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相声衰败小史

云也退

前几年，有幸见到姜昆先生一次，很自然的，我们聊起春晚。他说：“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合春晚这种形式了。”然而，之后的几年，姜昆竟然又上了两次春晚，尤其2011年的那出“埋起来”，那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而明眼人早已认定，不仅姜昆的荣光不再，相声与春晚联系在一起的荣光也不可能重现了。若要找一个象征物，我觉得它特像一根点燃后立刻甩灭的火柴，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为了证明它曾是早年春晚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存在。

早年的春晚是什么样的呢？看看视频就知道，那不是晚会，那就是个“春节文艺茶话会”。现在中央抓反腐反铺张反公款消费，许多国有企业的年会精简了程序，不吃饭，只演节目+抽奖，形式上弄得清水衙门一点，就相当于从“春晚”瘦身为“春茶”。1983年，首届春晚的男演员还穿中山装，演员大多兼做观众，观众席里还有几个摆着花和水果炒货的圆桌子，刘晓庆还是“同志”。

“春茶”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同人的联欢，所有人彼此都认识，即使私下不熟，至少看着亲切，都是自己人。姜昆的处女秀，和李文华合演了四个节目，这是他黄金年华中的黄金记忆；马季连演了《山村小景》等三段相声，并且侯宝林、侯跃文也到场了，师徒三代外加父子兵济济一堂，马季当场念观众请侯大师上场表演的点播信，那时相声的声望，堪称一时无二。

节目的质量不差。姜、李的《错走这一步》是当台的重头戏，不过，既是熟人小圈子饮茶谈笑，当以助兴、活跃气氛为上，《错走这一步》分明是个教育类的相声，用一出悲剧，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爹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带着孩子家里拉碎砖头，告诫大家计划生育的意义所在。这是很奇怪的，没有人提出大年三十要轻松点，避免太严肃、太沉重的题材。

可见初创的春晚还没有后来的那些规矩和忌惮，它就类似一群朋友扎堆，每个人自告奋勇出个小节目。只要朋友之间足够亲密，演点什么都有效果，题材、质量都不太重要。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群好友玩嗨了，内中一人张嘴讲了个笑话，明明不太好笑，其他人的即时反应还是会让他十分满足。

看过一篇文章，作者很准确地把八十年代的春晚形容为一个表现“家国情怀”的综艺晚会。这种情怀并非靠串场词表达，也不体现于演员在台上说的台词、喊的口号里。每个演员都是带着这种东西出来，一上场就是一副“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的气质。这种味道，在我的印象里，一直维持到1990年—1991年间，然后很快碎掉。

茶话会时代，刘伟、冯巩只有区区5分钟的《虎年谈虎》给人的记忆那么美好，陈佩斯、朱时茂情节拖沓还有些无厘头的《羊肉串》引得满堂喝彩，都有一个原因：他们面对的观众都确认，表演者是“自己人”，而且，经过了多少年，这种确认增加的感情分还能稍稍打动我们。一个对比：1984年姜昆、李文华演《山乡巨变》，夸赞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新面貌，满篇喜气，表情动作仿佛如临其境，近二十年后陈寒柏、王敏演《今非昔比》，说农民开上宝马车之类，招来的骂声一片。看《山乡巨变》的感觉是：嗯，好真挚的感情；看《今非昔比》的感觉是：粉饰太平，神马玩意儿。

茶话会时代，相声演员起初站在圆桌子前演，和观众同在一个水平，后来立于观众之中，被所有人围着，可你并不觉得他们比别人高多少。这场景其实缩微了一个时代，人群并未明显分化，大家经济水平差别不大，连穿着都相仿佛，你是演员，也就在表演的时候比我高出那么半身，我从旁边望着你，不用仰视你。

十五吃元宵，一勺元宵总得捎带着汤，回忆早年春晚的相声，也铁定得捆绑着那种味道一起回忆。《虎口遐想》这么经典的相声作品，在1987年春晚上的表演质量其实一般，姜昆、唐杰忠各自都有口误，两人的配合默契度也大不如在其他地方的表演版。1988年的《电梯奇遇》也差不多。然而，再怎样的粗糙、不专业，当时和现在，少有人来挑他们的不是，反倒是春晚变成华丽丽的大舞台版后，搜寻穿帮镜头成为闲人每年的乐趣。

1989年是个衰相初现的年份，梁左在《笑忘书》中说，那年的春晚他有三个作品，分别给三对演员表演，本想大干一场，结果《特大新闻》自己估计风险太大，让给了元旦晚会，另两个都给毙了，又临时赶出了个《捕风捉影》让姜昆、唐杰忠去演，勉强同之前两年的《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合成三部曲。《捕风捉影》气息削弱，包袱减少，结构变散，暴露出了一种让人不安的拼凑味，如同一节一节驶在钢轨上的火车，每一节结束时，观众席里像是预设程序一样爆出一阵笑加一阵掌声。

几乎参与了八十年代所有春晚的梁左，是个批判社会意识极强的人，文学修养高，尤其善于黑色幽默。他的那几个作品，纷纷踏到了当时的红线。但那年还有《英雄母亲的一天》，还有陈佩斯、朱时茂的《胡椒面》，给语言类节目撑了门面。“红线”初露，边缘还有点模糊，让《英雄母亲的一天》挤进了空子，慈眉善目却又精通冷面幽默的赵丽蓉开始了她的辉煌。

