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旭：法律共同体靠什么维系？

（ 周东旭    财新网记者 ） 

    “撕裂的共同体”正成为学者、法检、律师等最为关心的话题。

　　6月19日，南开大学举办“新开法共体论坛”，这一旨在法律共同体相互交流的研讨平台，汇聚了50多位法律人士。论坛研讨内容开放，由嘉宾自由提出与法律共同体建设有关的主题，而后与会者投票选出其中最感兴趣的4个展开讨论。

　　其中，“撕裂的共同体”得票最多。会议组织者、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桐辉表示，讨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促成法律共同体，而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观察、思考法律共同体的契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李训虎在主题发言时感叹，针对一些热点事件的讨论，不同群体有明显的不同看法，法律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甚至不少人谈不到一起，毅然退出微信群。

　　李训虎的说法在接下来律师、法官的发言中得到验证。广西的“撕裤事件”是近期搅动法律共同体情绪的样本之一。当然，在不同法律群体中产生较大争执的事件不限于此。

　　一位律师认为，“争吵有悖于法律人的理性平和，个案导致生态圈撕裂，公安、检察院、法院与律师互相进攻，与个人修养有关。”但是，仅仅归结为个人修养，能解释当前的“撕裂”吗？

法治理念能凝聚共同体吗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作翔在主旨演讲中提出反思意见，全国近30万律师，20多万法官，2015年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951多万件，审结、执结1671多万件，出现广西“撕裤”这样一个事件，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法官圈和律师圈转发的观点和角度很不同。”一位离职法官发现，司法人员大多认为撕裤肯定是事出有因，大多相信是律师刁难法院，给正常审判带来困扰，而后抓住一些小瑕疵，大做文章；而律师圈则认为，就是法官刁难律师。双方立场都很鲜明。

　　法律共同体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但是，利益往往又是具体的。在刘作翔看来，不同法律职业人的角色和立场不同，很容易导致意见上的不同，或者说正是由于背后所代表的利益的不同，导致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的不同。

　　完全用“利益共同体”来界定法律共同体，可以概括全貌，却未必能体现内部的利益分化。事实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口号提倡多年，多大程度已经内化成法律人的共同理念？部分与会专家表示并不乐观。

　　实务界法律人士大多认可法律共同体的存在。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政治处主任罗猛表示，不管是否认可，法律共同体都是存在的，而标志之一就是，必须有共同的志向和目的。

　　“唐僧带领徒弟西天取经，目标一样，但是，每个人的目的却是不同的。”罗猛希望以此解释当前法律共同体面临的“撕裂”。

　　刘作翔将其归结为一种共同拥有的法治理念、价值追求和法治信仰。这需要建立在共同的知识训练基础上，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将知识与理念划等号。

　　包括李训虎在内的多位与会专家均提到，建立法律共同体，需要着眼于高等教育，从根上入手。

　　但是，如何培养法治信仰，如何塑造法治精神，亦有专家点明当前困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汪庆华认为，“撕裂”源于深刻的社会、文化、政治根源，社会无法为法律共同体提供基础保障，“社会土壤即使不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盐碱地。”

　　“其实，这就是社会共识破裂在法律共同体的映射，政治力量对法律的干预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明显。”汪庆华说。

制度的桎梏还有多重

　　那么，没有政治条件、社会土壤的支撑，法律共同体是不是就一定无望？在讨论较为充分的会场，基于理念认同的乐观看法占多数。但是，除了理念，制度层面的桎梏不容小觑。

　　以法律共同体的相互流动为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并施行《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内容逐步细化落实。

　　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后，最高法院就曾在北京公开招考律师，最高法院四个“五年纲要”均提出从律师和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遴选法官的举措，但类似努力终究很难突破固有体制。罗猛亦指出，能否从机制上促成双方的良性流动，至关重要。

　　汪庆华表达了另一种担忧，“有些律师、学者去做法官、检察官，很大程度上是去做官，看重的是‘官’字，而非‘法’字。这种交流只是形式上的，不具有太大的实质价值。甚至，实践中对法检也可能造成不公平结果。”

　　汪庆华认为理想的格局应该是“自由的、有序的自然流动。”而自由流动还不仅限于法律共同体内部，法律共同体在政治结构中未来也应有其上升通道，“不可能脱离政治结构，构建真空中的法律共同体。”

　　无论是法律共同体内部，还是法律共同体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良性流动仍需一系列细化制度的支撑。目前，这方面的供给是不足的。

　　如果说遴选代表了不同法律群体之间的“共通”，那么，在某个法律群体内部，也逐渐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而这一分歧，又关涉法律共同体赖以存在的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

　　一位行政审判庭法官介绍，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一些“抉择”，比如，有些案件的事实完全可以取得一致意见，但是，由于行政诉讼多涉及政府部门，对于法外因素的考量就可能大为不同，有的法官会以“大局”为重，而有的则会坚持以“法”为重。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审判理念。”上述法官表示，这种情况可能在各地审判中并不鲜见。

　　对于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比如法院和检察院，一位与会法官列举了审判实务中遇到的与检察院监督权有关的“尴尬”，甚至担心检察院既是公诉方，又是法律监督方，很可能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对此，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董坤表示，法律监督权并不是一种实体处分权力，而是检查督促有关机关和人员自行纠正违法行为。这种监督关系的实质不是要被监督者必须服从监督者，必须按照监督者的意志纠正自己的错误，而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之间的一种制衡关系，它要求被监督者必须重视监督者的意见，重新审视检查自己的行为。

　　所以，“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并不是要法院完全按照检察机关的意志改变法院的判决，但是它必然引起法院对判决的二审或再审。至于法院最终如何判决，那是审判权的范畴。审判监督不影响法院独立自主地做出判决。”董坤说。

　　事实上，如何更好地理顺检法关系，是多年来一直探索但仍有待深化的课题。随着司法改革逐步深化，双方关系定会有微妙变化和调整，最终仍有赖于顶层设计。

　　法律共同体建设与法治进程密不可分。2000年前后，随着司法改革逐步推进，日益强调队伍专业化，法律共同体概念首先在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

　　2002年，牡丹江召开“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研讨会。这是一次较高规格的研讨，来自学界和司法界的人士，展开广泛讨论。

　　当时参会的刘作翔回忆，“当年讨论的有些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有些可能依然存在。”

　　法律共同体其实一直在前行路上，或快或慢，乐观有之，也不乏悲观态度。

　　在6月19日的研讨会上，一位有着25年审判经历的高级法官透露，由于个人原因，自己即将离开法官职业。但她愿意相信，只要坚守，“法律共同体一定可以实现。”

 （原文发表于，财新网2016年6月23日观点频道。周东旭是南开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优秀法律人。感谢东旭，感谢各位法律人的那次精彩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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