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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以下简称《叫魂》）在貌似平淡无奇的历史资料背后爬梳出历史的吊诡及符合情理的逻辑演绎。在“叫魂”事件中，乾隆皇帝与大臣们频繁的奏答之间，可以发现皇权与官僚群体权力之间存在相互制衡，司法人文精神闪烁其间，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那个时代司法案件运作图景。
“叫魂”事件发生在1768年，从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妖术恐惧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 一些学者对《叫魂》及其背后的司法权力运作机制进行研究时，均异口同声地论断：“叫魂”事件显现出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常规权力与皇帝的专断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如果仅仅是双方之间权力的碰撞与博弈，那就忽略了督抚级官员系基于皇帝的信任与直接任命这一考量；而且，在一起与自身利益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案件中，与皇帝进行权力博弈显然不符合常理。笔者以为，采用边际均衡概念对此现象进行阐述，或可还原出该起事件中司法权真实且合乎历史逻辑的运行规律。 将边际均衡理论引入司法权运作的解析，并非对权力运作的微观省思，而是兼顾考量诸多外部制约性力量之下，司法是否应该、是否可以，以及如何保持独立品格并妥善应对外部压力。如果我们冷静客观地对司法权运作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无论古今中外，司法都不可能与政治、社会、思潮等完全隔绝，关键在于划分二者的合理界限，从而寻求最佳平衡点。 清朝的官僚阶层，大多数行省长官都有一定的司法经验，这通常来自于将他们带入行省官僚圈的按察使一职。儒家文化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主张，知识精英不存在因为“叫魂”案件所带来的“想象的危机”。在妖术恐慌发生的两个月内，不论满汉，没有一个省级官僚主动向皇帝报告过妖术事件。 随着妖术事件升级，乾隆皇帝加大了对行省官僚的压力，如对两江总督高晋，乾隆皇帝在廷寄中批示：既然别省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江南的官僚表现差劲，而他们的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这无异于赤裸裸的恐吓。即便如此，行省官员中的法律精英群体还是表现出了足够坚定的意识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强大政治压力。 江西巡抚吴绍诗，是一个著名的法律世家的大家长。“叫魂”谣言早在6月中旬就传入江西时，吴巡抚并未奏报此事。他后来对乾隆皇帝说，他曾口头命令下属对可疑的行旅保持警觉，但没有发现剪辫的事。乾隆皇帝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克制，只是温和的驳斥：对谣言未加奏报是汝“误矣”。 清朝的军机处大臣在该起事件中扮演着中央司法官僚的角色，他们的职责就是按照皇帝旨意探寻案件真相，在不触犯皇权尊严的基础上，将案件处理从非正常渠道转移到安全轨道。整个“叫魂”案得以翻案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们的积极作为，他们敢于告诉皇帝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在“叫魂”事件尚未引起全国范围的大恐慌时，浙江萧山县衙的蔡捕役敲诈勒索而未遂，于是制造虚假的证据将四个游方僧人逮捕。不过，最终经按察使审讯下，捕役承认了构陷他们的事实，被拘捕的僧人获得了补偿后获释。因此，在所谓的“妖术”案中，我们发现省一级的司法官员的办案是经得起检验的。 不过，在事态变得越来越严峻以后，低级的官僚阶层缺乏抵御政治压力并独善其身的政治资本，他们被迫裹挟到这场闹剧中，最终他们也由于对无辜嫌犯滥刑逼供而遭到弹劾，不少杰出官员的宦海前程因此毁于一旦。 清代司法并非“自我参照的封闭系统”，乾隆皇帝和地方官僚特别是督抚一级的官僚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单向度集权控制，而是存在复杂的维度。在“叫魂”案中，官僚体制、法律制度及祖制遗训，甚至礼仪和道德准则，也是一种制约因素。乾隆皇帝对于各省督抚的怠责怒不可遏，然而在大力督斥的同时，却也小心翼翼指出不可进行刑求：“人犯一经拿获，应即详析讯问，若审判却系无辜，应急为省释。” 因此，单纯将“叫魂”案件看作专制皇权操控司法是不妥当的。皇权在司法运作中并非循着独断性的逻辑演绎，均衡态势在隐幽的权力博弈中得以实现。 边际均衡要得以实现，根本上在于政治问题法律化。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在“叫魂”案中完全采用了法律化运作方法。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这场魔幻色彩的案件中，政治问题法律化被部分实践。 任何一个朝代皆视冤狱为不祥之征，不利于政体维和。双方共同目的取向，使得双方在公正司法上具有维持边际均衡的可能。这也就解释了，在公正司法上，皇权与官僚群体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共同点。 如果边际均衡一旦失守，双方都可能会失去安全屏障。在维系双方共同利益点上，官僚精英群体的表现令人称道。 最终，荒诞的闹剧得以收场，正是由于几位军机大臣发现了证据上的错漏与荒诞不经，而敢于向皇帝禀明所发生的一切。那个具有法学世家称号的江西巡抚，在“妖术”大恐慌发生时，岿然不动；皇帝督责时，他虚以应付，什么都没做。这一定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否则，他何以在“妖术”案结束后得以升迁呢？发表于《检察日报》2019年7月5日。图片为《叫魂》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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