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建议取消循环教材制度，按人手一册配发各学科教材
倪闽景：将疫情艺考方式常态化
2020年的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比往年来的要稍微晚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根据教育部要求，有关高校均推迟了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不少高校还通过组织线上面试的创新方式，取代了传统的现场校考。
倪闽景提出：教育部有关艺考的新要求，表面上看似是因为疫情期间不能产生大量人员集聚而采取的临时之举，无奈之举。但实际上，是符合高校艺术考试改革的大趋势的。呼吁把疫情期间形成的艺术校考办法，转化为未来艺术校考的主流选择。
他建议，疫情期间形成的艺术校考办法应该成为未来艺术校考的主流选择，其优点显而易见：首当其冲的，是大大减轻考生东南西北赶考的折腾，减轻考生家庭的经济压力；其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艺考生的基本文化素养；与此同时，还能逼迫学校采用现代化技术来开展初选，这也为未来新的艺术教育提供了新的学习空间；最根本的，是进一步增强艺术考试的公平性。
刘月宁：促进民办艺术教育协调发展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是当今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民办艺术教育的发展有效地补充了教育经费的不足，增加了艺术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为更多渴望在艺术方面发展的青少年提供了接受培养的机会，促进了国民素质的广泛提升。同时还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艺术专业人才，满足社会对此领域人才的广泛需求。
为此，我在连续多年关注、调研民办艺术教育的基础上，对推动民办艺术教育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强专项政策倾斜，推动民办艺术教育发展；“破圈”艺术教育壁垒，打通公办、民办艺术教育互通机制；增加“生命教育”比重，让艺术教育成为生命教育的有效载体。
杨飞云：设立建设国家文化艺术核心圈及文旅中心带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艺术场所的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北京作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以长安街为横轴线，众多文化场馆建筑辐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个向东拓展分部的文化热点区域。”杨飞云表示。
“今天首都文化展馆在建设数量、规模水准、展示手段等方面都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杨飞云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国家文化职能机构与民间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共同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场馆重复建设、硬件条件与展品等级质量不匹配、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
他认为，需要依循从中央对首都的战略规划格局与国际一流文化都市的标准，对已有的文化艺术场所进行整合和提升，并适时注入时代观念和社会责任，以加快把首都‘四个中心 ’的目标规划落到实处。
基于此，杨飞云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北京长安街沿线设立‘国家文化艺术核心圈和文旅中心带’，充分利用、依托现有文化艺术场所打造国家顶级文旅名片；并以此契机进一步提升现有文化艺术场馆的品质及美学内涵，加快完善现有文化场所的社会功能。”
李象群：打造北京798 文创产业先行试验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深处东西方文化对话的进程中。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为此，我们多名委员在专项调研后，建议围绕政策环境、市场体系、发展模式等方面，打造集国际文化交流区、国际艺术品交易区和国际设计创新区为一体的北京798文创产业先行试验区，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构建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围绕“两力一出”建设，即“硬实力、软实力、走出去”，多形式助推国际文化交流，完善文化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成为最中国、最世界的文创产业平台，深入落实首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整体部署和要求，坚持守正创新，同时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文化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建议：以北京798艺术区作为试点，以打造国际文化交流区、国际艺术品交易区、国际设计创新区为一体的国家级文创产业先行试验区，构建“高精尖”的文化经济结构，为首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发挥独特作用为目标。探索两方面政策创新，着重扶持优质平台，加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第一，文化贸易、文化保税。积极呼吁调整税收政策，参照大部分国家及港澳地区增值税率在3%-5%之间，将艺术品的交易税率由现行的13%降低至3%，在北京798艺术区试点试行，推动国际艺术品交易加速集聚，拉动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消费产业升级。
第二，精致建设、精品园区。参照老旧厂房改造文化空间相关政策，给予北京 798 艺术区土地规划、建设、工商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支持园区整体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公共服务配套加快实施，为发展国际文化交流区、国际艺术品交易区和国际设计创新区提供精致建设、营造精品园区。孵化创新优质机构，引领国际间文化交流。
第三，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综合推动798 艺术区已开展画廊周北京艺术博览会项目、中法联合美术馆项目、北京国际艺术高峰论坛、798艺术金融项目、艺葩互联网交易平台项目、798儿童美术馆、国际青年艺术家驻地交流项目等一批创新产业项目，以文化艺术服务人民。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四，探索渠道，构建体系。应用政府引领下的市场化战略，以798艺术区为试点，构建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体系，构建文化价值观对话平台及话语权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发展及文化贸易输出。探索创新“文化筑基、政策架桥”的市场化运营体系，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国家发展总体规划，围绕城市战略定位，不断加强政策创新、服务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北京798文创产业先行试验区，积极构建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文化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吴为山带来了“通过艺术加强疫后的国际文化交流”“制定美术馆藏品定级标准”“加强红色题材精品创作，并落实到革命纪念地”“以高质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夯实扶贫攻坚基础”等提案。
吴为山说：“面对种种因疫情而起的谣言、阴谋论和歧视言行，深化文化交流是消除隔阂误会、促进民心相通相知的重要途径。艺术能直指心灵，是最好的沟通交流方式。对此，我认为应在疫后注重通过艺术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抗疫故事，消除误解，增进理解，共同发展。”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吴为山一直没有停止与各国同行的交流，介绍中国艺术家为战“疫”创作的艺术品。他透露，目前正在与意大利、法国方面沟通，将国外艺术家的战“疫”作品引入中国展览，“艺术没有鸿沟，没有距离，加强线上线下的展览，是全世界艺术家和人民共同战‘疫’的一种需求，也体现了文化和艺术的作用”。
骆芃芃：尽快抢救、保护与收藏年迈艺术家的作品和藏品
我国八十五岁以上卓有成绩的艺术家一百多位，他们已步入暮年。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优秀的艺术家，也是新中国成就的建设者和见证人。他们学术精深、艺术杰出、人生卓越，作品和藏品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
