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渔邨：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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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渔邨
求学之路艰辛
沈渔邨于1924年出生在离杭州西湖不远的将军路上的一所老房子里，父亲是邮局属高级职员，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主的能力与性格。沈渔邨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1937年6月，沈渔邨从浙江杭州盐务小学毕业，8月入读杭州市立初级中学。但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入学仅3个月的沈渔邨便不得不随家人离开杭州，前往上海。1940年6月，初中毕业后沈渔邨考入上海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读高中。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局一片混乱。1942年11月，公立扬州中学被迫关闭。刚刚完成高中第三年上半学期学业的沈渔邨又一次面临失学。1942年底，在老家商人的帮助下，沈渔邨和父亲一同离开杭州，抵达开始准备报考西南联大。1944年6月，完成先修班学业后，沈渔邨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同年9月，沈渔邨成为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一年级的新生。1945年9月，沈渔邨在物理系读完一年以后，转入了生物系，就读医预科。
进步青年参加革命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学习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进步气氛浓厚，学生经常张贴进步壁报、进行演讲及其他社会活动。在民主思想的熏陶下，沈渔邨的内心深处也悄然发生着变化。1946年5月，西南联大开始北返，沈渔邨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
1946年10月，北京大学医学院正式开学。在这里，沈渔邨开始了她的学医生涯。沈渔邨回到北京后，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部工作，很快就显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当时，鲍敬桓作为卫生部副部长，是统揽全局的领导，沈渔邨很受鲍敬桓的器重。1949年5月，沈渔邨服从组织安排，返回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1951年3月，沈渔邨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提前2年结束学业，这固然使一向勤奋好学的沈渔邨感到些许惋惜，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将等待她去奋斗。
留学苏联喜结伉俪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务院迅速制定了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与此同时，大量培养国家急需优秀人才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决定选派300余人前往苏联学习，其中有医学生30人。
临行之际，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学习任务书。这份任务书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详细写明了每个人赴苏后的学习纲要和重点学习任务。大家所学内容五花八门，从基础到临床，再到卫生管理，医疗卫生的专业几乎无所不包。1951年8月11日，教育部在老北京饭店设冷宴会，给全体留苏学生饯行。周恩来总理亲自讲话，热情洋溢地勉励大家奋发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留下十六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大家在钱信忠的带领下，向总理敬酒，表达了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决心。
抵达莫斯科后，全体学员临时被安排住在起义广场的莫斯科动力学院宿舍。8月26日，苏联高教部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按照留学生出国前的个人志愿及苏联的实际情况，拟定方案，给留学生分配了不同的学校。他们很快就陆续被各单位分头接走。30个医学研究生兵分两路，有14人去了列宁格勒，而沈渔邨等16人留在了莫斯科。
沈渔邨最初到苏联是学习抗生素方面的知识，但1952年，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已学习一年的沈渔邨接到了国内的通知，由于国内奇缺精神病科的医生，上级让她转学精神病学。沈渔邨又一次服从了组织安排，转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精神病科改学精神病学。没想到这成为了她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40年后，当黎莉医师问及沈渔邨院士，当年在苏联你被要求改换志愿时，你当时有什么想法？她淡淡地说：“我没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走了搞精神病学这一步，我一直没有动摇过。”
沈渔邨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学校里也曾讲授过精神病学，但毕竟不成体系。沈渔邨无疑面临着新的挑战，她需要自学精神病学方面本科的课程。但是，这些都没有难倒沈渔邨。1955年8月，沈渔邨从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有关强迫状态的治疗及病理生理机制”，部分内容发表在1959年的苏联精神病学杂志上。同年9月，她荣获斯坦汉诺夫突击手奖，以褒奖她的勤奋和优秀。不得不说，莫斯科确实是沈渔邨的福地，她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与当时留苏学生总书记，后来的共和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志，从相识到相恋，并于1955年6月回国前夕结为革命伉俪，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生活。
2005年，沈渔邨和钱信忠在北京家中的金婚纪念留影
迎难而上硕果累累
1957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使用氯丙嗪治疗后周璇即将复出的消息。沈渔邨的第一反应便是，氯丙嗪改变了大脑的生化反应。这种猜测，后来便转化为她从事精神药理研究的起始点。1962年，沈渔邨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精神（神经）生化研究室”，开始探讨神经介质与精神疾病及精神药物的关系，以及神经介质在精神病理及精神药理中所扮演的角色。1964年，由张文和和沈渔邨合作撰写的有关“5-羟色胺”的论文发表。让沈渔邨没想到的是，就在这2篇文章发表不久，国外精神病学界便知晓了沈渔邨这位中国的精神病学家。