列位都清楚那是个怎样的关口。黄宏等小品演员是从春晚上起步的，相声演员则还是那些人，如李金斗、陈涌泉，都早已成名，现场的和看电视的观众，冲着亲切熟悉的味道也会给他们掌声，但愈是如此，他们的表现就愈让人感到拘谨、敷衍，感到他们的热情是空洞无物的。他们出不了彩，因为在国家前途未卜的敏感时刻，春晚“春江水暖鸭先知”，已先禁区林立。

“英雄母亲”赵丽蓉的特殊气质让人忽视了讽刺之辛辣；而梁左这类刺头人物，只能寄希望于“负责同志”能这样网开一面地看问题：“揭露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可以起到和正面教育一样的作用。”

禁区浮现，急剧消耗家国情怀的储备。1989年邓颖超亮相，1990年，李鹏、江泽民在零点过后登台献词，跟所有演员握手，信号释放得十分充分；春晚在变质。但是，靠着阎肃等一批老牌晚会才子的撑持，春晚本质上还能维护住早年“春茶”的调子，且在1990年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年，歌舞、戏剧、相声小品，分为三队打擂台的方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点子，三队人，台上台下的互动十分热烈，皆大欢喜的结局，让“家国情怀”现出了回光返照般的灿烂。

姜昆、唐杰忠那届春晚上的《学唱歌》（后通称《歌星百态》），也是梁左最好的讽刺作品之一，但属于“文艺界”（那时还没有“娱乐界”一说）的内部调侃，演相声的挖苦唱歌的。不能不提那届的主持人李默然，沉稳老派，也有股冷味，镇得住场面。《学唱歌》之前结束的是李丹阳和韦唯的两支独唱，牛群一招手：“姜昆，上！”一屋子文艺同人知己知彼的手足情谊，都在这三个字里。

相声若是无法把看表演的观众变成自己人，就很容易落入尴尬的境地。家国情怀，自己人意识，还有演员观众融为一体、主持人由演员客串的设置，稳住了一种有共同体精神的剧场气氛。早年春晚相声能火，主因是这个，而不是什么“针砭时弊”云云。其实，郭德纲等人的剧场相声的发达，旁证了这一点，他们的路径正是对后来春晚扩招、商业化、晚会相声彻底沉沦的反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向早年“春茶”的回归。如郭德纲常说的一句话：“什么是相声？相声就是闲聊天。”

1992年后，“闲聊天”一样的相声还有吗？连一台能让人记住的相声晚会都没有。演员与观众越来越远，表演愈来愈拘束僵化，“端着”的人越来越多。黄宏在《打扑克》里说了句“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不是小品有多强，而是大舞台的形式压根就不是给相声，这种两个人无布景无道具无配乐无角色的自说自话准备的。郭德纲上春晚演《败家子》的失败就是证明；离了观众的参与，不需降温，相声自己就先冷了下来。

1992年、1993年，姜、唐的《美丽畅想曲》和《楼道曲》彻底失败。从那时开始的春晚，最出挑的相声演员是牛群、冯巩，这一对被称作相声的“早期改革者”，主要手段是坚持“子母哏”，将大量的台词和精力用在彼此叫板、拆台上，情绪激昂语言夸张，用不断的自嗨来集中观众的注意力。《拍卖》和《点子公司》倒是有点动员观众参与的意思，但牛、冯二人总是牢牢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咳唾成金，再也不可能做到像《学唱歌》里的姜、唐那样走进观众堆里。春晚丧失了“初心”，台下都是陌生人，握谁的手都是凉的。

或许当年的团结也不过是个幻觉，是一种靠各种力量勉强维持的亢奋，但是，过去的人恐怕很少明晰地思考过，“上春晚”可以成为一个演员成名进阶的资本，就好比刚开始脱离家庭的小学生，视班主任为家长的替代，很难想到那也是一份挣钱养家的工作一样。它的清新质朴，是由此而来，与民同乐是一种简单的信仰。

现在我们有许多新相声可听，无需像当年的人那样依赖春晚，春晚之于相声，除了能给演员提供一笔爬升的资本外，只有一点象征意义。“能不能让观众半分钟乐一次”折磨着老演员，却难不倒新人，因为搞笑，以及快速搜集、攒编笑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我们纯用“笑点”之多寡来衡量一段相声的好坏。“笑点”这个词的出现，说明受众的世故圆滑，说明市场的冷酷和人的惟利，已完全改变了相声生产的生态。

不能搞笑的人，市场主动淘汰之。在这种情境下，老牌演员们的坚持显得特可悲，他们的思维和审美，远远赶不上市场主导下寻求刺激的观众。还有朱时茂和陈佩斯，《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那类具有西方风味的喜剧，至今鲜有后来者，但那些呼吁他们“回春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早已选择流亡，已没有一个名叫“春晚”的地方可供他们回去了。

犹太人爱说一句话：千万不要在单人筏上拔河，如果你不想掉水里的话。

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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