他们热爱祖国，不愿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作品拍卖流失，也不愿留给不解其义的后人继承或变卖，渴望捐献给国家。他们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有一个合理的延续。所以，目前亟待有一个国家权威机制定的政策，对他们的作品和藏品有一个妥善的接纳办法，这件事本身也是对他们一生从艺的一种肯定。
张凯丽：建立“手机艺术”概念 通过网络引导社会风气
“手机艺术”应该是以手机为传播平台和生产工具的艺术门类，较电影、广播、电视等艺术来看，与之有交叉之处，应是一个交叉艺术门类，但也有自身特点。其核心特点应是更加具有大众性、更加具有参与互动性、更加具有移动伴随性。而构建这一艺术门类，离不开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教育机构等方面的支持助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部门牵头，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文艺优势，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引导手机艺术良性有序发展。文化、广电部门可在现有的国家级评奖中，与时俱进地设立手机艺术相关门类的奖项；鼓励文创产业园区吸纳、孵化从事手机艺术的相关机构、企业。工信部门可制定相关准入标准，引导、鼓励科研机构研发相关技术，促进手机行业健康发展，从而为手机艺术的构建营造更好的环境。
二、科研机构跟进，深化相应技术研发。以5G技术为契机与支撑，研发出成本更加低廉、稳定性更加可靠、推广性更加广泛的技术，运用在手机中，与相关文艺创作者一起探讨，找出技术难点，攻克障碍，从技术上助推手机艺术发展。
三、教育机构支持，构建相关学科研究。从教育角度来看，手机艺术逐步构建起相应的学科，而该学科无疑也是一门交叉艺术学科，与其他艺术门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自身由于更具大众性、参与互动性、移动伴随性，也随之有其构建学科的意义与价值；高校教师可与相关领域的文艺工作者联合起来，在逐渐摸索“手机艺术”特点的基础上，构建“手机艺术学”，让该艺术门类的人才培养更加专业化。充分利用高校的平台及资源等各项优势，举办相关论坛或研讨会，或创新更多学术形式，为构建“手机艺术学”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相信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和推动中，希望“手机艺术”也能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从无到有并发展壮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为人民群众增添更加丰富的文化娱乐方式、为社会主义文艺增添新的活力。
民进中央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案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增加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渠道，也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但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需要补齐以下短板：
一、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过于单一。《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中明确，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是承担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各级行政机关，也可以是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但不少地方规定，购买主体只能是文化部门，其他行政部门、群团组织实际上被排除在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范围之外。由此导致，只有文化部门一家在购买自己管 辖范围或审批管理的对象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
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不足，社会文化机构有待培育发展。目前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在整个文化事业投入资金中占比很小，且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按政府所需而非人民所需购买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的承接主体主要是文化部门直属的事业单位，或者是国办转企的文化机构。社会文化机构难以享有同等采购机会（被采购待遇），缺乏通过承接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壮大的机会。
三、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缺乏需求针对性，购买提供的文化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各地区在制定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时，往往照抄照搬文旅部发布的指导性目录，未能因地制宜地进行删减，或针对地域特殊的文化市场需求进行补充。同时，由于缺乏内容明确、价格合理、操作性强、便于考核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导致购买文化服务在供给侧方面出现质量问题，“流于形式，完成任务”，不能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尤其是青年人的需求。
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流程有待规范。不少地方尚未建立健全方式灵活、程序规范、标准明确、结果评价、动态调整的购买机制，无法通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和优质为先的方式确定承接主体。同时，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滞后，文化机构难以跨越地域参与公开招标等原因，也难以科学选定承接主体。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范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符合条件的行政部门和群团组织明确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指导其管理的美术馆、专题图书馆、行业博物馆、科技馆等按照购买服务的理念开展创新。
二、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培育人民所需、政府满意的社会文化机构。文化、财政、新闻出版广电、文物、城建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研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有关重要事项，细化指导性目录，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一批专业性强的社会文化机构，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逐 步构建多领域、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三、进一步创新购买方式，提高购买服务质量。建立“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要注重宣传引导，推动各地形成一批政府重视、群众满意的新的公共文化服务购买项目。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舆论氛围。
四、进一步优化服务购买流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建立以项目选定、信息发布、组织采购、项目监管、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购买流程，便于购买主体监管。健全由购买主体、公共文化服务对象以及第三方共同参与的综合评审机制。根据承接主体服务内容和质量，合理确定价格。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研究，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文化服务项目库建设。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信用档案。
（以上73条提案建议为博物馆头条编辑不完全梳理，如有遗漏，欢迎文末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