1973年，北医三院恢复了精神科的建制。沈渔邨被推选为精神科主任，此时我国精神病学学科的严重倒退，亟须恢复和发展。1974年6月，沈渔邨从我国社会文化、卫生系统的特点出发，在北京市海淀区11个公社、19万农业人口中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1977年2月，沈渔邨组织完成了北京市海淀区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在海淀区11个人民公社和一个国有农场，进行了精神病三级防治网的建网和流行病学调查，寻求了一条解决广大农村精神病患者医治难问题的途径。
1978年3月，为了及时向国内同道介绍国际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的进展，反映建国以来我国精神病学发展和防治工作的经验，推动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尽快缩短和弥补我国精神病学于由文革造成的差距。在沈渔邨的倡议和组织下，全科医生与国内有关兄弟院校共同编写了《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1980年10月，沈渔邨主编《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正式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后来成为许多医学院校精神病学的指定参考书，对我国精神病学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的大门终于再次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学术界再次与世界有了联系。WHO开始对中国很多不同的学科给予一定的资助，其中也包括精神病学。1979年3月3日，56岁的沈渔邨作为访问学者远赴丹麦、英国、瑞士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参观访问学习，并在英国接受了WHO的培训。7个多月的奔波，走过了一家家单位、机构，沈渔邨对国际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有了清楚的认识，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从国外访学归来后，沈渔邨下定决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1980年，在沈渔邨的邀请下，WHO的副总干事兰博和精神卫生司司长N.Sartorius来到中国，他们也提议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并建议以此为中心开展工作。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彭瑞骢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跟钱信忠部长、卫生部医政司的一个司长，还有沈渔邨，跟N.Sartorius详细讨论了相关事宜。就这样，精神卫生研究所于1980年3月，经卫生部和北京医学院批准，北医三院精神科独立建成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这是一个集医教研于一体的独立机构。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沈渔邨的欧洲之行，如果没有N.Sartorius的建议，没有卫生部和北医的支持，精神卫生研究所不会这么快就成立，WHO与中国在精神病学上的合作也不会开展得如此之快，也不会如此顺利。
1982年，陪同N. Sartorius到山东莱阳基层参观考察
精神卫生研究所成立3个月后，就与WHO举办了第一个研讨会“WHO/北京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学术讨论会”，这次研讨会历时2周，对中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这次研讨会结束后，沈渔邨便开始着手推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流行病调查。1982年7月1日，由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以及西北六大地区12个单位协作的大样本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完成。这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份科学地反映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状况的完整资料，为国家制定精神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学术水平。
沈渔邨在与国际精神病学界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也为精神卫生研究所带来了很多助力。沈渔邨本身所具备的能力和品质是获得国际认同的前提。1986年，沈渔邨被挪威科学和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也是在1986年5月，沈渔邨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的第138届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年会，并作了特邀发言，同时被邀请做特约学术报告的还有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沈渔邨的这次报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与会同行的高度评价。1990年12月，沈渔邨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院士。
2004年，沈渔邨已81岁高龄，陆续将研究所的工作交给了别人，但她工作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息。沈渔邨是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副会长。1994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从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分会中分离出来。从此，精神病学科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这是中国精神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
沈渔邨曾经写过一段话：“精神科和许多学科有交叉重叠。要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进行交流、宣传自己、学习他人的经验，包括学习国际同行的经验。我们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包括医疗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的挑战。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配合乃至引导变革，使之向着有利于专科的方向发展，将是我国精神科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展望新的世纪，应该说是希望与挑战同在、困难和机遇共存。然而，有压力才有进步，深信我国的精神科一定能够战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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